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这个人从小性格其实是蛮内向的，平时话很少，但偶尔说几句话还是有点想法、有点分量的。一次，一位同学对我说：“张波，看不出你还蛮有口才的，将来去当律师肯定合适的。”同学的一句戏言，却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长大当律师，成了我从小的理想。
不过，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方法好像不太对头，虽然我的学习态度是很认真的，但成绩总是上不去。初中毕业后，我的考分没能够上重点高中，于是就报考了一所汽车驾驶技工学校，学的是汽车驾驶与维修专业。这个专业跟我原本当律师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吧？的确是这样，可是没办法啊，成绩不理想，那就只能现实一点了。跟父母一商量，既然考大学的希望比较渺茫，那就干脆学门技术，将来也好谋生。当时是1998年，杭州城里的汽车已经开始慢慢多起来了，我跟父亲一分析，认为今后汽车肯定会越来越普及的，汽车驾驶与维修技术这门行当应该是有前途的，所以就报了这所学校。
俗话说，矮子里面拔将军。到了技工学校，我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是不太爱读书的，像我这样的学生，读书算是认真，成绩也算比较好的了。当时学校里有个“中专班”，专门收那些成绩相对好一点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进了这个班之后，我发现这个班的教学还是比较正规的，于是对读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除了课本之外，我大量阅读课外书，特别是法律和心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尤其感兴趣。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出类拔萃的学生，老师都很少注意到我。可到了技工学校，我却成了尖子生，班主任经常表扬我作文写得好、有内容，还让我当学习委员和课代表，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技工学校的校风并不是很好的，学生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大风大浪”环境中，我不仅保持了对学习的浓厚兴趣，而且还练就了学会忍耐和与人相处的本领，我经常和班上那些爱捣乱的学生一起打篮球，有时候还借作业给他们抄，这么一来，不管是成绩好的同学，还是比较乱的同学，跟我都很谈得来的。所以说，在技工学校读书的三年，是我得到锻炼最大，成熟最快的三年。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的学习经历，为我之后从事社区矫正工作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础。
2000年，我到一家外事旅游公司下属的汽车修理厂实习。因为书读得比较多了，这时候我已养成了凡事都要思考一番的习惯。在汽修厂学习汽车维修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个行当究竟适不适合我？因为在修理汽车的实践中，我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强，所以做起来感觉是蛮累的。再说了，从内心讲，我也是不甘心当工人的，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动脑、动嘴的工作。
二
2001年8月，我在报纸上看到浙江三联专修学院在招收自考生，其中有一个律师班，我立马就被吸引住了。虽然自考班采取的是宽进严出的教学模式，但我一点顾虑都没有，兴冲冲地跑去报了名。
自学考试的难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2002年的1月，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学习，我们迎来了入学后的第一门公共课“法律基础与道德修养”的考试，我们班一共有45名学生，结果有一半以上都没有通过这门考试，其中三名学生干脆知难而退，直接退学了。
之前我也听说过自考很难，可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怕考试通不过啊。还好，那次考试我得了76分，还算是不错的。不过，为了这门考试，我的头上开始长出了白发。
在专修学院的几年里学习压力虽然大，可我还是过得很充实、很开心，很有收获的。班里竞选班干部，大多同学都不当回事儿，事先都不做准备的。只有我格外认真，先是认真地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觉得自己不具备当班长应有的果断，因为我这个人好谋无断，当个军师参谋之类的倒是合适的，可班干部中并没有这样的角色。于是，我决定参加外联委员的竞选。竞选前几天，我找来了大量的杂志，比如《演讲与口才》什么的，做了精心的准备。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在竞选中，大家果真都把票投给了我。
这个选择应该说是蛮明智的，其他班干部，常常会因为班级内部的事情而产生矛盾，而我这个外联委员只负责对外的联络工作，所以能够跳出班级内部的纷争，比较潇洒地跟大家相处。那感觉，说得夸张点，就好比是太平天国发生内患时，几个王都在争斗，只有翼王石达开置身度外，逍遥自在地在外打仗一样爽。
有一次学院举办运动会，我报名参加3000米长跑。一开始有20多名选手，几圈跑下来后，不少同学都陆陆续续地退出了比赛。就在我累得快抵不住了，也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之际，突然有一位陌生的同学跑到了我的身边，一边喊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一边陪着我跑完了全程。结果，那次比赛取前八名，而我刚好跑了第八名。原来，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来自陌生人的关心，就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动力！
自考真的是难啊，每次考完一门课，就会走掉几名学生。到2004年，只剩下十来名同学了，这时我不仅担任着外联委员，还同时兼任了班长、团支部书记，这其实也是挺无奈的。本来我还想继续读下去考本科的，可是因为生源问题，后来专修学院的律师班解散了，我就只能回家待业了。
2004年10月，我到博库书城应聘图书发行员。我的运气挺好，被分配在二楼社科部，这样就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法律方面的书籍了。
