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孙中山，其情怀，其胸襟，其理想，无不体现着他的大智慧。缔造民主共和国，不过是孙中山实现理想的第一步。他所憧憬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既要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使中国居于世界一等之地位，又要实现民族平等、没有战争与冲突的和谐世界。他对美好理想的憧憬，是时代的潮流，是中国大同理想传统的延续，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在东方的涌现，是中西文化的大交汇。
然而，多少年来，孙中山被定位于“资产阶级”，既然姓“资”，当然不可能把封建主义的“大同理想”，作为自家的理想，当然也不会与姓“封”的儒家，有什么继承关系。正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学界一直不太注重孙中山大同理想的研究。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离开了大同理想，又如何理解与诠释孙中山的远大理想？
理想目标，确立为“大同”
在革命进程中，能及时地调整思路，以适应实实在在的中国国情，以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这，便是孙中山过人的高明之处。
调整现代化坐标
青年孙中山确立其理想目标时，有一个过程。史料显示，他从以西方为坐标，到提出中西合璧的“大同理想”模式，这便是孙中山以超人的大智慧不断调整思路，修正他的现代化模式。这是孙中山探索“走出中世纪”，实现合乎世界潮流的现代化之路的历程；这是孙中山所认定的，拯救危亡中国的唯一出路。
早期，孙中山的现代化坐标，是西方模式。孙中山曾强烈地渴望，中国能沿着欧美国家繁荣昌盛的路子，而迈进世界强国之林。
孙中山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和向往，产生于青少年时代。早年，他随母赴檀香山探亲，在极富现代气息的西方，度过那段难忘的时光；从小学至大学，他接受了西方新型的系统教育。这，无不给始蒙救国情怀的孙中山带来深刻的感性体验，以及对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虽然，孙中山从来不漠视中国传统，但是，在立志救国之后，他，更多的是考虑借鉴西方，即“仿行新法以筹自强”。他，提出的第一个改革方案——《上李鸿章书》，基本是仿效“泰西”，以变革中国，那是西方模式的中国版本；那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西法的崇尚，昭示着他学习西方模式的无限憧憬，集结着他以西方为坐标的具体路向。
西方的路，真的最为理想？西方的路，能适合中国？聪颖的孙中山进行了实地考察，阅读了大量书籍，经过了理性思考，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于是，孙中山调整了思路，立志走“自己的路”：学习和借鉴西方，但必须突破欧美模式，而设计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社会。他确立了建设大同社会为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因为：
其一，孙中山发现，西方的工业革命，伴随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同时，却是贫困的快速增长。他对残酷无比的现实进行了分析，明白了其原因是：手工操作被富有高效率的机器所替代，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果“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而工人却受“压制”，“工人血汗所成”的财富，被资本家所占据。于是，他推理：“资本之垄断，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
其二，孙中山发现，西方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炒地皮风”，城市的土地“被少数富人把持垄断”，“地价已涨到极点”，于是，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平民生计为富人所夺。面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孙中山认为，西方的“‘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西方的物质文明，没有让百姓登上极乐之乡。理智的孙中山，对西方的审视和反思，使他确定“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中国，不可以循着西方老路走了！
其三，孙中山大胆接受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潮。正值西方社会社会主义思潮风靡，受到热捧的马克思与亨利·乔治，他们关于资本公有与土地公有的著作，十分流行。孙中山读后，深受启发，于是找到解决贫富对立、阶级冲突的出路。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调整了原来的理想模式，他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理想，称之为“民生主义”。
其四，孙中山面对西方的困境，明智地回到儒家的思想库中寻找智慧。他的民族情结、文化认同，以及文化比较的方法，使他悟到，西方社会主义的公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同样具有公平、正义以及解决民生问题的一致性，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孙中山终于对理想目标作了调整：“天下为公”被确立为终生奋斗的最高理想。这是孙中山考察和借鉴西方社会，决心摘西方之善果，避西方之恶果，而作出的抉择；这是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出发，欲走自己的路的意向；这也是孙中山在审视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之后，欲突破欧美模式，而对儒家大同理想的回归；这是孙中山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大同”情结
何谓“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认同感，具体是指人们认同本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结构，以及价值系统、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等，并由此对本民族产生归属感。
一个人，有了文化认同，才能自觉到“我是谁”，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了文化认同，才能自觉地按自身民族的文化模式，去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人生道路。孙中山正是有着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认同，才产生了为民族振兴而奋斗终生的意向，并选择合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孙中山虽然有着世界视野与胸怀，海绵般地吸取西方先进思想。然而，由于文化认同，使他时时关注自己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的价值理念，并从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
十分明白“我是谁”的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犹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任何国家都得尊重“民情国史”。他反复强调“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况不同”，“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因而中国人“不能完全仿效英美”，就像西方人不能做中国人，中国人也不能做西方人！
文化认同，使孙中山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点上；使孙中山把自己的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糅合在一起。换言之，离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架构，离开了传统的价值理念，离开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家，便无法理解孙中山的理想，也难以诠释孙中山的主义。
孙中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儒者”；却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富有儒家情结；他对儒家的“大同主义”更是矢志不渝地追求。
“大同理想”，乃原始儒家孔子所提出。它是儒家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为财富重新分配中产生激烈社会冲突的中国，明智地提出的良方。《礼运·大同篇》中，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憧憬一个公天下的、人人得享社会的一切财富，均平而和谐的社会；希冀以之取代“礼崩乐坏”的动乱社会。
春秋时期，孔子看到原有的社会秩序变了，“礼崩乐坏”了：一些“有国有家”的诸侯和大夫们，在财富分配方式急剧变化时，暴发了；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积聚；贫富开始对立起来；社会越来越不公；动乱时有发生。孔子认定，社会所以“乱”，根子在“不均”，而“不均”的根子则在“不公”。于是，孔子作了如此的思考：天下为公，此乃稳定、安康社会的基点。
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他更是直面当时现实：社会一面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一面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穷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富者，穷奢极侈，饱食终日。人们的生活，如此之悬殊！有如唐代杜甫诗所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古代，“大同”从一开始便是一种理想，一种欲要改变财富“不均”、贫富对立的美好憧憬！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儒家的“大同”作为自己的理想，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首先，孙中山与原始儒家，有着同一的追求，即解决社会贫富不均，建立“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其次，孙中山出于文化认同，认识到欲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有自己特色的路。他认为：
