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需要我，我就选择去哪里，这是我一贯的风格。 —戴尅戎
戴尅戎，1934年6月出生于福建厦门，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骨科学和骨科生物力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考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75年起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工作，逐步建立独立的骨科并担任主任。1982年创办中国医院内最早的骨科生物力学研究机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骨科生物力学研究室。1993—1998年任第九人民医院院长。1995年起任第九人民医院临床医学院院长。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年出任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现任数字医学临床转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临床转化基地主任。戴尅戎主要从事人工关节、形状记忆合金和其他生物材料的医学应用、骨质疏松症、骨折内固定、干细胞和骨与软骨再生等领域的研究，并获得创新性成果。他还曾担任世界华裔骨科学会会长、亚太人工关节学会会长、国际多学科生物材料研究会副会长、骨折内固定学会理事等众多学术职务。
七月末的上海清晨，穿过熙熙攘攘的第九人民医院的住院部，在 7号楼13楼骨科病房的走廊尽头有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阳光透亮，窗外可以看到横跨浦江的大桥和瑰丽的世博会园区。房间内的摆设朴素典雅而又一尘不染，墙上一幅磅礴的草书“业精于勤”，昭示着主人的座右铭。书柜倚墙而立，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其中不乏早已泛黄的书本。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坐在办公桌前，微笑着同他的学生们讨论着专业问题。这位声音洪亮、目明耳聪、幽默爽朗的耄耋老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临床医学院名誉院长和终身教授戴尅戎。
杏林世家承父业 童年医梦圆上医
1934年6月13日，正值祖国大地饱受帝国主义国家凌辱与侵略之时，在海滨之城厦门的一个普通人家，伴随着清脆的哭啼，一个男孩呱呱坠地。男孩的父亲是原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生、原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三届毕业生，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这对伉俪仁术仁心，他们衷心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再经受战争的凄苦，而在和平的环境中茁壮成长，遂给这个孩子取名“尅戎”，意在“制服战争”。然而 3年后，北平卢沟桥响起了罪恶的枪声，抗日战争爆发，童年的戴尅戎跟随父母为战争所困、颠沛流离，饱尝其苦。儿时的他便已经耳闻目睹穷苦大众伤病连连，那是促使他学医最强烈的动力。
八年抗战结束，小学以自学为主、只在学校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书的少年戴尅戎举家来到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附中，3年后随父母迁沪，考入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接受扎实的中学教育。“那个时候，毕业同学们都喜欢考上海交通大学，学工科，很少有人像我这样选择学医。”结缘医学，在戴尅戎看来是水到渠成之事，源于他的医学世家的背景 —戴尅戎的父亲一度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务长，舅舅是厦门一所医院的院长，舅母是当时少有的大学毕业的护士，他的姨丈是著名的儿科专家钟世蕃（当代著名呼吸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父亲），姨妈曾是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院长。耳濡目染，他从小便笃于医学。结缘上医，除了“老上医人”父亲的影响，更在于上医严谨求实的氛围、正派厚道的作风以及上医老师的两袖清风和高风亮节。就这样，青年戴尅戎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他儿时的梦想，开始了自己的医学人生道路。
20世纪 50年代的上医，代表着中国最高层次的医学教育，汇聚着四面八方的佼佼者。“刚进上医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简陋的临时草棚食堂开会，全班 108人，大家戏称一百零八将。”老人回忆起初进校门时候的场景，爽朗地笑了起来。那个时代的中国，尚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时期，学习条件很艰苦 —八人一间的宿舍，简陋的布置、摇晃的上下铺、陈旧的桌椅，室友们共用一张小书桌。一个月的伙食费十元八毛钱，但简单的伙食也能让这些正处在身体机能最旺盛的小伙们感到满足—坚定的信念支持戴尅戎和同学们勤勤恳恳地耕耘在医学这片广袤的田野。“我虽然家在上海，但很少回家加餐，因为我不觉得那个环境很苦。”戴尅戎坦言自己从来不是个特别依赖父母的人，因为他知道还有更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不能随时回家，上海学生的父母很少来看自己的子女，因为学生们觉得难为情。“上医的环境是培养人的独立性，而不是动不动就回家‘享受’的小绵羊。”