按照书城的规定，发行员是不能长时间看书的，可我只要一捧起法律书，就再也放不下了。书城的角角落落装有不少探头，客人少的时候，我就专找探头照不到的地方，然后蹲下来，痛痛快快地看个过瘾。有时候客人比较多，我应接不暇，即使新到了好书，也没时间去看，这时我就会找张小纸片，把书名、作者和出版社先抄下来，然后等休息的时候跑到浙江图书馆去借回家慢慢地看。
在书城工作虽然蛮愉快的，但那毕竟是份过渡性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在留意新的工作机会。
三
这年的11月，《钱江晚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拱墅区司法局招聘基层工作人员，说是法律专业的可以优先考虑。虽然这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那时还不清楚，但是一看到“法律”两字，我的兴趣就上来了。当时报名的有一百多人，经过笔试面试，层层筛选，最后录取了10名，我很幸运地得到了这十分之一的机会。
12月中旬，司法局通知我们去开会，局里面可真重视啊，局长、副局长、所有的中层干部以及全区10个乡镇街道的司法所所长全部到齐，局领导一个个给我们讲话，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从事的是社区矫正这份新的工作，我被分配在半山镇司法所。
老实说，当时对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窍不通的，听说我们的工作成天要跟罪犯打交道的，我首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畏惧，既害怕跟罪犯接触，又担心不能胜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好在这个时候，司法局及时为我们组织了一场专业培训，带我们参观了上城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小营街道，又邀请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基层处的领导为我们上课。通过培训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对象并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惯犯，而是主观恶性较小、对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五类罪犯，这五类人员是：被宣告缓刑的人员；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被判处管制的人员；被裁定假释的人员；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人员。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社区中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管理和改造其生活行为，矫正其不良的恶习，并且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第一次与矫正对象接触，我就受到了强烈的触动。那是一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年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还是个毛头小伙的时候，因为参与流氓团伙打架斗殴，在严打中被判了十多年的有期徒刑，直到2003年底才刑满释放。去他家之前，我的心里还是非常忐忑的。见了面后，我忽然觉察到他其实是个本性并不坏的人，于是就用关切的语气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没想到听了我的话，他的眼圈突然红了，说：“小张啊，不瞒你说，我从监狱里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来关心过我呢！”他那发自内心的话，突然让我觉得这份社区矫正的工作是很神圣、很有意义的。
那天，这位矫正对象跟我道出了他的困境：被判刑前他曾在附近一家农贸市场卖鸡鸭，如今他的摊位早没了，生活也就没了着落。听说那家农贸市场正在改建，他希望我们帮他安排个摊位。回到所里，我马上向所长汇报了这事，所长当即拎起电话跟农贸市场的主管部门联系，结果对方答复无法解决。我们所长算好的，马上又叫一个熟悉农贸市场的城管干部带我再去市场。一路上，这位城管干部不断地跟我发牢骚，说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好好做生意的。到了农贸市场，人家一听说是要求给矫正对象安排摊位，当场就回绝了我们。
这样的结果，我当然是很难过的。人家矫正对象是信任我，才会托我帮忙的，况且他的要求也是正正当当的，可我却没能力帮他解决，实在是辜负了他的一片信任呀。这件事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矫正对象是有歧视的，而要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得靠很多部门共同配合和努力才成啊。
四
2005年底，我管辖的范围内有一名尚未成年的职高学生因犯盗窃罪被判处2年缓刑。列为矫正对象后，我经常找他谈心，他也很喜欢跟我聊天，常常把一些不愿意跟父母说的心事告诉我。有一天，他跑来向我借200元钱，说是有一家职业介绍所可以给他介绍工作，但是得先交200元的中介费。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父母要，他说父母手头正紧，拿不出这笔钱。其实我知道，这孩子平时沉迷于网吧，他父母肯定是不信任他才不给他钱的。
怎么办？该不该把钱借给这孩子？我思想斗争了很久，你想想，连他父母都不愿借给他，说明这钱只要借出去很可能就是有去无回了。但是，万一他说的情况是真的呢？如果是因为我心疼这200元钱，而让孩子失去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上进机会，那罪过就大了。思前想后，最终我还是把钱借给了他。第二个月，这孩子来交思想汇报的时候，兴奋地对我说：“我得到一份开车的工作啦！你的钱我发了工资就可以还你了。”不久，他真的把那200元钱还给了我。
所以说，人与人之间，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矫正对象来说，大家的信任就更加弥足珍贵了。如今这孩子不仅解除了矫正而且还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电脑，我们如今还一直保持着联系，经常在QQ上聊天谈心呢。