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会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中国的改造，既要顺应“世界潮流”，又要从本国家民族的特有“情形”出发。为此，他要回到民族的文化库，去寻找救国的智慧，他的儒家大同情结，便油然而生。
大同情结，直接体现在孙中山的墨宝中。据统计，孙中山遗墨中关于“博爱”、“大同”、“天下为公”，以及与此相关内容的题词，总数为一百四十余件，占其题词总数的三分之一。更为突出的是，孙中山晚年曾两次全文抄录《礼运·大同篇》，他的儒家大同理想，那深深的情结，在这大量的题词和抄录中，洋溢着！
从言论看，孙中山不仅引用孔子的大同言论，为别人题词，而且把这些言语作为阐述其理想社会的理论依据，直接用孔子当年的话语来诠释理想社会的具体内涵；他始终强调，他所主张的理想目标，在具体内涵上，与孔子的“天下为公”完全相一致。
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时，孙中山明确指出，他的理想王国，便是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说：
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
在孙中山讲话和文章中，常常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理想，同孔子的言论联系起来。
“大同主义”，即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武器，也是孙中山社会建设的理想目标。早在武昌起义之前，他关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已经显示与儒家大同主义理念具有一致性；民国初年的多次演讲，他更明确地在三民主义与大同主义这二者之间画上等号。
学界普遍认为，三民主义的明确概括，最早见于1905年10月的《〈民报〉发刊词》。在文中，孙中山把欧美之所以进化归结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先来自于西方。在文中，孙中山又强调“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这“民”的理念，则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年后，《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会上，孙中山的讲话，详尽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内涵：民族主义，并非“排斥”“不同族的人”，而是“不许”其他民族“夺”汉族人的“权”；民权主义，突出要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赋予国民“平等自由”的权利；民生主义，明确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如此的阐述，彰显了民族主义，为一种“春秋之义，华夷之辨”的儒家民族观；民权主义，为一种“民为邦本”的儒家“君轻民重”观；民生主义，则为儒家传统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处处宣传三民主义，而常常是把他的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大同主义等同起来。
1912年10月，对上海中国社会党人的演讲中，孙中山说：
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各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有更明确的表达，孙中山说：
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孙中山的一次次的演讲，都显露他确确实实把“三民主义”视为“大同主义”，两者完全等同。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孙中山更为强调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与大同主义有着等同关系。晚年孙中山的演讲，时时在“民权主义”与“大同主义”之间，用“即”或“便是”之词，直接把两者画上等号。
1924年3月，孙中山在广东演讲民权主义，再次把西方的民权主义，同中国的大同主义相等同。他更直白地说：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
孙中山有清晰的逻辑推理：孔子与孟子所倡导的“大同世界”，即“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即“人人平等”——人人有天赋之权；人人的“天赋之权”，即“民权”。可见，“大同”=“民权”，理由十分充分。
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欢迎各军将领会上演讲时，他更具体解释了“民权”与“大同”的关系，强调说：
这项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义中第二项的民权主义。
进而，孙中山认为君权时代“天子”独有“特权”，是人类尚未“觉悟”，而孔子提出的“天下为公”，便是“人人都有这项特权”。他如是说：
从前的人以为天子是天生的，原来便赋有一种特权，到后来人类觉悟了，不相信只有天子一个人有这项特权，推到百姓人人都有这项特权，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演讲中，孙中山在把古时孔子“天下为公”与当时西方“民权”等同时，又指出这二者之异：
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大家都要做主人翁，承认用这项主义的政体。
显然，孙中山明白，孔子的“大同”在过去，还仅仅是理想，而在他生活的时代，西方的“民权”，已经由理想转变为“事实”。他憧憬“大同”，即“民权”的理想；他更期盼这一理想，转换为现实。
同样，孙中山也用“即”一词，把“民生主义”与“大同主义”直接画上等号。
1922年1月，孙中山在桂林，在同乡会的欢迎会演讲时，用“大同”诠释“民权”之后，紧接着又说：
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
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便是富者不能压制贫者，便是实施“均富”；“均富”，即儒家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天下”；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天下”，便是“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
于是，晚年孙中山反复强调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他又认定民生主义，也就是孔子的大同主义。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演讲的第一讲，孙中山开宗明义地说：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纵观孙中山的种种言论，人们不难体悟出，孙中山有着深深的儒家情结。那深深的儒家情结，使他把最高目标锁定在儒家的“大同”理想上。离开了“大同主义”，人们何处寻觅伟人的理想？离开了“大同主义”的具体内涵，人们又从何解读伟人的理想？
理想社会，大同模式
理想社会，在孙中山的辞典里，是民生主义，也是孔子的“大同主义”。理想社会的模式，在孙中山的建设蓝图里，便是当年孔子勾勒的大同基本模式。
大同社会的基本模式
早在二千年前，孔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人开始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孔子的大同理想蓝图。大同理想社会及其模式，穿越时空隧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传承着。
何谓“大同”？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有一段精辟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独、残、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而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记述了孔子的话语；这是孔子与学生子游的对话；这，诠释了“大同”的内涵；这，勾画出大同社会的基本模式。这话里透出孔子所眷恋与向往的“大同”，便是一个安宁而和谐的社会。他虽没见识过那样的社会，却第一次勾画了大同社会的基本范式，憧憬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
孔子，中华文化的第一个符号。他为中国文化的创篇，以及发展，贡献良多。且不说，他弟子三千，培育了国家的大批良才；且不说他讲学时留下的粹言，经学生整理而编成儒家的经典——《论语》；而从文化发展的层面上说，他整理《易经》，为后人留下“究天人之际”的巨著，影响着世界的东方与西方那一代代人的思维；他编撰《春秋》，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不朽的史章；他憧憬大同，为中华儿女追求理想王国，竖起了远大的目标。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动乱时期。他在编撰史书中，得知过去的“三代”——夏、商、周，是君主贤明、百姓安居的太平盛世。孔子运用了比较法，抚今追昔，使他深感现实的残酷，而“既往已”的可贵，由是而萌发出恢复以往的安宁与和谐社会的愿望，并憧憬一个以“公”字为核心的美好社会。
孔子所处的时代，用今人的语言表述，便是：“有序”的“三代”，已经过渡到“无序”的东周，生产方式在变，财富分配方式在变，人际关系在变，一切的一切，无不处于“变”之中！孔子的时代，社会正处于转型。
姑勿论，“转型”带来的“乱”——“无序”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后退，重要的是孔子的感受。他喜欢“有序”；他希望拨乱反正；他憧憬美好而和谐的“公天下”。正是如此的良好愿望，孕育与产生了大胆的构想——大同社会的蓝图：
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
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
一个人人为公而不为己的社会；
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
一个没有兵戈与盗贼的社会；
……
美好的大同社会，具体可概括为几个方面，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它的基本模式是：