医者的学习过程是辛苦而漫长的，当时学校要求做到“八一五零”，就是说每天需要 8小时睡眠和 1小时的娱乐活动，每周学习 50小时。但是，很多同学迫于学习压力，往往会将每天 1小时娱乐换成学习时间。医学院的考试难度较高，能考到 80分就很优秀了，但也有同学的单科成绩达 100分，戴尅戎在上医学习期间的成绩一般在 85分。戴院士颇为谦和：“我成绩不算好，但是从来没有不及格，印象中只有一次参加补考，是因为当时参加‘留苏生’（赴苏联留学）考试耽误了大考。”青年戴尅戎之所以能够获得参加“留苏生”的考核资格，是因为他在学习和社会工作中表现的出色的潜质，获得了老师的认可。
上医的老师给青年戴尅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用这样几个词语概括：严谨、两袖清风、言传身教。上医的老师最自豪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开业赚钱，没有一个人兼任私人医生，大部分老师举家住在上医较破旧的宿舍中。钱悳和林兆耆两位大师尤其令他难忘，这两位上医的一级教授可谓是兢兢业业、尽职敬业，对学生也严格要求，即便一点点错误也会被指出批评。“他们是真正的大家，不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上医老师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戴尅戎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严谨程度达到一字一句间都没有冗余，非常有条理，听他们上课是种享受。”
要论给戴尅戎带来最深远影响的课程，当属当时新开设的《病理生理学》。这是一门结合生理学和病理学、贯通基础和临床的桥梁性课程，已在当下的医学院校成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青年戴尅戎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是本很薄的讲义，我第一眼翻到‘发绀’这一章节，它从病理开始讲起，结合正常的生理功能，讲到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的共同作用，一直讲到缺氧产生的不良后果和临床表现，这对于我来说是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很启发人，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戴院士毫不掩饰对于这门新开设课程的钟爱，尽管几十年后病理生理学已经大步发展和普及，这本讲义他一直留在手边。“很早就有人提出要将正常的生理功能和异常的病理表现联系在一起，二者不能割裂开来。但要结合起来连续地讲清前因后果，谁会教、谁来教，是个很大的问题。上医借鉴国外经验，很好地开创了国内的先河。”当时，上医这类桥梁性的、综合性的课程并不多，却很受欢迎，同学们喜欢能使他们获得全新感受的开拓性课程，青年戴尅戎也不例外。
戴尅戎认为，上医对待学生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学生自我管理，其中“学长包干制”就很有特色—三年级的学长班对班地负责刚入学的新生班级：带领新生熟悉环境、协助选班委、建立团支部。他们像老大哥、老大姐一样照顾着新生们，一步一步带领他们融入上医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去。戴院士记得，当时包干他们这个班级的是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所在的班级，“我对他印象很深，一身书生气，功课很好，对我们照顾有加。”
作为班长以及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青年戴尅戎不仅展现了自己的管理和组织才华，也在书本之外扩展了学习面。他在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方面得到了长足进步。“包括我此后的演讲能力，协调各种人来完成科研构想的能力，可以说都来源于从中学到大学时候学生工作的历练。虽然这会影响我的学习时间，但换来了工作能力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得与失吧。”基于这段经历，目前戴院士在挑选自己的学生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的社会工作经历，“做过社会工作的人，记忆、组织、表达、综合分析能力都能得到锻炼，这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情商’的一部分，是课本上学不到、课堂上培养不了的，通过面试我更希望挑选情商更高的学生。”对于那些做过学生干部的学生来说，也许外人看来只是组织大家跳舞打球，但是在戴院士看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出来的组织沟通能力，恰恰是现代临床医学工作者所必需的素质。
不少人至今仍对戴尅戎在电视《东方直播室》中拍案而起、振臂高呼、舌战群儒的场景印象深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种讲演能力背后还有一些“糗事”。高中一年级时，戴尅戎曾参加过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向全校传达会议精神时，由于缺乏经验，没过十分钟台下就开始躁动不安，让他非常羞愧，再没有勇气竞选下一任的学生会干部了。这也让他暗下决心要提高表达能力。在上医的几年时间内，不仅是课堂上的讨论、与同学老师的辩论，以及各类社会工作，都努力要求自己表达有条理、有感染力。“现在没有人觉得我是个口才很差的人，还有些人觉得我口才较好，这跟在上医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带着医学梦想起步 烙着上医印记腾飞
