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文明，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同时不可缺少精神的支撑。深刻地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孙中山，从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中，体悟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他在规划经济建设蓝图时，不忘倡导新的道德风尚；他明确提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高度重视社会的德治；他顺应世界潮流，倡导互助、博爱的人类道德品格。
两个文明并重与互动
在设计实业建设的时候，孙中山不忘心理建设。民国初年，他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动的光辉思想，为后人提供不可多得的借鉴，显示了孙中山深邃的思想，以及富于超前性的智慧。
两个文明，鲜明地提出
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振兴实业。他过于乐观地认定，“破坏告终，建设伊始”，于是立即投入建设工作的思考和实地考察。同年9月27日，在济南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明确提出：
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
这便是孙中山对社会建设范围的清晰概括。在他看来，社会文明建设，有“物质之建设”与“精神之建设”两大方面。这种说法，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实属首次，显示出孙中山过人的智慧。这以后，他便不断地向国人解说这两个建设，并将“建设”和“文明”连在一起。
早在1912年10月23日，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的演讲中，孙中山便使用了“物质文明”的提法，他说“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们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他对中国与西方的“道德文明”与“物质文明”进行了比较，谈及各自的优劣。
1917年7月2日，在广东学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坦然表示，欲著一书谈中国的建设方略，又明示该书的大义包括两个方面，“一精神上之建设，一实际（质）上之建设”。
1918-1919年，孙中山先后完成了《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在书中，孙中山分别对“物质”与“精神”（亦称“心性”）两个文明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并努力勾勒两个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蓝图。
1920年，在为《大光明》年刊题词时，孙中山又重申：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
1922年8月17日，在《对外宣言》一文中，孙中山十分明确地使用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对概念。他说：
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责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
“两个文明”问题，在孙中山生活的时代，已经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在梁启超的论著里，便有这方面的言论，但作为明确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内容的阐述，孙中山还是首次。从现存的资料看，他多次使用了“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概念，并揭示二者的内涵及彼此间的关系。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涵，孙中山分别有清晰的界定：
精神上之建设，不外政治修明；实际（质）上之建设，不外实业发达。物质上文明，就是工农与各种实业。
《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即是他物质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全面蓝图；《建国方略·心理建设》，即为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工程的蓝图之重要内容以及理论阐述。此外，孙中山在多次的讲话中，谈及道德伦理建设、国民形象建设和政党建设等，这些统统都包括在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精神文明建设，则不仅仅限于政治上的文明建设，而且还要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变革没有信仰、不重理论、意志松懈的传统心理。
孙中山在名称的使用上，尚不完全统一。譬如，他的“物质文明”，时又称作“物质建设”，或“物质上文明”，或“物质之建设”，或“实际（质）上之建设”，或“实业建设”；譬如，他所言的“精神之建设”，或“精神上之建设”，或“心理建设”，或“心性文明”，或“道德文明”等，实质上是“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尽管如此，也应承认，孙中山把社会建设明确概括为两大类，而且他所说的两个“建设”，也即今人所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不能不算是孙中山的高明。
两个文明，相互促进
明确提出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孙中山，又进而揭示二者的“相待”关系，即相互依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彼此既相关又互动。
正是以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去审视社会文明，因而孙中山十分强调物质文明对国计民生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又极其重视精神文明的地位和作用。他没有离开物质文明而孤立地看待精神文明，也不无视精神文明而过分强调物质文明。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精辟地指出：
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
可以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孙中山首次明确揭示了两个文明的互动关系。这里所谓“相待”，便是“相对”、“相辅”，即相互作用、相互兼容、相互促进，但又共为一体。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们足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确实无比地深刻。