第一，天下为公，以人为本。
社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人的权益应得到保障，人人受到关心。人幼小时，能茁壮成长；中年时，能有所作为；老年时，能有好归宿；残疾和孤寡的人，能得到奉养，生活无虑。人才受重用；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人讲信誉、易协调，和睦相处，共享福祉。
第二，天下为公，公平公正。
如康有为所诠释，“天下为公”便是“人人皆公，人人皆正平”。社会是天下百姓的“公天下”，而不是一家的“私天下”。如孙中山所主张：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国家，“是人人的国家”；世界，“是人人的世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社会福祉，人人共享。
第三，天下为公，博爱无私。
“博爱”是“公天下”的道德基础。“博爱”而后“无私”，“无私”而后“天下为公”，因而，在人伦关系上，人与人相亲相爱。人，不独关爱自己的亲人，而应博爱天下所有的人；在财产关系上，社会财富应归于公，不为私人所独有。
第四，天下为公，社会安宁。
“博爱”、“无私”构筑起的“公天下”社会，在那里，没有大富和大穷；在那里，没有敌对与纷争；在那里，没有盗贼之乱；在那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那，是一个其乐融融、和和美美的天堂！
如此的美好社会，令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向往！如此的社会基本模式，成为一代代国人奋斗的目标，试看：
古代，揭竿而起的农民，他们的口号：“等贵贱”，“均贫富”；
近代，洪秀全领导规模极大的农民运动，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建立的天国王朝，它所公布的纲领，便是大同社会的近代版；
近代，推行维新改革的康有为，他的《大同书》，虽借鉴了西方和日本的经验，但依旧是儒家传统的大同模式。
孙氏蓝图中的大同模式
学贯中西的孙中山，所设计的理想蓝图，既富于世界视野，闪耀着时代的色调，又富于民族色彩，散发着古色古香的中国味。他依着孔子大同基本范式，而构筑自己的理想模式。
富于世界视野的孙中山，对“大同理想”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是社会大同，后者是世界大同。他憧憬的大同理想社会，不仅是中国的大同，而且是世界的大同。这里，先看一下“社会大同”的理想模式。
孙中山所言的“大同”，首先是社会“大同”，即一国之内，实行“民有”、“民享”、“民治”，是高度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孙中山的意愿，是由现实的痛苦世界，转换为“大同”社会。在《建国方略·心性建设》中，他曾明确地说：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是也。
宗旨明确的孙中山，紧紧地把握住大同理想之精髓，与儒家一脉相承地拟出他的大同模式。那是一个没有兵甲相争、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在那社会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得为私；社会，为人民提供最大的福祉，人人同享幸福。这就是孙中山追求的最终目标，它就是孙中山的最高理想。
1924年在广州作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直白地说：
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如此完美的孙氏模式，具体有三方面的内涵。
第一，政治和谐：“政权公之天下”，全民政治，没有阶级，人人平等。
孙氏模式的政治层面，是要建立政权的“公”，以实现民权主义。孙中山构想大同社会“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他形象地解释说，“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而国家的官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简而言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人民的“公仆”而已！大同社会，要终结过去的“私天下”，而达到“公天下”，政权不再只属于皇帝一人，或属于统治者少数人。
如何真正做到“公天下”？孙中山的第一步，便是废除君主制度的“私天下”，建立“四万万人当皇帝”的民主共和国；第二步，则是变西方的“间接民权”为“直接民权”，使人们真正能行使手中的权力。
孙中山构想，真正实现“直接民权”则须赋予人民“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第一个权与第二个权，是用来“治人”，把官员选举出来——“放出去”，又可以把官员罢免——“调回来”；第三与第四个权，用来“法治”，即“决定”“有利于人民的”新法律，而“修改”“不利于人民的”旧法律。这样，全体国民拥有“充分的民权”，即能够“直接去管理政府”。
孙中山形象地比喻“四权”就好像“四个放水制”，或是像“四个接电钮”。他自信地说：
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
在孙中山的构想里，这四个权，就是“政权”，也即人民“管理政府的权”；有了“四权”，便“将以全民之力合造大同”，而在大同社会里，“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无尊卑贵贱之见”，“无贵族、平民之阶级”。这，便是大同社会在政治层面上的和谐。
第二，经济和谐：物产归公，国富民利。
孙氏模式的经济层面，是要建立社会财富的“公”，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构想，大同社会里，“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铲除产生贫富不均的根源；大同社会里，“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共享社会的财富。
如何实现经济上的“公”？孙中山的第一步，是实施“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大纲领，是实现土地和资本的国有化，使社会资源逐渐由“私”而变“公”，虽然还允许一些中小企业的存在，土地也分给耕者所有，但是不允许私人垄断土地和资本。孙中山的第二步，是由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进而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国家经营和管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资本、大企业，又通过税收，把社会财富掌控在国家的手里，再由国家办教育、办交通、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社会财富为社会一切人所享用，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以协调。这便是当今社会所称的“二次分配”，把一次分配的差距拉近一点。
在孙中山构想的模式里，大同社会便是“要造成的新世界”，在那里，“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资源共有，财富共享；在那里，“富者不能以专制剥削民财，贫者乃能以竞争分沾利益”，“国家的利益大家可以均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共享安乐之幸福”，无贫富之别。
在孙中山的构想模式里，大同社会便是“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的安乐社会：
在那里，人在幼年的时候，有机会读书；
在那里，壮年的时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没有事业；
在那里，年纪老了，“国家便有养老费”；
在那里，人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各得其所”；
在那里，“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
这，便是大同社会，在经济层面上的和谐。
第三，道德思想和谐：倡导替众人服务，博爱互助的道德品格。
孙氏理想模式的道德层面，是要建立以“博爱”为核心的道德理念，实现道德平等的最高目标。孙中山构想，大同社会，首先要保留中国固有的道德：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大同社会，又须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对传统进行改造，赋予新的内容；大同社会，还需汲取“世界上的道德的新潮流”，倡导西方的“为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大同社会，应以“平等”为最高的道德目的。孙中山认定：“天之生人虽有聪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则必欲使之平等，斯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
大同模式，为何还需有道德方面的要求？在孙中山的思想里，道德，是理想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他有一个基本理念：“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杠杆，乃社会，以至世界，所以能存在的必备条件。历史告诉人们：离开了道德，社会的正常运行、协调发展，将是一句空话；离开了道德，世界将处于无序，而不可存在。
总体上，孙中山构想：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进行承传、弘扬和改造；对西方先进道德进行吸取，由是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道德。具体而言，孙中山构想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构筑道德目标的基础，即阶级的消灭、财产的公有、分配的公平。使“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而后达到“道德平等”的最高目的，使社会“致大同之世”。
第二步是大力倡导建立在“公”基础之上的新道德，即“服务道德心发达”，“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最后，是人人具备“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博爱”道德品格。
这，便是大同社会，在道德思想层面上的和谐。对大同模式的传承与发展孙中山的大同模式，是依葫芦画瓢？是孔子大同模式的翻版？既是，也不是！
孙氏的模式，既承传了孔氏的基本模式，又把传统的孔氏模式，从古代向近代推进，对它赋予更具时代特色的、更丰富的内涵。孙氏模式对孔子模式，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总的来说，孙中山紧紧地把握孔氏模式的核心，即“天下为公”。他在“公”与“平”二字上做文章；他围绕着“公天下”，而落脚在“民本”上，由是编织理想蓝图。