青年戴尅戎一直抱有一个梦想，要用自己所学去奉献大众、回报社会。他认为，一个医者需要一颗仁心，拯救苍生免于疾苦。1954年，安徽芜湖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洪灾，戴尅戎报名参加救灾医疗队，跟随上医大部队连夜奔赴灾区救灾抢险，支援灾区的医疗工作。一到灾区，他和同学们惊呆了，四周一片汪洋，公路、铁路全部淹没，灾民受困在突出水面的高地上，患者无法得到及时医治。救灾大队到了灾区，立即分成若干小队，青年戴尅戎所在的小队有4名成员：两名还没有毕业的医学生、两名刚毕业的护士，全部不会游泳。走在大水中较高的田埂路上的时候，就像是走在漫长的独木桥上，“四周全部都是水，无边无际，落脚的田埂窄得只能通过一个人，如果两人走必须要侧着身子，甚至一晃就感觉会掉到洪水中去。”有时小分队 4个人分坐在一个木浴盆的四边，每人手拿一片木板，那就是他们的船和桨了。一次，小分队总算乘上一个真正的小木船，到一个村庄出诊，船刚划出去不久就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机敏地躲进一个已被淹掉两层的三层小楼屋顶下。整整一宿，4个年轻人毫无畏惧，有说有笑。而此刻大队里却因为他们迟迟没有回来并且毫无音讯而急得团团转，大家都以为他们出事，被洪水吞噬，直到第二天雨停他们平安归队大家才松了口气。
灾区条件之艰苦，超出了大城市青年戴尅戎的想象。当灾区民众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家中吃饭，原本兴奋不已的他们看到食物的时候却傻了眼：且不说米饭粗糙，唯一的一小碗酱豆菜，上面竟然爬满了蠕动着的蛆。灾民们挤住在山上，蛇和蜈蚣也上山“避难”，4人出诊时，常遇到蛇在挡路，4个城市的年轻人非常恐惧。第一次出诊就撞见从茅草房顶上探出头来的一条青蛇，他们飞也似的往山上冲，到了村庄才发现出诊箱早已不见了，只好壮着胆沿路往回找。尽管有诸多困难，4个年轻人还是很快进入了状态。灾区缺医少药，戴尅戎和同学使用学校里刚学过的金针治疗，而且使用越来越频繁。“这样艰苦的环境，非常锻炼人，锻炼人的胆识、人的意志，另外更重要的是让我快速地掌握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治，这些都建立在上医教给我的宝贵基础知识之上。”戴院士坦言，当时他最害怕遇到眼科和儿科病人，前者弄不好会伤害视力，后者善变，记不清药物剂量。经过这次救灾，他较好地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疾病诊断和处理技能。“我业务能力的提高来源于书本和实践。”磨难是一种财富，此言不虚。
从上医毕业后，青年戴尅戎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他一心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自己的才干。当时他铁了心要去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因为那里最偏远、最缺医生。然而最后的分配结果却让他万分沮丧—不是新疆而是北京。抵京后，他连行李都不愿意打开，向负责接收毕业生的工作人员表示坚持要去新疆。工作人员拗不过这个热血沸腾的青年，给他联系参加宝成铁路建设。戴尅戎顿时来了精神，迅速办好手续头也不回地上路了。他从北京坐车到西安，再转车到宝鸡，然后改乘运石头的大卡车，翻越秦岭，辗转到四川凤凰山脚下。他所在的医院是一所抗美援朝转业的部队医院，条件艰苦，工作人员清一色穿着没有领章的退色军衣，连护士也多数是男的。“山沟沟里可不分什么脑外科、普外科、骨科的，我们什么都要做。同事都是革命军人，清廉奉公，吃得起苦，我们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宝成铁路建设工地医院，戴尅戎光是脑外伤开颅手术就完成了近 200例，骨折内固定、腹腔手术更是不计其数，甚至产科的剖宫术、产钳助产都由他完成。宝成铁路竣工后，戴尅戎又背起行囊，奔赴太行山区继续修铁路。以后又转战汉口，直到铁道部一纸调令让他回到上海。“我走的道路和大多数医学院毕业生不一样，我的技术都是在基层学的，我的胆识也是在那里学的。可惜，现在的医疗环境不太可能让医学生得到这样的锻炼，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中国还是有不少地方缺医少药！”戴院士如此勉励年轻人。
让戴尅戎院士最有感触的经历，当属 1983年他远赴美国 Mayo Clinic医学院进修的那段时光。第一次走出国门，戴尅戎的视野焕然一新。一次偶然的机会，该院院长希望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学者给他们介绍中国的“赤脚医生”。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当时在美国华人的地位还不高，许多情况得不到外人的理解，有这样一个沟通机会当然要十分珍惜。忐忑的是，关于这个话题，他知之甚少，并且据他了解，国外许多人对此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赤脚医生”不学无术，拿病人生命当儿戏。无疑会有人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来听取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说些什么。戴尅戎首先想到的是向家人求助，可是苦于当时通讯尚落后，资料要很久才能寄达，更没有互联网。无奈中他走进了图书馆，想在茫茫的书堆里搜寻有用的资料。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他和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聊上了。第二天早上，六七本英文书籍被送到他的办公室，内容五花八门，连中华医学会哪一年成立、当时的主席、秘书长、委员是谁？甚至还有照片！戴院士笑着说，“更令人惊讶而且如获至宝的，是一本《赤脚医生》中文教材，其目录已被译成英文，真是捡到宝了！”
