国基会总裁康德苏1998年2月26也再次促请日本采取更多的财政措施，以支撑其衰退的经济。康德苏在同法国总统希拉克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后说：“日本已经采取的几项措施，1998年年财政预算是相配合的。”不过他指出：我认为，还必须加点什么，以推动日本的经济。”康德苏说：“我希望日本很快就能够制定出有关措施，也即是在国会对目前的财政预算进行过投票，而政府也立下决心以后。”他强调：“全世界非常重视日本在近期内，为稳定其银行体系和推动经济复苏所能够和必须采取的措施。”
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尾声幸次最近称，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尾声幸次说：“日本已经摆脱了1997年12月和1998年1月所经历的危机形势，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已普遍改善。”这是尾声幸次几个月来第一次以这种积极的语气评论经济形势。经济企划厅长官专门负责对经济状况定期发表评估。他说，日本国会在1998年2月讨论了到1999年3月为止的年度预算案，此案能否及时获得通过并不十分重要。尾声幸次在记者会上说，日本经济“将逐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国基会正极力敦促日本的邻国修正它们的增长幅度的时候，克林顿总统便已力劝日本在自己内部支撑起其经济。这样一项政策可以减低全球金融大溶化的风险，并帮助整个亚洲区域从危机中脱身而出。
这样子的打气可通过好些方法来达成。日本可以依赖金融诱剂，将税务减低和提高政府开销，也可以尝试解除对经济管制，希望由此而导生出人人花钱消费的局面，以促进日本内需。种种迹象证明，解除的步骤协调得好，将可在日本激发一场新的经济繁荣。例如1994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东京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解除对流动电话市场的管制，结果随身电话增加了超过10倍，而流动电话的经营者在新的系统上投下了130亿美元。如果日本可以调动它的政治意志来处理它的烂账问题，而不是让它发脓以至溃烂，如果它能解除对交通业、零售业、金融业、农业和药剂业以及其他行业的管制，结果将是爆出一股足以振兴日本和刺激整个亚洲奋身而起的活力。
平行而论，桥本也的确承诺过要落实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及治理上的改革，否则就在试验中“玉石俱焚”，而他也正监督一场将为金融领域引进更大竞争的“创世大爆炸”的事前准备。但剧情的发展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有深远影响的提案提出来，经过一番辩论，便在既得利益人的反对下胎死腹中了。“在日本政治里，人们总三天两头说他们将着手办事了，但他们却要先化上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最后定论。”三菱企业总裁牧原登说，可我认为，时间和速度是其中的要素。
桥本是很不乐意以另一个途径来刺激经济的，即通过削减税务和增加政府开销，原因是他对财政开源节流有着根深蒂固的执着和对出超的开销怀有反感。他说，出超开销是尤其不负责任的举措，因为人口正在老化，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里将需要用到庞大的支出。
日本经济的放慢和险些儿就要出现急转直下的萧条，是亚洲危机的核心问题。日本资金来源在全世界占有一等地位，意味着它的银行若继续倒下，输出贷款和资金的导管将被阻塞。亚洲的国家需要出口到日本去以撑住它的经济，但一个萎靡不振的日本又怎么来购买他国的货品。
日元的持续下跌也将伤害到源自亚洲其他地方产品的竞争力。这将给这个区域制造出一个大家竞相贬低币值的险局。如果日本容许日元一跌再跌，以使它的出口可以跟韩国出口竞争，那中国和其他国家也许不得已只有动了效尤的心，从而展开一场教人眼花撩乱的币值贬值大竞赛。
另一个相关的风险是，日本和其他国家都将试图通过出口在危机中打开一条出路。但这个策略会产生一股洪流般的出口浪潮，各国产品竞相涌入美国，导致美国国内拥护自由贸易的共识慢慢流失。“我对我们不会重演二、三十年代、斯穆特－豪利以及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人类是不完美的。”史丹福大学的亚洲专家欧克森柏说。
长久以来，日本一直渴望在亚洲扮演更大的角色。亚洲发生金融风暴事件，本应是它扮演这一亚洲角色的最辉煌时刻，通过拯救整个区域脱离经济动荡，以赢得亚洲人的感恩戴德。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它自己也陷入了危机的泥淖里，如今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日本人很担心亚洲，但他们更担心日本本身。”位于东京的奎夫大学国际关系学者义秀副文说。“救亚洲脱难是做不来了，反而是日本自己需要别人来救它。”
桥本最近在宣布日本“的确还没有自大到认为自己可扮演推动亚洲前进的火车头”时，倒确实表达了时下日本在经济困顿时全体国民的复杂心态。结果是，日本在亚洲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部分属于银行家和随员，这是美国财政部所派发的角色。日本为韩国的那整套援救计划呈上了100亿美元，但这场援救是华盛顿在挥动指挥棒。“如今正出现了把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看作是救世主而不是日本的趋势。”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东南亚专家阿拉卡巴说。
中国是最后一块倒塌的骨牌
正当亚洲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受到金融风暴冲击之际，“中国能否幸免”已成为近期西方媒体炒作的热点。1997年月1月28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和《纽约时报》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早晚当灾，而若干国际证券行则力言，除非中国将人民币贬值，和亚洲邻国竞争出口以保住优势，否则中国的增长速度势必放缓。
前面已提及到一个重要观点，即未来亚洲经济的稳定和复苏端赖中日美三个大国，三个大国经济形势的任何异动，都对东南亚、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结构相同。亚洲各国在危机中暴露的种种弊端，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随着金融风暴的发生、发展，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东南亚各国货币的相继大幅贬值将对中国经贸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着人民币是否象一些人说的非贬值不可？中国是否会最终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最后牺牲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以下将要呼之欲出的讨论议题，在分别分析了美国和日本因素后，我们将进一步考察中国因素。
笔者以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尽管堆积如山，但爆发危机的迹象并不明显。《纽约时报》在一篇唱衰中国的文章中，列举了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中国外债高企、国有商业银行隐藏大笔坏呆帐等等问题。这些情况确实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放缓，但并不足以掀起一场如同亚洲各国那样深重的经济危机。理由很简单，即使上述问题真的恶化，其影响不会遍及每家每户。80年代以来的中国几次经济危机其实是与通货膨胀有关，通胀上升意味着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千家万户无一幸免，这才是威胁中国的真正大患。
金融体系仍未完全开放，是另一重保护中国免于陷入经济危机的安全网罩，由于绝大部分商业银行都由政府拥有，并无倒闭之虞，中国人民对银行体系有高度信心，加上人民银行调控经常保持存款正利率，令大量游资存留在银行体系，保持极高的储蓄率，发生在东南亚国家及韩国和日本的银行倒闭潮不会在中国上演。