具体地说，孙中山构想：在政权建设上，要“公”和“平”；在经济建设上，要财产归“公”，社会分配做到“平”；在思想道德上，也要“公”和“平”，倡导“平等”和为众人服务的“博爱”，社会不再“为己”。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每个成员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从幼年到老年，各年龄段上，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均得到满足，人人共享福祉。
孙氏模式对孔子模式又有发展，孙中山大胆地把《礼运·大同篇》中浓缩的百字文所描绘的大同模式，尽情地、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他贴近时代的要求，而对其中的理念加以发展，对其中的蓝图予以扩展。
其一，在“天下为公”的内涵中，突出“政权公之天下”，使之富于时代气息。
有丰富历史知识的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当今时代，人类进入了民权时代。民权时代，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他认定是“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公天下”，而不是君主专制——“家天下”，天下不允许“天子一个人”存在“特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认定：“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这项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义中的第二项的民权主义”。自认为处于民权时代的孙中山，把孔子的“天下为公”，演绎为“民权主义”；他对大同理想进行了现代诠释；为传统的大同模式，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
其二，对大同理想进行新的、创造性的概括，使之更明晰。
顺应世界潮流的孙中山，虽常常引用孔子的话语，却又别出心裁地用创新的方式来表述。他具体用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来阐述大同。大同模式=“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用合乎潮流的语言表述：
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这样的“大同”，虽没离开孔子当年的基本范式，却以新的形式进行表述；这样的“大同”已经披上了现代的外衣，令人耳目一新。
其三，对孔子模式进行具体的展开，使之更丰富、更具操作性。
孔氏模式，体现在《礼运·大同篇》的百字文里；孙氏模式，则见诸于孙中山大量的演讲与著作中。在孔氏模式里，大同社会只是一个总体的、粗线条的轮廓；在孙氏模式里，已具有大同社会更丰富的内涵，并指明了迈向理想社会的通道：
政治上，通过“权能相分”，给人民赋予“四权”，确保“天下是人民公有的天下”。
经济上，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实现可“生利”的土地和资本“归公”，又通过政府的税收及举办各种社会福利，进行社会的二次分配，实现社会财产的“人民共享”、“利益均沾”，确保财产公有，分配公平，人人生活有保障。
思想道德上，通过以“平等”为最高道德目标的确立，对中国传统“八德”的弘扬，以及“博爱”、“为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的倡导，使人与人相亲相爱、互助和谐，确保“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大同模式中的关键点
对大同模式，孙中山既承传，又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
孙中山对传统大同模式的弘扬，体现在：他确立了现代版大同模式之时，捕捉到大同模式的关键点。他告诫人们，实现大同理想，不得不紧紧抓住社会发展的根本处，不得不注重思想方式的转换。
孙中山揭示，实现大同理想的根本处，在于协调人们的经济利益。
理想社会，在儒家的基本模式里，是一个没有争斗，没有盗贼，国泰民安的大同社会。诚然，从孔子到后来的许许多多大同理想的追求者，都没有找到通往理想社会的路和桥。此乃历史的遗憾！孙中山以他过人的智慧，思考了这一历史难题。
孙中山运用他渊博的知识，反思了考察西方的素材，透析那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为实现大同理想寻找路和桥，并极力抓住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何处？孙中山认定：
社会之所以有进步，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
他以为，实现大同社会，必须着眼于协调关系，而各种关系中，又以经济利益为最根本。在孙中山看来，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斗争，更不是经济斗争，而是“互助”，即“协调”。只有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得到协调，社会才可能进步和发展。
1924年8月，在广州演讲“民生主义”时，孙中山具体解说了经济利益协调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他如是说——
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步。
在这段话里，孙中山的推理和结论，都十分清晰：“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解决人类的生活问题”—→人类“不间断的生存”—→“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步”。
在这里，体现着孙中山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人类社会必须“不停止的进步”，“不间断”地发展。如何达到不间断、持续地发展？孙中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解决人类的生活问题”。又如何“解决人类的生活问题”？孙中山揭示了问题的根本处——本着“为大多数谋利益”的宗旨，实行种种为民的措施，由此达到“社会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这，便是孙中山找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孙中山抓住经济利益这一根本，来进行理想社会的构建。这便是他对儒家的大同模式，如何从理想层面转化为实践层面的重要突破。这，便是孙中山的大智慧。
如何实现大同理想？孙中山还强调，需要“协同”、“合作”、“互助”，也便是需要现代系统思维。由是提升了大同理想的哲学基础。
构建大同，离开经济利益的协调，将是一句空话，同样，离开了“贵和”的思维方式，大同也是一句空话。当年，处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寄希望于由“克己”，人人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而服从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即复归于“礼”，而“礼之用和为贵”。人们有了“礼”，即遵守了道德规范，就能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而达到大同境界。循着孔子的“贵和”理路，孙中山在更高层面上，铸造大同理想的哲学基石。
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明确提出，“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互助”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1919年发表的《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明确地说：
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1924年8月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人类进化的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斗争”并非“原动力”，“互助”才是“动力”。他以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故尚未完全消除兽性，因而难免有冲突和争斗。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一文中，孙中山明确提出，“斗争”并不是人类的本性，只是兽性的遗留，他说：
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
孙中山坚信，非人性的“斗争”，应尽早消除，过去的和现实的纷争，终会被“互助”来替代。
20世纪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接受，阶级社会渐远离人类而去，人们会重新发现孙中山的“互助论”，同现代系统理论一样，已成为新时代的新思维方法。孙中山的“互助论”，与当代的“协同学”一样，强调“协同”、“合作”、“互助”，比“竞争”、“斗争”，对维系社会，构建和谐的理想社会，更具重要意义。
大同模式从理想走向现实
理想，是人们所憧憬的美好前景，同时，也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现实生活。孙中山并没有把大同模式束之高阁，而是努力使它由理想向现实推进。这体现着孙中山真心实意地以大同模式为理想。
欲实现大同理想的意愿，1921年12月，孙中山对桂林滇赣粤军讲话中，表露得最为真切：
预料此次革命成功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
显然，孙中山期待着，“为公众谋幸福”，做到“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即“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使孔子的大同理想不再“只是理想，没有事实”，而能由理念转为现实。
美好的蓝图，如何能实现？孙中山算是煞费苦心。民国建立伊始，所以要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姑勿论当时的客观压力，而以他的主观愿望看，乃为了摆脱一切政务的干扰，集中时间与精力，投入实业建设，给民众带来福祉，实现大同理想。解除了行政职务的孙中山，立即投身于民生主义的宣传；他亲临一线实地考察，积极筹建相关机构；千方百计进行募款……
试看，孙中山的足迹——
1912年4月3日，解职后的第3天，他即率领相关人员，离开南京。由南京—上海—武汉—福建—广东，再折回华北。一路走来，宣传、访问、参观。
同年9月9日，主张“铁路为实业之母”的孙中山，接受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
