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严谨务实的态度应用到工作、学习中去，我要做上医精神的践行者。 —沈自尹沈自尹，1928年出生于上海，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科协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西医结合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曾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中医教研室主任，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卫生部第四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上海市中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医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
辗转求学路
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中国江南多数地区仍处于日军控制之下。年仅 16岁的少年不愿到当时正处于沦陷区的宁波市读高中。他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大家决定到位于红军游击区的宁海县求学。从镇海到宁海，陆路交通已经被日军控制，他们只能选择水路。几个少年搭乘一艘小渔船，趁着夜色，准备穿越狭长的象山港，从宁海登陆。正当他们的小船在水面上疾行的时候，突然前方出现了日军的巡逻船。在他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日本军船已经开始对他们发动了进攻。火光划破了宁静的夜空，炮弹击碎了平静的海面，一枚枚子弹在他们身边飞过，小船在炮弹激起的巨浪中飘摇欲坠。少年们奋力地划桨，小渔船艰难地前行。不知道过了多久，日军的攻击突然停了，巡逻船也渐渐远离了他们。这时，少年们才松了一口气，几个人都没有受伤，大家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经过一夜前行，少年终于迎着黎明的曙光，顺利地踏上了宁海游击区的土地。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少年就是沈自尹。
少年沈自尹在宁海县的宁县联中度过了三年高中生活。高三那年，沈自尹独自一人来上海参加大学考试。凭借优异的成绩，他同时被国立上海医学院（上医）、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录取。选择医科，沈自尹有自己的考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比较腐败，社会上有很多不正之风，做什么事都要搞关系，我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也不愿意去搞这种事情。医生是一个自由职业，靠的是水平，而不是关系。”相比还需要多学习一年德语的同济医学院，学风严谨的上医更加吸引沈自尹。
从 1947年开始，沈自尹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始了他 6年的大学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的白色恐怖时期，上医校园里气氛也异常压抑。沈自尹院士回忆时谈到，当时的校园里面，除了学生和老师之外，还隐藏着许多国民党“三青团”特务，他们扮成学生的样子，负责监视大学生的思想动向。有些特务在学校里还非常嚣张，甚至会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校长和老师们对此也毫无办法，几次跟政府反映，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当时上医学生并不去理会这些人，大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每天抓紧时间学习钻研。
大学二年级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学潮”运动。在上海，包括上医在内的 4所大学也参与其中。由于高中时期在游击区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沈自尹在学生运动中特别活跃。他非常希望能把共产党的先进思想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让他们知道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枫林社”，承担了学生运动中的联络工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还有网络，搞联络的就必须要到处跑，属于最为显眼的工作。因此那些国民党特务对我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由于学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沈自尹被列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据说还一度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沈自尹这样笑着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月，沈自尹得到“枫林社”中地下党的情报，国民党准备对他“动手”。幸运的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沈自尹来到上海农村避难，安然度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大搜捕。