在古代中国，历代统治集团从不忽略营造精神支柱。从先秦众诸侯国君，注重养士，寻求由乱而治之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构建“王道之三纲”的道德价值体系，再到宋明时期，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以维护封建道德伦常。这些都无非是从精神层面上进行社会建设，造就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辉煌。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古代中国，统治集团虽然为了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注重“耕作有时”，致力于发展生产，只是过于注重“心性”而忽略“物质”，他们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古代中国，虽有四大发明，但在近代却没有迎来科技文明的一路高歌，“未能出现以科学观念和理性精神为特征的近代文明”，近代中国因此而落伍了！正视这一历史事实的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说：“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
在近代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冲击了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倡导近代人文精神，强调尊重人的生命，完善人的道德人格，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性解放的思想运动，人的物质欲望和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由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辉煌的物质文明。然而，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物欲膨胀，而对物质片面追求，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极端化，以及拜金主义的泛滥。虽然，出现如德国古典哲学等理性主义思潮，却无法改变人类精神失落和道德滑坡日渐严重的趋势。
面对西方道德滑落的状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批走出国门的仁人志士，他们以传统的目光，即“礼仪之邦”的中国所固有的人文精神、人格修养和道德伦常去审视西方，而无不发出慨叹。文化巨子梁启超先生，堪称敢于站出来批评西方崇尚物质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第一人。他从“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中感悟到，“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在《欧游心影录》中，他甚至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这“灾难”是什么？是“道德标准的变迁”，人们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崩溃。他以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为坐标，去衡量西方的现实社会，尖锐而深刻地指出：
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然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的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办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
客观而论，梁启超的话，也不无偏颇。常识告诉人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必须建筑在物质基础之上，人们只有解决衣食住行之后，才能谈论哲学、艺术等等；物质生活的提高也能同时带来社会的道德文明，不应过分地否定西方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进步。然而尽管如此，梁启超毕竟是用文学的笔调，深刻地披露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不到协调发展所出现的社会阴暗面，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精神之建设的重要。
可以说，梁启超已从西方社会发展的教训中，窥视到人类文明的两个方面不可或缺，提出“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明已从古代少数人“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转变为“群众的文明、自觉的文明”。梁启超从对西方社会的反思中，开始触摸到两个文明及其关系问题，高度重视了精神文明的作用。孙中山同梁启超有着相同的感受，也同样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他指出：
今日之人类不但须爱地文上之光明、物理上之光明，尤须爱精神上之光明、心理上之光明。惟此种光明能指示人生之趋向，而凡旧社会之迷妄偏执——须以此光明照临破除之。
他同样针对着西方社会发展的弊端，进一步在学理的层面上升华而提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揭示二者的互动性，并明确把二者的互动定位在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度。
孙中山看到，中国历来重“心性”而轻“物质”，存在与西方重“物质”而轻“精神”所不同的价值取向，然而，孙中山还是认为中国与西方在两个文明方面，是各有优长的。他指出：
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
通过比较研究，孙中山认识到，鉴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中国“物质文明不进步”，影响“心性文明”的发展；近代西方重物质轻精神，物质的进步反给人类带来灾难。
懂得“以史为师，以史为鉴”的孙中山，提出两个文明“相待”互动思想，这是对人类文明建设史的总结。他审视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文明发展史，发现任何社会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这二者必须协调，才能实现社会文明的发展；他又发现两个文明虽共存一体，但在过去社会的发展中，二者却不能同步，常呈现不相协调之势。这个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
孙中山的两个文明相待而进步的理论创建，学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学者们指出，孙中山已经看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他已经意识到，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的进步受到物质文明的制约，而物质文明的进步也会受到精神文明的限制；他已告诫人们，不能孤立地只搞一个文明建设，把另一个文明建设丢在一旁，必须两个文明互相结合，同步进行，社会才能发展和进步。