同年秋，他考察了北宁、津浦、胶济等铁路线，听取行家对铁路建设的意见；他先后考察铁路制造厂、水泥厂、矿务局、煤矿。
同年10月，他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开始精心设计全国铁路干线方案，着手为修筑铁路筹款。
1913年2月，他以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偕夫人，带随员，奔赴日本。希冀在日本进行考察，为建设筹款。抵达时，向日友人表示：“我更愿倾全力创建伊始之铁路建设事业。”
刚离任的孙中山，为何“愿倾全力”于铁路？是由于他认为，要发展实业，首先得发展交通，因为“交通为实业之母”，而在交通中，铁路尤其重要，“铁路为交通之母”。这便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所以致力铁路，为铁路建设奔走呼号的原因；这便是孙中山为将理想转化为现实所迈出的第一步，可贵的一步！
十分遗憾，民国初年，“愿倾全力”于铁路建设的孙中山，他的所为被袁世凯“枪杀”！他欲将大同模式转化为现实的愿望，在“是革命还是建设”的历史回旋中破灭！后来，便是多次重新建立政权的失败；后来，便是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这一切，都令孙中山无缘迎来新中国的建设美景。
然而，这一切只能说明，历史并未为孙中山开拓实现大同理想的条件，而并非说明，孙中山没有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
有幸的是，历史终于迎来了大同模式，由理想渐渐转换为现实的新时代。伟人的思想超越时空，激励着中华儿女！他逝世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已经把他的大同理想一步步付诸实践。
在台湾：
20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撤离大陆，到了台湾。特定的国际环境，枯竭的财政来源，这使仍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台湾当局，从蒋介石到蒋经国，皆要学习孙中山的大智慧，推行孙中山当年的政策与策略。这也就使孙中山的大同模式，有了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契机。
首先，当年孙中山针对“贫富悬殊”而设计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与“耕者有其田”，在台湾统称的“土地改革”，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实施，至60年代结束。台湾的土改，基本依循孙中山的理念进行的。
一方面，在农村，推行“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得到保障，生产得到发展；地主再不能以手中垄断的土地去剥削农民。农民，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同社会的“公”与“平”，有望渐得实现。
另一方面，在城市，由于“平均地权”，防止了土地的垄断，防止了由垄断而带来的贫富对立，社会相对稳定。
一石激起千重浪，土地改革，产生着骨牌效应。按孙中山当年的构想，国家以赎买的方式，把地主手中的土地变为耕者所有。台湾土改，则用国营企业的股份，购买地主手中的土地。于是，土改后的地主，摇身一变，瞬间变为资本家。
土地改革，孵化出一批私营企业，台湾社会，经济呈现多元性。当年孙中山所设计的“节制资本”，既发达国家资本，又允许中小企业发展，由是来防止资本垄断，以确保民生，这意愿渐已实现。
土地改革后，台湾当局为扶持中小私人企业，在金融政策上给予贷款的优惠，由此，迎来了社会经济的活跃。
……
20世纪60年代，土改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腾飞，台湾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谱写出一段辉煌的历史；台湾民众的生活比较富裕，成为世界上比较均富的地区。尽管近年贫富的差距有所拉大，但其贫富差距的比率，仍为世界之较小。
尽管，如上的一切，只是台湾当局在当时只为解一时之困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当局是否有实现“大同理想”之意，无从考证。然而，台湾的土地改革恰恰是依循着孙中山当年所指引的通往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而行，即通过对土地和资本的公有，防止“生产之物”为私人所垄断，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富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一意义上说，台湾的实践把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由理念推向了实践；台湾的实践，展现了孙中山的理想，向现实转换的喜人成果。
在大陆：
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未竟事业，1949年建立了人民政权，获得了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保障。60个春秋，经历了磨难，走过了坎坷，走出了困境。20世纪70年代末，神州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历时30年，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中国改革开放成效之卓著，已为世人所称道；改革开放仍然是朝着把大同和谐社会由理想转为现实的方向努力。
改革开放，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先行一步。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是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在广东率先进入了实践。孙中山的故乡人，不辱使命，勇于开拓，大胆探索，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引领风骚。
作为“排头兵”的实践，广东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遥望到孙中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感触到大同社会的基本模式。从如下四个方面足见一斑：
第一，敢为天下先，优化经济结构，建立多元经济体制，造就了经济迅速发展、分配公正的基础。
在广东，首先“触及所有制”，终结“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多元的经济成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同时增长。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形成，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与当年孙中山所规划的“节制资本”不谋而合。
经济结构调整，经营者合理权益得以保障，进而，人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所提高；非公有经济，与公有经济起步发展，国家增添了新税源，财政收入增加。这一切，从根本上为构建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提供了必备的经济条件，奠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石。
第二，经济迅猛发展，率先步入小康，为民众带来福祉。
改革开放30年，广东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个的经济奇迹出现。如下仅看一看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一组数字，足以令人震惊！
1978—2007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3.8%。
GDP总量由1978年增长了41倍，从1985年起，已连续23年稳居全国首位；人均GDP也由1978年247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080美元，翻了4番，已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财政总收入，2007年达到7750亿元，约占全国的1/7，连续17年居全国首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 699元，比1978年增长了4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624元，增长了28倍。
改革开放前，广东经济发展居于一般地位；改革开放后，广东已跃为经济强省，成为全国的纳税大户；广东为民众的安居乐业营造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第三，创造就业、教育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理想社会，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同时，它使人得以享有平等的权益。理想社会，是让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充分就业，才可能实现安居就业；充分就业，才可能使人人实现自身价值。
广东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注重了就业和教育的保障。改革开放伊始，广东开始设计与经济发展相应的就业法规和政策，建立促进就业的调控体系，扎实地做好就业的组织和服务。尤其着力广开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注重发展劳务输出，向外输出劳工，加快富裕劳力的重新分配。政府制订多项优惠政策，保障社会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享有平等就业机会。
教育，称得上是实现理想社会的“伟大工具”，只有人人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才可能使人人享有广泛的平等权利。
改革开放中，广东利用经济发展提供的财力优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实现了“幼有所教”。
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清理了一些人失去受教育权利的历史遗留问题。
2007年秋，率先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课本费，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解决读书难的问题。