过去一些年里，中国外债总量上升，但各类指标都在安全线内。尽管中国的外债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项主要债务指标始终保持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外债总体形势赤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在接受新华社书面采访时说，1993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措施，在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对外开放，逐步放宽经常项目外汇管制的同时，切实完善了对资本项目、特别是外债的监督管理，使外债结构趋向合理，外债总量和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据官方统计表明，1996年中国的外债总量增长不到10%，比“七五”（1986-1990年）和“八五”（1991一1995年）计划期间平均增幅分别低10个和5.2个百分点。至1997年6月底，中国的外债余额为1186亿美元，仅比1996年同期增长8.3%。其中，中长期外债占88.5%，短期外债仅占11.5%，风险相对较小。
1996年年底，中国的几个主要外债指标分别为：债务率75.6%，低于100%的国际通用标准；偿债率6.7%，低于20%的国际通用标准；负债率14.3%，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指出，就规模而言，中国的外债总量与经济实力和收支状况是相适应的。各项指标说明，90年代后中国的外债规模开始由高速增长期转入稳定发展期，政府的外债管理是基本成功的。
自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风暴开始蔓延后，中国领导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早在1997年9月下旬世界银行年会前夕，中国现任总理朱熔基（当时还是副总理─作者）就在香港透露，中国将于11月份召开旨在防范金融风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事实表明，中国领导人明白金融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12亿人口的中国作用就更大。一旦金融发生重大问题，势必对全国的稳定局面构成威胁，而全国若不能稳定，则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受到影响，甚至将不稳定因素波及亚洲及全球。正因为如此，中央和国务院于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恰到火候、正逢其时。会议借以正确评估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充分认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中国的银行结构推向现代化。在中国金融领域层次最高的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李鹏和朱熔基均相继作了讲话。江泽民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江泽民指出，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在亚洲多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而中国正在开创金融政策与发展新局面的情况下召开的，要以亚洲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为教训，检讨中国金融领域潜在问题，然后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他警告说，由于中国正处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的起步阶段，面临着各种新问题，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样板可以照搬。如果因发生局部问题而引发全局性金融风波，或因某项决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不但对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造成冲击，而且会导致社会震荡。而中国又不能指望在发生金融危机时获得外国援助，因此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朱熔基指出，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但主要还是管理制度和监控机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样是中国金融领域里存在的问题。他表示，现在有些地方领导人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搞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无视中央有关金融政策和规定，以个人意志代替法规，出问题不上报，把责任推给其他部门，甚至把违法违规视为解放思想，弄虚作假，包庇违规活动，这些都是金融领域里的隐患。他承认，政府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对领导干部失职渎职的监管没有严格照章执行，是中央工作上的一大过失。他警告说，会后哪个地方金融发生风波，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哪个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承膂b责任，绝不能允许有章不循，有令不行。
针对金融领域存在的隐懮，这次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显着提高金融业的经营和管理水平，基本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隐患，增强防范和抗衡金融风险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会议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开创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强化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并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机构体系；必须依法治理金融，大力整章建制，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为金融良性循环创造好的经济环境。
为了更好地落实上述决策，会议宣布成立中央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朱熔基；副组长：李岚清；成员：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李岚清负责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的组建工作。吴邦国负责国企改革，包括政企分开、投资体制、经济结构调整、下岗职工就业等工作。吴仪负责对外经济，包括外贸、外来投资、对外债务等工作。温家宝负责对金融、经济监管，包括金融债务市场、对外贸易、驻外部属中资机构领导层的操守等工作。北京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央金融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当局已经将金融工作视为关系全局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项决策有助于金融管理工作的良好运作，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