应该说，孙中山已经从宇宙观的高度提出了两个文明相待互动的策略思想，把精神文明建设置于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而标志着人类对两个文明建设从不自觉进入自觉阶段。
两个文明互动的当代效应
两个文明“相待”互动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实属首创。这，是孙中山的创新。然而，历史终究没有提供机遇，只是到了20世纪末，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大决策，这时，孙中山首先倡导的两个文明“相待”互动的思想，得以在当代中国发挥其效应；孙中山的伟大思想，得以从理论层面转化为中华儿女的社会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迎来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大好局面。诚然，在市场经济培育之时，利益的驱动，不仅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增长，也带来种种负面效应，中国能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西方曾经出现的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的历史厄运？邓小平未雨绸缪，提出了两个文明要齐头并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高瞻远瞩的策略思想。
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之后，邓小平对精神文明作了界定：
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
邓小平特别强调精神文明特定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的特质。这一界定，较孙中山的更明确、更深刻揭示了两个文明的互动性，以及彼此协调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他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文明建设，也不轻视或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精神文明虽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深刻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胜利。”
邓小平较孙中山更鲜明地提出：“两个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互为目的。”没有史料说明邓小平的两个文明的思想，直接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两个文明的明确概念，尽管马克思把人类文明的进步置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揭示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活动发展具有同一性和矛盾性。毛泽东则注意到旧思想、旧传统的影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主张把抓精神生活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首位。只有到了邓小平，才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张。
人类的思想发展，总是承前启后，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都任重而道远，在艰苦的建设岁月里，明晰两个建设的互促共进的关系，这无疑反映了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上，对两个文明建设有了新的自觉。
互助，人类特有的道德品格
两个文明互动思想，突显了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理路的纠偏。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还要有社会道德文化的提升。孙中山依据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以及“德治”理念，认真审视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细察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的区别，进而认定，人类进化的原则，不是“斗争”，而是“互助”。“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是人类特有的道德品格。正因此，社会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能不进行道德文化建设。这，正是孙中山高瞻远瞩的视野，未雨绸缪的高明处。
互助，社会和谐的机制
视野开阔、思维深邃的孙中山，视“互助”为人类的道德品格，首先是从社会发展的高度上思考，以他所发明的“三种人”理论为依据。尽管“三种人”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由此而推演的结论：社会发展，必须由有智力差异的各种人的合作，由此论证互助的重要，这具有一定的真理性。
孙中山从来认为，人的先天智力存在差异。他依据这种先天智力的差异，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和“不知不觉的”三种人，并认定这三种人在社会上显露出各自不同的作用，但彼此又“互相为用”。他说：
世界人类得之天赋的才能，约可分为三种：一是先知先觉的，二是后知后觉的，三是不知不觉的。先知先觉的是发明家，后知后觉的是宣传家，不知不觉的是实行家。这三种人互相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的文明进步，才能够一日千里。
他强调：
世界上的事业，真的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成功。所以世界上的进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缺少那一种人，都是不可能的。
孙中山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它由“先知先觉的”、“后知后觉的”和“不知不觉的”人组成，人类的事业，无不在这三大人群的“互助”中完成。就是说，整体社会的维系和发展，必须依靠社会内部彼此间的“互助”。这就是孙中山“互助”论立论之根本处。
人与人如何“互助”？孙中山具体分析说：一方面在智力上，“互助”是“互补”。由于先天智力的差别，人必须在后天彼此进行“互补”，社会才能进步。孙中山指出：
从前学界中人所知者，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而已。然此种学说在欧洲三十年前颇为盛行。今日则不宜主张此说，应主张社会道德，以有余补不足，大凡天之生人，其聪明才力多不相同，聪明才力之有余者，当辅助聪明才力之不足者……