采取公办、民办，以及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三种方式，确保农民工的孩子与其他家庭的孩子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发展“半工半读”的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为保障受教育对象能坚持学习，政府还建立了助学贷款专项资金。
……
改革开放，令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这是朝着和谐社会方向发展，也是朝着孙中山构想的大同理想迈进！
第四，建立福利、救济体制，保障低收入，以及孤寡贫弱者的生活，使民众共享社会财富。
孙中山的年代，西方的福利和救济事业方兴未艾。他希冀中国学习西方通过教育以及社会福利，使人人共享社会福祉。孙中山的故乡人，有意无意地传承了孙中山思想。
改革开放后，广东的决策者和民众认识到，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器，是理想社会的依归。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如何确保人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保障体系的启动，已迫在眉睫！
为此，广东建立和完善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组建省、市、县三级社会保险管理体系；建立了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建立和完善了“三条保障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失业者有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有保障；建立了全省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等，民众的养老、失业、医疗有了基本的保障。
广东加快改革社会福利体制，提高保障水平，拓展保障的覆盖面。福利体制的改革，有四方面的转变：从依靠单家独户办福利，到发动全社会办福利；从单纯强调社会效益，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从单纯救济，到扶持生产；从救济型，到保障型和福利型。在广东，社会福利体制已形成新的格局，即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形式多元化，服务内容系列化，以及服务对象公众化；在广东，社会福利的受惠面更广，覆盖面向民营企业延伸，向进城的劳工延伸，向广大的农村延伸。这，展示了孙中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一角。
广东建立了新型社会救济体制，关爱弱势群体。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新救济体制，实现了救济有资金，救济信息有网络，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在广东，孤寡老人普遍得到社会的救助；各种带慈善性的机构，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慈善超市”在全省即有数十家，为社会救助服务的志愿队，覆盖各个领域。在广东，被救济人数和保障标准，均居全国首位；在广东，参加志愿活动，就像广东人喝早茶一样平常。
如今，广东实现了“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开始迈向全面社会保障的新时代。当年孙中山的愿望，把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措施，在他的故乡——广东初步实现。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社会，它的基本核心，无非是天下为公、以人为本、权益均等。以广东为例，当今改革开放，亦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社会财富为社会所有人共享，使人们享有教育权利、生存权利，达到孙中山所强调的少有所教、壮有所为、老有所养的理想境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在不断实现！
民族平等，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既是“社会大同”，又是“世界大同”。
孙中山的大同社会，是一国之内的“天下为公”，即实现了“民有”、“民治”和“民享”，是高度和谐的社会；它是世界范围的“天下为公”，即世界各民族“并驱于世界”，国家消亡，各族人民融合共处，是没有战争的、和平而安宁的世界大家庭。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用现代语言表述，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前者，如前所述；后者，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有诸多论述。
民族平等，世界大同的内核
1913年2月2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演讲时，孙中山明确阐述，“大同”是“天下大同”。他说：
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永无争战”，没有干戈相见，各民族平等，和平相处。这，便是大同世界的核心。
如果说，如上的表述，是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演讲，更多是从理想的核心层面，提出对大同世界的诉求，那么，随着实践的推移，孙中山对大同世界的内涵，则有更深刻与更具体的揭示。
晚年孙中山，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他清楚知道，世界的不安宁，根源在列强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与欺凌；他生活在民族独立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时代，急切期待世界各民族获得自由与平等；他在提升了原有的民族主义之后，产生了建立民族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强烈愿望。
民族平等是孙中山的大同社会的重要内涵，也是世界大同的重要内涵。1922年1月4日，在桂林广东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把民族主义与世界各族平等相连接了，他说：
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
如何实现各族的平等？这一直是孙中山为实现世界大同所思考的焦点。
在孙中山看来，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民族平等的前提。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拟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如是说：
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
在文中，孙中山强调，民族独立的前提，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条约中所定的一切特权，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在文中，孙中山所说虽是中国，却具有一般性意义。孙中山认定，只有消灭帝国主义在各国的势力，消除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才可能实现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
在孙中山看来，各民族不仅要争取本民族的独立和平等，而且相互支持与帮助，这是由民族平等到世界大同的先决条件。
1924年2月17日，在广州的民族主义演讲第四讲中，孙中山说：
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
1923年1月29日，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孙中山已经揭示，各民族的相互支持而获得的民族独立，同世界大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如是说：
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吾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在孙中山看来，中华民族对于弱小民族的扶持，是为了实现未来的世界大同。
渴望世界大同的孙中山，期待“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以建立世界各民族平等国际新秩序为目标；他认定这种国际新秩序，便是儒家的大同世界。
“大亚洲主义”与儒家“王道”
孙中山那世界视野的理想——大同世界，是一个建立以民族平等为基点的和谐世界大同。这是一个有着高度道德文明的世界大家庭。
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意思，他说：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
“固有道德”，在孙中山的词典中，便是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他在后来的演讲中，有更清晰的阐述。
1924年11月，身患重疾的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和张作霖之邀前往北京。他决心“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他乘船离沪，取道日本赴天津，在神户，以“大亚洲主义”为题作了演讲。在演讲中，他重申了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的主张，揭示了道德精神在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中占着特有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他主张以东方的“王道文化”去消除西方“霸道文化”所带来的民族压迫。在演讲中，他提出：“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
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在演讲中，孙中山明确认为，必须用道德，用固有的东方文化作为基础。他依着这样的逻辑而推理：“东方文化”—“王道文化”—“仁义道德”。他坦然地说：
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力。
需要说明的是，崇尚东方道德文化的孙中山，视“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为东方与西方的分水岭；他将复杂的民族冲突，完全归结为文化冲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他心中残留着“华夏中心主义”情结。这些都无不有失偏颇，无不流露出偏激情绪。