动荡的时局终于随着全中国的解放而稳定下来，沈自尹也从乡下的藏身之处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上医校园。对于来之不易的安定学习环境，沈自尹相当珍惜，夜以继日地弥补过去因为学生运动和避难而落下的课业。许多老师也都非常关心他，在业余时间给他补课。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外科学系的沈克非教授和内科学系的林兆耆教授。“这两位教授是当时上医老师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教学非常吸引人，而且简洁明了，对问题的解释一针见血，一步到位，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们非常严谨，在他们的课堂上，绝对不会听到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在这两位老教授的带领下，上医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每个上医的老师学生都时刻把“严谨”二字记在心头，列为做学问的第一要素。“上医人的严谨是刻在骨头里的。”沈自尹如此评价。
在学校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转眼间沈自尹来到了大学第五年。1952年8月，沈自尹接受了国家的一次分配，到当时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按照高级师资计划培养。他当时还以为再也回不到自己热爱的上医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国家又对他们进行了二次分配。令沈自尹感到惊喜的是，他居然被分配到了华山医院内科学系，而当时内科的负责人正是他最敬重的林兆耆教授。他隐隐觉得自己与上医的关联命中注定。
为 中 医 正 名
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烈日照射下的华山医院里，只有树上的知了在有气无力地叫着，人们都躲在阴凉的地方等待太阳早点下山。可在医院一间不起眼的板房里，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们就是沈自尹和他的中医老师姜春华先生。姜先生手捧一本《黄帝内经》，正认真地给学生耐心讲解，全然不顾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已经滴落在书桌上。沈自尹也在认真地聆听老师的教导，不时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实在热得难受，他们就用冷水洗个头，回来继续学习。师徒二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早到晚泡在这间板房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沈自尹打下了良好的中医基础。
1955年的一天，沈自尹被华山医院党委书记胡田成请到了办公室。
胡书记热心地询问了沈自尹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之后，与他谈起了祖国医学的问题。他说：“现在国家制定了中医政策，要重拾祖国医学这个宝库，但是社会上包括学术界都对中医有偏见，认为它的很多理论不够科学。如果要破除这些偏见，就需要有人去实践，去研究中医。组织上决定委派你做先锋兵，现在开始你去学习中医，你要想办法去把祖国医学发扬光大。”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次谈话，改变了沈自尹的整个人生轨迹。
面对从西医到中医思维方式和学习模式上的巨变和挑战，沈自尹选择了迎难而上。八年的西医学习，沈自尹接受的是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教育，而中医则是师徒“一对一、传帮带”的学习模式。华山医院领导为了让沈自尹尽快成长，请到了当时江南地区赫赫有名的老中医姜春华先生。
姜先生的医术非常高超，教书育人也有一套自己的有效方法，再加上沈自尹的认真好学，师徒二人就整天泡在华山医院一间不起眼的小板房里学习，无论寒暑冬夏。
沈自尹在很短的时间学完了中医的《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百草经》4部经典著作，并借鉴西医的“比较学习法”，把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放在一起，总结这些疾病的中医治疗当中是否存在某些规律，从繁复的条文中认识与提炼辨证论治的精华。这些随姜先生看诊的时候体会最多，比如说同样是治疗哮喘病人，考虑发病的环境、季节、体质的改变，诱发因素的不同，可以采用 4种不同的处方；又比如说在西医看来是完全不同的 4种病，疟疾、痢疾、哮喘、乳糜尿，在病程的某个阶段出现“气虚”症状时，采用同一个“补气”方，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临床实践让沈自尹体会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
在沈自尹眼中，医学好比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绘画是一门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才能使画传神，观者得以赏心悦目；音乐也是一门艺术，无论中国的民歌、西洋的交响乐，都得先有构思，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厌，令听者内心产生共鸣。中医虽然不属艺术范畴，却具有艺术的某些特征。‘医者意也’，这‘意’并不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指精密严谨的构思。医生思维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治疗效果的好坏。以前社会上认为中医很玄妙，不够科学，其实就是没有深刻体会到中医的思想内涵，而常常用西医的思维去看待中医，那就难免产生偏见。”认识到这一点后，沈自尹决定利用自己扎实的西医功底，帮助中医寻找到其中可以用西医解释的物质和理论基础，让中医思想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得到交流的机会。
