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伟大，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的行程。没有周游过列国的孔子，就不是孔子。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毕竟已经是一个大学者，毕竟已经是一个门徒众多的资深教师，就这样风风雨雨不断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这个形象，在我们后辈看来，仍然气韵无限。
孔子的这一行程，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们记一记。中国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看重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者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好，现在看看由谁来说说孔子的出发？
费晟：我记得孔子当时离开鲁国是被迫的。当时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手里，孔子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采取“堕三都”的措施。结果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城堡被毁以后，孟孙氏就以武力对抗，堕三都的行动就半途而废了，孔子与三家之间的矛盾也就变得非常尖锐。当时的鲁国国君也不争气，迷恋女乐，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鲁国举行郊祭的时候，祭祀后按照惯例要送给大夫们的祭肉也没有送给孔子，说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离开鲁国，开始在各个国家之间乱转，还是挺凄凉的。
余秋雨：对，他就是这样出发了。但请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为历史人物伤心。一切伟大的行程，往往是从无可奈何的凄凉开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卫国，这里的状况比较好，人口不少。还没有到都城的时候，学生看到四周有那么多人，就问孔子，人多了，我们接下来应该对他们做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学生接着又问，他们富了以后，我们再为他们做什么呢？又是两个字一“教之”，就是开始进行教育。
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复杂的问题。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先让人们富裕起来，再推行教育，就这么简单。
由于孔子已有的名声，卫国的国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来。在宫里会见的时候，国君就问孔子过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鲁国薪酬很高，有六万斗米（粟），这可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卫国的国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说，我们也给六万斗。但是对于孔子政治上的建议，他基本上不听，充耳不闻。这一点，或许也可以概括孔子后来十四年的共同经历：他到的每一处地方，统治者对他都很有礼貌，都愿意给他很高的物质待遇，但对于他的政治见解却几乎都不予采纳，做官更是没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实也不在乎什么待遇。他想要的别人不给他，不想要的硬塞给他，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卫国度过了比较无聊的几个月后，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认识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认识没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乱案件有关。于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也成了卫国的监视对象，一头雾水的孔子只好离开了。这也是孔子以后要反复遇到的惯例：开始的时候总是被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却总是声声长叹，叹息了以后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个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有人称这是失败之旅，但孔子内心认为，并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统治者的失败。
离开卫国以后不久，孔子到了一个叫做匡的地方，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围住，说他长得像一个叫阳虎的人。阳虎在这儿打过仗，曾经攻击过匡人。结果孔子他们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以后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困，有时是军队，有时是暴民，被围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险。孔子和他的学生，永远在追求，又永远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场文化苦旅，他惶惑如丧家之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他当时在陈蔡之地被困的时候，虽然绝粮，却依然带着他的学生唱歌、弹琴，这样一种君子之乐，应该也是成就他伟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璇：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记得钱穆先生曾经说过这个天命是什么：对外我知道现实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张的；对内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不管别人用不用，我都要继续我的行为，用我自己的主张去实践它，传播它。孔子这十四年，对他个人而言，对后代知识分子而言，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树立了一个知识分子处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刘璇在这个关口上说到天命的问题，非常合适。孔子走来走去，处处碰壁，其实正是在实践他对天命的感悟。钱穆先生的说法有点绕，其实孔子所谓知天命，就是不断地领会现实对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够在现实中的发挥程度。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生命行为的“边界触摸”。触摸的结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区别。西方英雄是挑战型的，根据自己的强烈意志，向长天大地挑战，向命运挑战，即使头破血流也成了悲剧英雄。这是从古希腊悲剧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尔说，他们的悲剧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种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国君子不是这样，他们不欣赏这种悲剧性，而是要在大悲剧产生前了解必然性。在中国君子看来，这种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谈判的一种中庸合约。孔子因为在五十岁时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后来的行程就不觉得苦了，因为一切磨难都是“边界触摸”，都是在实践天命。
请不要把孔子的这种行为方式看成消极。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特别成熟又特别勇敢的文明态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种勇敢，比那种不管天命的自我牺牲更勇敢。请注意，探索天命并不是贪图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寻找一种有价值的不安全，寻找自己“可为”和“不可为”的红线，并且进一步寻找如何在“不可为”当中寻找“可为”的可能性。
周双双：我觉得刚刚余老师提到的中国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对比很有启发。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个非常大的悲壮事件当中，明知道前方是毁灭，但是为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滴血的流尽。而孔子这种行为，不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当中了，也不追求过于响亮的荣耀，而在一个绵延的坚持当中一步步寻找，这同样也是一种英雄的行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并不是一头撞向危险，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围五天五夜，有学生问他：我们难道就这么完了吗？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没了，文明的重担显而易见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续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让我们学那么多东西。既然让我们学了，就是暗示我们有延续的希望。只要这个文明要延续，现在包围着我们的那些人就不能对我们怎样，因为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后来在孔子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的路上，不小心进入了战场，出不去了，被围困在里面，七天都没有吃东西，饿坏了。但是他还在唱歌，还在弹琴。当时也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谈话。
孔子说：我们不是犀牛，我们不是老虎，为什么永远在旷野里流浪？――这段话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启发学生回答这个问题。
子路说：是不是我们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按照我们的方案来实行？孔子回答说：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人们信任的话，怎么可能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怎么可能有比干的灾难？他告诉子路和其他学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着又问子贡：我们怎么会走到绝路上？子贡说：老师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们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点，让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说：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够让人们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把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也不见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求得人们的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后，轮到了颜回，孔子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理想这么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孔子一听就笑了，觉得颜回讲得真好。他开玩笑说：颜家的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给你管账。
子路、子贡和颜回当中，颜回最让孔子满意。颜回认为，真君子本来就难以被人接受。按照颜回的说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种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远，再回头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这也等于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们的理想之间，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丛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欢颜回，这个人可能太会做人。他这个看法不就是从孔子对子路和子贡的回答里综合来的吗？八面玲珑。道理是说得没错，但是他的行为方式我看不上。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子路的坦诚、率直和反省态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觉得孔子都没有足够的反省，这个老头在这里有点逃避责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对孔子和颜回的意见，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他们的谈话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读。颜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学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设法接受”这两者之间嵌入一种追求。“不被接受”是预计中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高于民众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对民众，又要考验民众。
孔子我们还要讨论，因为他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