然而，文化，文化精神，道德精神，这些，无疑是一种强大无比的软实力。它是实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民族独立与平等的强大力量。高明的孙中山，超越了世俗眼光，视“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高于“坚船利炮”的物质力；他紧紧把握住民族文化这民族之根，力图通过东方文化的道德精神，去感化和凝聚民族成员，实现民族的独立，进而实现世界大同。
尤为可贵的是，高度肯定道德力量的孙中山，在对待中西文化，以及处理民族关系上，采取了中肯的态度。在演讲中，他如此告诫人们：
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还要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这种认识，是孙中山民族情结的体现，它是孙中山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延伸与发展；是孙中山在颂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时，也不忘向西方学习；是孙中山富于当代价值的思想与智慧所在。它，成为孙中山构建大同理想的文化取向。
文化融汇，理想中的大智慧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融会的大变革时期。时代并没有抛弃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反而使之更深入人心，更具影响力。孙中山的大同理想，蕴涵着中国因子。“大同”源于《礼运》，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有着深厚民族情结的孙中山，把自己的主义与理想，定格在传统的“大同”。同时在“西学东渐”的强势下，有着世界视野的孙中山，把自己的理想与主义，等同于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与时俱进的孙中山，把自己的主义与理想，同风靡欧美的社会主义等量齐观。
大同理想，是孙中山融汇中西文化的硕果；大同理想，是孙中山大智慧的结晶。
大同理想的中国基因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渴求有安宁与和谐的环境，然而，人类自跨进文明门槛后，冲突与文明便相伴而生。于是，人类总有着对原始时代的眷恋，有着对未来美好理想社会的憧憬。
在中国，处于动乱时期的孔子，首先构想的大同社会，拉开了中国人憧憬理想社会的帷幕。中华儿女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绵延数千年。从历代的农民起义，到近代的大同思潮，人们无不希望均分财富，冀求实行财产的“公有”。尽管他们的理想大都没有实现，却为中国人民追求大同理想划下了一道道历史轨迹。
大同理想，且不说在古代，仅就近代而言，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鸦片战争以来，神州大地那股宣扬大同的社会思潮，如王韬、胡礼垣、唐才常等人，都憧憬大同理想世界。
王韬认为，世界正处在“变局”之中。他在《弢园文录外编》中如是说，上天“欲合东西两半球联而为一”，“数百年后道必大同”，他怀抱着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
胡礼垣认为，所处时代的历史使命，便是“化四海以为兄弟，合天下作为一家”。在《新政真诠》（卷一）中，他便说了如上的话。
唐才常则呼吁社会“靳辟大同之轨”。后人为他编辑的《唐才常集》，记录了他的呐喊。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以及他的高足梁启超，还有许多维新派人士，也将“大同”与他们所向往的“民权”相联系。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是近代大同思潮的集大成。
康有为，他饱读中国文化典籍，谙悉儒家思想。为维新救国，他融西方思想与儒家学说为一体，打出“孔子改制”旗号，参照西方而提出改革方案；他撰写了两“考”，即《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让孔子穿着西装，打着孔子的旗号搞改革，向世人展示维新派“非离经叛道”的改革路向。据史料反映，康有为在早年已萌发大同理想。这从他自编的年谱中可以发现，从梁启超的回忆中也能看到：1885—1887年间，他撰写《人类公理》，勾画了大同社会的粗略轮廓，构想在那样的社会里，人们生活富裕，人人有生存的保障。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他亲历西方社会，目睹贫富不均的对立；以此开阔了视野，并领略了风靡一时的社会主义思潮；他对理想的大同社会，增添了新内容。1901—1902年，他旅居印度期间，完成了宏著《大同书》，演绎出孔子大同理想的近代版。
康有为撰写的《大同书》，以孔子的“大同”作为书名，满怀着对孔子大同理想的至深情结，不离孔子当年的范本，而描绘更具丰富内涵，更富于时代精神的大同社会蓝图。那是一个无限美好的社会，有学者如是概括该著作的内容：
人人平等，男女平等；
废除私有，建立财产公有；
婚姻自主，实现自由、平等、独立的个性解放；
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机械化、电气化；
重视教育，道德一而教化同；
无君主、无军队、无邦国；
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人的价值。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设计的宏大蓝图，全面而完整地勾勒了理想社会的方方面面。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公工”、“公农”、“公商”，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实行财产公有，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财产公有是公天下的物质基础，是构建大同社会的前提条件；他紧紧地抓住儒家大同理想的内核，即“公”与“平”二字。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坦然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进而，康有为阐明，在“公产”之时，要实行“公工”。他如是说：“大同世界之工业，使天下人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路、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在“公产”之时，实行“公农”。他如是说：“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在“公产”之时，实行“公商”。他如是说：“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之商业部统之。”
应该说，康有为恪守大同的宗旨，具体而全面地勾画了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孔子九泉之下有知，也会对康有为的宏伟而美好的蓝图感到无比欣慰。只可惜他的蓝图也有不足，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康有为写《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尽管如此，人们也不会因此而否定它，它足以证明，大同理想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何等地刻骨铭心，世代相传，难以挥之而去。
清代，由洪秀全领导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定都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其比较完整的纲领、政策和制度，集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虽然，洪秀全极力反孔，金田起义前，曾在他所从教的私塾里，毁孔子牌位，后又撰文批判和鞭挞孔子，提出要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学宫，严禁军民读、藏、买卖孔子之书。然而，在太平天国的纲领中，洪秀全却传承了孔子的大同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
据学界研究，早在1845-1846年，洪秀全撰写的《原道醒世训》，就曾全文引用了《大同篇》的原文，并把西方的平等观念与儒家的“大同”思想结合，进而勾画理想社会。1853年，制订《天朝田亩制度》，洪秀全进一步把《原道醒世训》勾画的理想社会具体化。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和宗教等全方位的政纲，经济方面，延续了历代农民起义的一贯诉求：“等富贵”、“均田免赋”等。它是孔子大同社会的近代版。
《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为核心，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即天下所有土地归公，为天下人所共有；又提出社会所用财富归公，不得私有，一切归于国库；鳏寡孤独、疾病残废等丧失劳动力的人，皆由“国库”供养。洪秀全欲建立“天下大家处处平等”的理想王国，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暖”。他把历代农民起义所提出过的“等富贵，均贫富”的大同理想，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足见他的《天朝田亩制》所规划的未来社会，与儒家的《礼运·大同篇》所构想的大同社会，是何等的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力图实施《天朝田亩制度》，曾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把佃农租种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在南京设立了国库，上至天王下至士兵不准私藏财产，衣食器具及一切生活费用，全由公家供给，其中包括医药、残废院和老人馆的一切费用；在太平天国的管辖范围内，所有工匠，集中在各种“匠营”，让他们发挥所长，各尽所能。这一切，显示了洪秀全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孔子的大同理想蓝图，从观念的层面而转向现实的层面。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真正实现“公”和“平”，还缺乏生产发展水平的基础，历史还没有为大同社会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没有提供必备的物质基础。
大同理想的西方色调
中国人的大同理想不断延续着，孙中山无疑受到了传统大同理想的影响。然而，孙中山的理想目标，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承传，又是对中西文化交融的硕果。他出于文化认同，十分肯定中华文化在民族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本人也毫不讳言其思想受到西方的影响，承认在接受外来文化之后，而有所创获。正是孙中山为儒家思想加进了西方的理念，在中西文化交汇中，使大同理想富于时代精神。