20世纪 50年代正是江南大地血吸虫大流行的时候。有不少疫区的老乡因为感染血吸虫而发展成肝硬化、顽固性腹水。有些病人四处求医，几乎倾家荡产也没有治好，当时中医病房也收治了不少这样的病人。姜先生给这些病人用了以巴豆为主的巴漆丸和健脾利水的方药，久治不愈的腹水竟然奇迹般地消退了。看到这个疗效，沈自尹特别惊讶，以他前几年从事西医的经历来看，顽固性腹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退是不那么容易的。因此，看到这么神奇的疗效，沈自尹决定对这种治疗方案进行整理和总结。当时的解放日报社从患者的来信中得知上医有这么两位治疗顽固性腹水的医生，专门找到了时任上医内科主任的钱悳教授，希望将这种治疗方法做一些报道。钱教授听后把沈自尹找来，要他把目前的工作成果汇报一下。沈自尹把当时已经总结的 97例病人的情况如实向钱悳教授介绍了一遍。钱教授听后也觉得颇为惊喜，但是他说：“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健脾利尿方治疗顽固性腹水有确切疗效，我们还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用确凿证据说明我们的成果，现在还不适合把结果报道出去。不完善的结果如果发表出去，不仅是对病人不负责，也会坏了上医的名声。等我们补充一些研究，你们再来采访吧。”就这样，钱悳院长回绝了《解放日报》的采访要求。从那天开始，钱教授每天亲自到中医病房观察腹水病人的情况，他细致地用皮尺测量每一个病人的腹围变化，并详细记录病人的尿量、体重等指标。同时钱教授自己也收治了几位顽固性腹水的病人，用经典的西医治疗方案硫酸镁帮助病人去除腹水，再将中西医两组病人进行比较。经过一个月的观察，钱教授和沈自尹发现，健脾利尿方果然对去腹水有明显的疗效。此时，他们才决定接受《解放日报》的采访。之前从来没有像钱教授这样有名望的西医专家替中医说话，这次报道在学界引起了轰动。这件事，给沈自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只有科学的实验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说：“现在有些人总是有了一点小小的结果就急于发表，其实有些结论根本经不起质问和推敲。做学问必须要全方位的思考，要把别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想在前头，不要给别人留下质疑的把柄，这样才是完美的结果，才经得起考验。”
20世纪 50年代末，经过了几年系统的中医学习之后，沈自尹参加了上医组织的中医研究课题，这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无意中发现，在西医是全然不同的 6种疾病，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支气管哮喘、红斑狼疮、冠心病等，其病程的某个阶段都有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都可以用中医补肾调整阴阳的方法提高疗效，这就是“异病同治”雏形。沈自尹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异病”既然可以“同治”，说明不同疾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他由此联想到“肾”。中医的“肾”不同于西医泌尿系统的一个器官，而被认为是先天之本，主管人一生中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肾”好比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肾阳温煦着全身各脏器的阳，肾阴滋养着全身各脏器的阴。那么，中医“肾”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传统的中医理论启迪了他的科研思路，既然“肾”在人体中如此举足轻重，那么，以“肾”作为突破口，或许可以开辟一条研究中医理论的途径。
这个时候，毕业多年的沈自尹又回到母校寻找帮助，开始了与顾天爵教授领军的生化教研室的多年合作，共同开展“肾”本质的研究。因为没有丝毫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只好进行“撒大网”式的探索性实验，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突破点。沈自尹和生化教研室的老师们把临床上有肾阳虚的病人找来，和正常人做对照，分析了人体血液、尿液等几十项指标，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发现肾阳虚病人尿中 17-羟皮质类固醇（简称尿 17-羟），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而尿 17-羟正好反映了人体的肾上腺皮质功能。沈自尹的团队从这一个突破口联想到西医中经典的“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内分泌轴”，因此他们又对两组病人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兴奋实验，发现大多数肾阳虚病人都是延迟反应。这个发现令人振奋，沈自尹觉得中医的部分学说终于可以得到西医理论的支持。但是生化教研室的老师们却在兴奋之余，保持了一贯的严谨思维，提出了尿 17-羟的含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等问题。为确保科学性，整个团队又进行了大量工作，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从多个角度证实肾阳虚的病人确实存在“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内分泌轴”的功能低下。每次提到这件事，沈自尹总是感慨：“那段时间我对上医精神才有了最为透彻的理解，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把这种严谨务实的态度应用到我的工作、学习中去，我要做上医精神的践行者。”