当天的演讲吸引了许多外国专家的目光，人们纷至沓来，座无虚席。演讲开始，戴尅戎便展示了这本英文译本的目录：从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到病理学，再到诊断学、治疗学，以及针灸和中医学面面俱到。
在演讲中，戴尅戎义正词严地告诉他的外国同行：“中国的‘赤脚医生’是在诸位无法想象的艰苦条件下，通过自学或者传帮带的方式系统地学习了现代西医和中医的系统理论，他们对医学不是无知的！‘赤脚医生’并不‘赤脚’！”演讲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总结这次经历，他有一个重要发现：中西方学生和年轻人的学习模式存在差异，中国学生在问题和困难面前多数能坚持不懈，甚至通宵达旦地思考；而西方国家学生更擅长到处请教，主动地寻求帮助。“这件事对我的启发就是，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那就是know what，know why，know how，know who（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和向谁求助）。最后那个 know who就是人力知识，常常是我们中国学生所欠缺的，也就是说要知道谁能够解决相应的问题并向他请教，或者谁能成为自己的合作者，以求快速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这对我此后的工作是个非常大的启发。”
医疗大爱无疆 教研硕果不尽
1961年，戴尅戎调回上海，在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先后任外科住院医师、骨科主治医师，一干就是 13年。由于在基层医院数年的工作经历和积累的工作经验，使戴尅戎在业务上和教学上取得较快进步。“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中，戴尅戎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当医学院领导让他选择想去那个附属医院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放弃了瑞金、仁济、新华等拥有较高知名度的独立骨科的医院，选择了第九人民医院 —一所骨科尚不是独立科室、只有 6张床位并且没有专职骨科医生的医院，所有人都觉得戴尅戎一定是中邪了。“哪里需要我，我就选择去哪里，我已经在工地医院养成了一种思维方式：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是我的抱负，也是我的前途所在，这已成为我的一贯风格。第九人民医院那时候没有独立的骨科，当然最需要骨科医生了。”
事实上，现实存在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戴尅戎的想象，就在他调入第九人民医院骨科后 1个月，唯一的骨科同事就因病休长假，顿时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所幸还有一位外地来沪进修的医生，戴尅戎和进修医生轮流值班。外科工作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因此两个人几乎天天留在医院。
风雨之后总能见彩虹，在戴尅戎的不懈努力下，第九人民医院骨科从外科中分出来并且规模逐渐扩大，至今已经是拥有 3个病区、120张床位的“大科室”。同时，还拥有 3个研究基地，早已成为国内重要的骨科基础与临床研究中心之一。头衔、荣誉纷至沓来，在这些辉煌的背后掩藏着无数艰辛、汗水甚至是痛苦、挣扎和彷徨。“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戴院士道出了最重要的规律—坚持就是胜利。
从当一名好医生的意愿，到上医赋予他的严谨、教给他独当一面的毅力以及多学科结合的视野，再到毕业后数年的基层的锻炼，是戴尅戎成功的基石。在他诸多的成就中，最闪耀的莫过于发明具有形状记忆性能的骨钉。1978年的一天，上海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师到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作讲座，介绍了一种用于航空航天的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金属材料。戴尅戎当时因为出诊没有时间去听讲座。但门诊结束后他在门诊大厅偶遇那位正要离开的工程师。简单的沟通，使他得知这种材料具有一种神奇的特性—置于低温状态下可以随意变换形状，而一旦放入温度较高的环境中就会迅速恢复到原来的形态—戴尅戎眼前一亮，立刻想到这种材料可以运用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中，二人一拍即合。接下来的 3年里，戴尅戎和他的科研团队以及合作的工程师们为着骨科界一项崭新而神奇的发明的诞生，倾注着青春、热情和智慧。
1981年9月，戴尅戎作为主刀完成了一台神奇的手术：一位 60岁的女患者，左侧髌骨完全性骨折，严重分离。术者在分离的两部分髌骨上各钻了两个孔，随后将两个外形如订书钉的骨钉放入冰水中，用特制器械撑开钉脚，将骨折复位后迅速将骨钉置入孔中，再用温生理盐水纱布覆盖在骨钉表面。只见骨钉双脚立即向内收缩，裂开的髌骨被紧密拉拢并固定在一起，即使在关节活动时也能保持稳定。这个神奇的发明就是被国外专家誉为“魔术般神奇的金属制品”的形状记忆加压骑缝钉，而戴尅戎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形状记忆合金制品应用于人体内部的医学专家。这一发明为无数关节内骨折患者带来了福音，随后又在骨科、整形科、胆道、食管、泌尿道、心血管、口腔、妇科绝育等方面广泛应用。“多学科交融的学科碰撞经常可以擦出美丽的火花，在上医念书时我就喜欢这类课程，它带给我一种新的视野，学科融合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骨科本身牵涉许多力学和工程学技术和原理，我的科研团队一直有工科出身的人员，经过长期相处，他们懂了一些医学、我们也学会了一些理工科知识，这是创新与成功的源泉。”秉持这样的信念，戴尅戎团队又陆续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微机步态分析系统、第一代微机化人体平衡功能测试系统、计算机辅助定制型人工关节、干细胞富集技术与装置等。