孙中山一贯主张文化开放。他说：
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显然，孙中山是说，既要依据“中国之国情”，而又顺应“世界的潮流”，“兼收众长”，融贯古今中外一切于我有用之文化，用以服务于振兴中华之大业。他自诩：
兄弟所主张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古今中外底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获的一个结晶品。
史料显示，1896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不幸在英国伦敦蒙难。脱险后，继续留居英美时，他有机会考察现实西方社会，大量阅读当时风靡一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吸取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养分，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升华。具体说来，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公有化主张，以及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主张，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的完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其民族主义，更多地“因袭”了中国儒家的民族观，那么，其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则更多地因“窥抚”了西方的学说与事迹，天赋人权、人性平等，无疑成为民权主义主要的思想来源，而土地与资本的公有的主张，则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是他针对贫富悬殊而解决社会问题的初衷与救治的良方，同西方社会主义者堪相一致。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尽管他自称等同于大同主义，但无疑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因而，张磊教授专著《孙中山评传》中说：孙中山“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读书，认真观察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民生主义观念由此形成，三民主义思想体现得具雏形”。这一观点，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等同于大同主义的三民主义，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分。
1906年，孙中山直言其“三民主义”与西方思想的密切关系，称：
兄弟底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潮流所得的。就是美国前总统林肯底主义，也有与兄弟的三民主义符合底地方，其原文为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话若没适当底译文，兄弟把他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民族”、“民权”、“民生”主义。
孙中山引进西方的新理念，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融入了中国儒家的大同理想之中。
社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的“资本公有”，以及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对孙中山形成三民主义学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给传统的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世界性的、时代性的重要养分。
191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人作过演讲。在数天的演讲中，孙中山回顾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介绍了社会主义的种种流派，以及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贡献。演讲充分显示，孙中山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精髓”，清晰地表白了他的主义同西方社会主义的一致性：以“解决贫富之对立”的“社会问题”，而谋人类“生存之幸福”为宗旨；以马克思的“资本归为公有”和亨利·乔治的“土地归为公有”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途径。
如上的一切，佐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密切关系；展示了孙中山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大同主义相等同的意向。他常用中国传统的话语来描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称：
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
民国初年，孙中山又曾认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化，已经开始在德国实施，俾斯麦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正是他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晚年，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具体解释了这一看法：
因为基本实业归富人所有，所以全国实业都被富人垄断，社会上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麦（现译为“俾斯麦”——引者注）在德国便不许有这种毛病，便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全国铁路都收归国有，把那些基本实业由国家经营；对于工人方面，又定了做工的时间，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都一一规定。这些事业，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要拿去实行的；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
大同理想，核心在“公”与“平”二字。纵观世界发展史，“平等”，是西方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商品等价交换而产生的新观念，但“平等”的要求，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体现在政治生活。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平等”的要求，还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诉求。在等级制度下的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平等”观，孙中山在学习西方时，引进了平等，并使之与儒家的“大同”结合，由是而构建其既有时代精神，又有中国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论体系。
由上足见，孙中山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理念与社会实践经验，而给儒家的大同主义增添了西方色彩和时代精神。他的大同理想，确实有“因袭”，“因袭”了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有“规抚”，“规抚”了西方先进的思想与事迹；也有“创获”，“创获”的是其本人的独到之见。
大同理想的当代价值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它既与儒家的大同理想，堪相一致，又与西方近代以来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相互吻合。
在大同理想中，孙中山的大智慧，可启迪后人：
大同理想，永远是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最高追求。
大同理想，不可改变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以人为本、权益均沾。
大同理想，是一项系统工程，须进行多层面的建设。
大同理想，不可或缺的根本处，是协调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
大同理想，必备的思维方式，是“和而不同”。……
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特别在上一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都没有读过孙中山著作的执政者和广大百姓，虽对孙中山思想没有太多的了解，却在30年的伟大实践中，在客观上，把孙中山当年的建设蓝图一步步变成了现实，由此而验证了孙中山大同社会建设蓝图，具有超前性和可行性。
事实上，改革开放因为遵循了经济规律，故与孙中山当年的构想，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与孙中山一样，为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奋斗。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级主要干部研讨班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胡锦涛的大会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如上仅引用胡锦涛报告中的一些话语，已足见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基本模式和思路，同孙中山当年的构想完全一脉相承。这一切，无不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志，继续把建构和谐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作为全民族奋斗的目标，从而也就佐证了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