在“肾”本质的研究过程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沈自尹在学校遇到了他很尊敬的沈克非院长，沈院长很关心他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恰好沈自尹当时对于中医中阴阳平衡的概念不是很理解，就问起了沈克非院长。沈院长说：“我觉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因此当中肯定有相联系的地方。中医讲究阴阳平衡，西医中也有很多地方讲究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很可能是类似于西医中的内环境稳态。”沈院长的这番话对他启发很大，他说：“作为一个外科医生，能对中医的理论有这么深入的认识，我觉得非常难得，其实当时的上医像沈院长这样的学者还有许许多多，大家的知识面都非常广泛，可以说是博采众长，这是上医老师的一个特色。”还有一次，沈自尹为了证明补肾药物可以直接滴注提高肾上腺皮质功能，就委托上医药学系把补肾中药成分萃取成静脉针剂。因为这样的针剂纯度有限，可能含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杂质及过敏原，直接滴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能贸然在病人身上进行。所以沈自尹自告奋勇，建议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将药物滴注到自己体内。同事们都劝他不要冒险，但沈自尹依然坚持，没有在人体上经过验证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无法为临床提供帮助。在他一再坚持下，同事们帮助他完成了给药，并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大家都担心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好在这次试验并没有给沈自尹带来很大的伤害，但后来沈自尹反思，补肾药物给予没有肾虚证的健康人，是不会得出明确结果的。虽然没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但是这种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当时传为佳话。
对科研的执著和奉献，让沈自尹慢慢地获得了成功。1959年卫生部颁发了“发扬祖国医学金质奖章”，沈自尹和他的老师姜春华先生双双获奖。1965年国家成立中医研究组，在北京召开大会，沈自尹作为上海的三个代表之一在大会发言。会后，协和医科大学盛情邀请沈自尹，希望他能够在协和举办一次讲座。协和作为中国西医发源的鼻祖，能够认可沈自尹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让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觉得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能够得到协和的肯定，说明中西医结合已经开始被学界认可。
六十年的科研生涯，沈自尹有很多深刻体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首先要博采众长，博览群书，知识全面了，才能看出当中的联系纽带，而这往往是很重要的突破口。其次是持之以恒，看准了的事情坚持下去，一定不会失望。
为 生 民 请 命
1968年的四川涪陵山区，来了这样一群医生，他们操着儒雅的江南口音，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采摘草药，帮助村民诊疗疾病。这群人就是由上医师生组成的祖国医疗探索队，沈自尹是其中一员。一天中午，当地的村医急匆匆找到沈自尹，说村里的一个青年人快不行了，请他一定帮忙过去看看。沈自尹赶了 40几里山路，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了村子里。来到病人床前，发现他有高热，全身多处出血点，已经神志不清，情况非常危急，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更加棘手的是当时没有任何急救药物。沈自尹观察到病人有发热、腹胀、大便不通等症状，断定病人有“阳明腑热证”，于是他立即给病人使用了泻下和止血的草药汤方，在服用了两次汤药之后，病情得到了迅速缓解。病人奇迹般地苏醒，让他的家人激动不已，在当地百姓中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奔走相告：上海来了一位高明医生。
“十年动乱”期间，沈自尹因为研究中医而成了“修正主义苗子”，他和他热爱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作为医生无法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这给沈自尹带来了相当大的苦恼。正好那个时候上医的一群师生组成“祖国医疗探索队”，去四川山区寻找有用的中医中药，沈自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在四川山区，沈自尹利用多年来学到的中医知识，帮助不少山区的百姓，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沈高明”。那时，涪陵山区很多地方流行百日咳，因为缺医少药，不少儿童过早夭折。沈自尹决心帮助山区孩子摆脱病魔，于是他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根据当地有限的草药资源，拟定了针对病情的药方。之后他又和村民一起上山采药。把大量的草药背下山来之后，沈自尹在平地支起大锅，亲自将草药熬成汤剂，又亲手把一碗碗汤药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中。