社区矫正工作，离不开大量面对面的、过细的思想工作，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怀有一颗真诚的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与矫正对象进行朋友式的沟通，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去年下半年，有一个犯了抢劫罪的小伙子被纳入我管辖的矫正对象范围内。因为年龄相仿，我们谈得还比较顺利，小伙子大大咧咧地跟我讲了他的犯罪经过：那天夜里他的手机被偷，心里窝着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正在路上瞎逛着，迎面走来一个背挎包的单身女人，小伙子头脑一热，稀里糊涂就冲上去抢了那女人的挎包，结果被路人当场逮住，判了缓刑。几次接触下来，我发觉这小伙子不仅不拘小节，而且还十分的散漫，每次我和他约好时间，他不是迟到，就是干脆不来，而且连个电话也不通知我。我说了他很多次，他都是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过后又是老方一帖。
怎么才能让他听我的话呢？看来光说道理是行不通的，必须先跟他找到共同语言，让他真正感受到我是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管教者，他才有可能听进我的话。于是我对他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得知他正在一家汽车维修厂实习，我心里就有底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都只跟他谈汽车的话题，因为我读过汽车驾驶技工学校，这方面的知识比他丰富多了。没过多久，小伙子就对我佩服得不得了了，看看时机已成熟，我就开始教育他：做人自律很重要，如果连约会的时间都不能遵守，那不仅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如今，这个小伙子改进多了，汇报谈心都挺认真的，约好的时间也很少迟到了。
经常有人问我：你年纪轻轻的一个小伙子，怎么对这种工作这么有热情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初我在长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是一个陌生人的关心才让我坚持到了最后，如今在别人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能够主动伸出手去帮他们一把，这可是一份功德无量的工作啊！
五
我们的工作，当然也有得不到理解的时候。比如说，按照我们的工作要求，矫正对象每周都要向治保主任或矫正工作人员汇报情况的，这时候我除了要了解他们的一周表现之外，还会经常问他们一些“题外话”，比如这阵子心情怎么样？父母身体好不好？有没有新交女朋友？老板有没有拖欠工资？等等。有些矫正对象会认认真真地回答你，可有些矫正对象就会不耐烦地反问：“这些事情我也得向你汇报吗？”其实我这是在用朋友之间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想跟他们拉近距离呢，可他们却并不理会我的这份良苦用心。
按照规定，矫正对象每月还必须接受不少于2小时的集中教育，并且参加不少于2个工作日的公益劳动。虽然当初有关部门制定这样的规定，其目的是想帮助矫正人员认真改造、尽快解矫。可对于这个规定，绝大多数矫正对象都是不支持、不配合的。想想也难怪他们，谁愿意把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暴露给大家看啊，集中劳动和教育，那不等于是在告诉大家：我们是被监管的矫正对象！所以从2005年7月份起，我在杭玻阔板桥社区搞了一个试点，请社区卫生员划出一块卫生死角，让矫正对象来包干，不限劳动时间，只要保证这个区域的整洁即可。
说老实话，这个办法想想是蛮好的，可试了一年多时间，效果还是不太理想，因为矫正对象不来，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强制措施的。而上级部门对此却有明确的考核要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些矫正工作者只能撇开实际效果，台账照做算数了。所以，像这样的矫正措施究竟是不是该改进一下，实在是值得有关部门好好研究一下的。
我们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感觉最难的，其实还不是矫正对象的不理解、不支持，应该说，绝大多数矫正对象还是能够配合我们工作的。最让我们困惑的，是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工作不够配合，这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孤军奋战，常常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奈。具体情况，我想大家是不难想象的，这里我就不说了。
社区矫正工作者应该说还是个比较新的行当，所以刚刚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既不属事业编制，又不是社区工作者。虽然我们在从事着帮助别人、关心别人、教育别人的工作，可我们自己的状态却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身份不明确，收入也很低，所以心里面总好像有一种飘浮不定的感觉。我们第一批考进来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中，有人做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不干了，感觉不太有前途啊。
不过这两年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显然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我们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因此也逐年有了提高。特别是从去年7月份起，我们也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五险一金”了，市、区两级司法局还统一拨发了工作经费，使我们的收入不仅得到了有效的保证，还比最初的时候有了较大的提高。
实践证明，社区矫正工作不仅能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现象，还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大有好处的。看来，这项工作今后是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的，这样，我们做起来也越来越有劲头了。
（口述人/张波，男，25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浙江杭州人。采访时间：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