善待病人、救死扶伤，是少年戴尅戎的梦想，也是其毕生追求的信念。无论是到环境恶劣的灾区，还是在看似平静的临床一线，抑或是寂寞艰辛的实验室，他始终恪守着这一信念。戴尅戎为人谦和、待人和蔼。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作为卫生部抗震救灾专家组成员，他冒着余震的威胁赶赴重灾区参加抢救工作。那段时间，他不分昼夜穿梭在成都、绵竹、广元等 6个城镇的 16家医院，亲自组织、参与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作。在日常诊疗工作中，他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多年来从未变过，待病人如春风一般的温暖，他的信箱总是塞满了病人寄来的信件。一次，一位农村来的病人因为戴院士医治好了他的伤病，特地给他送来一篮子自家母鸡产的鸡蛋，他一如既往地拒绝了。看到病人面露难色、尴尬离去，戴院士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对我感谢的一种表达方式，如果我就这么拒绝了，他一定十分难受”，于是他让学生追到楼下，将这篮鸡蛋收下，又回赠一盒精致的糖果，病人这才喜笑颜开。
在戴尅戎的学生眼中，他是一位有人格魅力的长者、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一位尽职尽责的医生。他对科研的执著和严谨、对学生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让学生们又敬又畏。尽管工作繁忙，但每位学生的论文他都亲自修改，甚至细致到标点符号，在关键问题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与学生反复交流，以保证科研成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人才培养问题上，戴院士有自己的原则：先做人后做事。他重视学生的基本素质，注重“情商”的培养。他要求学生强化“一主二翼”的学习—以医学知识为主体、计算机和英语技能为两翼，要求他们提高竞争意识、抗挫折能力、创新意识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已年近八旬，他仍然奋战在医疗、教学、科研的第一线。近年来戴院士又有了新的目标—推广转化医学理念：“我们许多人在致力于高端的科研，但是所获得的技术成果又有多少最终用到病人身上？事实上大部分基础研究成果需要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真正进入临床实践，有多少科研和临床工作者能为此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戴院士认为，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和核心应当是让临床病人得到实惠。为此，他通过向国外先进国家学习，组织交流会议和学习班，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出版专著，向国内同行积极宣传转化医学的理念和策略。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转化研究基地”成立，戴尅戎院士担任主任。这个基地有个特殊的评价标准：不追求SCI论文发表的数量，而提供帮助增加成果的转化率—评价着重于有多少成果转化成功、应用于临床使病人获得实惠。“我至今还活跃在科研一线，这是因为我对于新鲜事物保持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和兴趣。我愿意为它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
一生都奉献给中国医学事业的戴尅戎虽然年近八旬，仍然关注着医学科学、病人和人民健康。在《东方直播室》一期节目中，戴尅戎院士拍案而起，据理力争，向大众道出一个医护人员真实的内心世界。
谈到此事，戴院士仍旧神情严肃，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人“争执”，“争吵的人往往会失去理智，我不会这样，从来不会与病人争执。我那次的怒气是针对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会毫无理智地把医务人员和病人推向对立面！而有人却这样做了。这些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一旦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和尊重，谁将遭受损失？医疗事业何以为继？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戴院士对未来保持乐观。戴院士相信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已经“触底”，只是历史上的短暂时刻，即将“反弹”。我们要相信医患和谐的趋势是会变好的，医生离不开病人、病人也离不开医生，只有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会达到双赢。今年的人大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搞好医改、大幅度提升全民医疗保障、改善医患关系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的重要任务。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必将而且能够担起这一重任。
（采写：刘佩玺吕海辰周英杰张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