回到上海以后，他把在山区积累下来的中医临床经验应用到临床中，在华山医院制定了以大黄为基础的药方，在治疗急性胰腺炎、上消化道出血等疾病上取得了理想的疗效。后来沈自尹又用多种中草药，按西医抗生素的配伍协同理论，配制成了一剂止咳糖浆，用于治疗急性肺炎、支气管炎等。当初这个糖浆没有商品化生产，只是作为院内制剂，受到了华山医院员工的好评。后来涪陵地区的一家药厂面临倒闭，厂长来到上海，找到沈自尹，希望能得到一些药方，让药厂摆脱困境。沈自尹就把这个止咳糖浆的方子送给了厂长。就是这一张小小的药方，让即将破产的制药厂起死回生，这个厂就是现在的太极集团，这个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急支糖浆”。急支糖浆不仅救活了药厂，还为他们创造了数以亿计的产值。有些人提醒沈自尹说，应该让药厂付一笔转让费。可沈自尹却说：“我们当时在涪陵地区行医，和当地人关系很好，那里的百姓生活很苦，给他们一些帮助是应该的。再说，上医的老校训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颜福庆老院长一直教育我们做医生要为百姓谋福祉，这个方子留在我手里，也只能给华山医院的员工用，可是给了他们，可以让全国人民都用到，这不是很好嘛。”
沈自尹出了名的关心病人，当与他同辈的医生们已经开始看专家门诊的时候，他还依然坚持只看普通门诊，问起原因，他说：“普通也好，专家也好，病人来看的都是我沈自尹同一个人，给的处理也是一样的，没必要让病人多花钱。”沈自尹的普通门诊一看就是几十年，从没有间断过。有一次门诊的早上，他刚从美国返回上海，十几个小时的旅程让沈自尹的双腿出现了水肿，走路已经不太方便，可就是这样，他依然坚持到医院来上班，为病人看诊开药。还有一次，一个病人想拿着药方去外面药房抓药，沈自尹让一个年轻医生把药方抄写一遍给病人。不一会儿，病人又返回诊室，因为药方上有几个字比较潦草，难以辨别。沈自尹就自己一笔一画帮病人完完整整抄写了一遍。在沈自尹身边的年轻人当中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将上医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为 生 活 添 彩
早上七点，一位八旬老人准时来到保龄球馆，一身普通的运动装，一边走进球场，一边和旁边的人打招呼，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家就是中西医结合领域赫赫有名的沈自尹院士。沈院士气定神闲走进球道，轻松托起一个 12磅球。持球，走步，摆球，出手，几个动作潇洒地一气呵成。圆球快速滚向十个球瓶，一击全中！周围的人惊叹于老人家娴熟的球技，纷纷给予赞赏的掌声，沈院士这个时候开心地笑了。半个小时的球打下来，沈院士没有一丝吃力，他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去医院上班，今天又有不少的病人约好了来看他的门诊，这样的习惯，沈院士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如今的沈自尹已经是84岁高龄，可是耄耋之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行动敏捷。这可能要归功于他的养生之法：合理饮食、坚持锻炼、戒烟少酒、性情平和。在沈自尹看来，养生并不是要长生不老，养生首先得对生命有正确的认识，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并非易事，而且养生最难的是坚持。“其实这个跟做学问一样，如果每个人都能持之以恒，那么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健康。”生活中的沈自尹还有一个爱好：打保龄球。每天早上七点钟，他都会出现在保龄球馆的球道上，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半小时的保龄球不是个轻松的运动，可沈院士却丝毫不觉得疲惫，而且轻而易举地就打出了几个全中。“在我这个年龄段，大概我是打得最好的。”这个时候的沈院士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纵观沈自尹的中西医结合之路，从 20世纪 5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医“肾”本质理论研究； 60年代，沈自尹首次证实了中医的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 70年代，他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80年代，他的研究对中医向科学化、客观化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90年代，沈自尹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肾阳虚证有特定的物质基础，肾阳虚证的主要调节位点定位在下丘脑。这一系列轰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让他赢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2007年，适逢沈自尹 80寿辰，他的科研论著被整理成《肾虚与科学》一书正式出版。这本书对他的六十年科研工作进行了分类总结，格外珍贵。出版后，他送给每个学生一本，并在扉页上题字留念，题字出自《易经》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熟悉沈自尹的人看来，他的奋斗经历与进取精神，用这句话概括再合适不过了。如今，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沈自尹已取得了无数至高的荣誉。但真正令他感到欣慰的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掌声，而是通过自己和无数同仁的努力，让中医得以在世界医学之林大放异彩。
（采写：李航许莉莉米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