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互助，首先体现在这三种人之间在才力，即智力上的互补，“聪明才力之有余者”补“聪明才力之不足者”，这种智力上的互补，便是一种社会道德。
“以有余补不足”，如何“补”？孙中山具体解释说：“聪明才力有余者，当辅助聪明才力不足者，在政治上为工人，在社会上为公仆。”也就是说，社会“互补”，即有才干的人担任更多的、更重要的工作。孙中山构想，由他们做公务员，当社会的公仆，为社会办事，为广大的“后知后觉者”与“不知不觉者”服务，然后才能“以进化快者补进化慢者”。
无疑孙中山是从这历史中悟到了，“聪明才力之有余者”为社会的“公仆”的道理，故也合乎历史的真实。因为考察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人们自然会发现，社会的管理工作总是依靠有才干的贤能之士。然而，孙中山视“聪明才力”的“有余”与“不足”为先天所赋予，明显地拖着传统先验论的尾巴。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与人之间先天的智力差异虽然存在，但并不太大，后天的学习与实践完全可以把它改变，孙中山智力互补的理论基点未免偏颇。
另一方面，在伦理上，“互助”是“互爱”，是相互帮助。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人与人间可以相识，相识而后相亲，相亲而后互敬、互重、互爱。这便是互助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社会所以能产生相互帮助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把“互助”作为人类社会所独有的进化规律。
人是有道德的社会动物，孙中山认为，“只求一人之利益，不顾大家的利益”，“优胜劣败”是“野蛮时代的陈说”，“人不应相争，而应相助”，因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互助，便是互不相争，是互相援助，互相帮助。孙中山指出：“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
在孙中山看来，“相助”是彼此的而非单方面的，各人都应根据自己能力的大小，而帮助他人。要做到这样，便要树立“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的新的道德观，人人为社会尽义务，力大者尽大力，力小者尽小力。故他说：
聪明才力愈大的人，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力略小的人，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力的人，也应该尽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务。
在孙中山看来，人类早期为什么能抵御大自然中来自各方面的袭击而不断“自保”与“进化”？原因就在人类“能互助，故能合弱以御强”。也就是说，人类能“相识”—“相亲”—“互助”—“合”（凝聚和团结）—“群”，成为有道德的群体，抵御外强而自保、进化。“互助”，是人的本质属性的要求，人类只有在互助中才能“自保”，生存、发展和进化。
在《心理建设》里，孙中山深刻地揭示了“互助”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他精辟地指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揭示了互助与国家的关系。孙中山看到，“人处于社会之中”，人是社会的人，也必是道德的人，而“社会国家”与“道德”无非是“互助”的运用与表现。
互助，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西方的“优胜劣败”的时代，你死我活的无情竞争，带来了社会道德的下滑。敏锐的孙中山，目睹那残酷的现实，而转向中国传统思想之库，寻找前人的智慧。
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多从人与禽兽的区别，来论证互助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先秦时代的荀子，即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但人能驾驭牛和马，是因为人能“群”，人所以能“群”，是因为人有“义”。所谓“义”，便是道德，便是人与人间的相亲、相爱、相助、相援，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互助”，道德不过是“互助”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近代的康有为，继承荀子思想，同样把“贵于能群”作为“仁”的内涵，在中国危亡的时刻，疾呼“求强在合群”。虽然康有为并不反对“竞争”，但他强调“合群”，即强调内部的互助、凝聚、团结，这与孙中山的“互助”观堪相一致。
在孙中山的思想观念中，互助是人类在原始阶段与自然对抗的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长河里的需要。“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在《孙文学说》中，孙中山把物质世界的进化概括为三个时期：无机物的衍化期，从生元至人类产生的有机物衍化期，以及人类进化期。在揭示人类社会的特点时，他明确提出：
此其之计划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矣。
又说：
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他动物者焉。故斗争之性，乃动物性根之遗传于人类者，此种兽性，当以早除之为妙。
显然，孙中山是说，人类进化的原则不同于一般动物。动物以竞争为进化原则，人类以互助为进化原则；互助，是人类进化的“主动力”；互助原则，具体体现于人类社会；互助以社会国家为体，以道德为用；互助为进化原则，是不可抗拒、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顺应，而不能违抗，否则便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孙中山肯定人类社会的进化，离不开互助，甚至过分地强调了互助的作用。处于极需要通过斗争来变革旧制度的时代，社会发展主要是通过斗争而不是互助来实现，过于强调互助即不合时宜。他也发现在漫长的历史和严峻的现实中，争斗、竞争、战争不断发生，他把这种“斗争性”简单地归结为“动物性根之遗传”，而未能揭示斗争性所以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他的理论便显得肤浅和苍白。但需要肯定的是，孙中山立论的基点是，寄希望于充满人性时代的和平年代——大同理想社会。他指出：
近日社会学说虽大显明，而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孙中山期待，人类经历了斗争之后，出现和谐的“大同”境界——“极乐之天堂”。这种愿望只能在“竞争”的“兽性”被清除，“互助”真正成为人类进化之规律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互助”的社会，是人摒弃了“兽性”之后的社会，是没有暴力冲突的社会，是充满道德精神的社会。
可以说，孙中山的“互助和谐论”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期盼着人类的完善和社会的安宁。孙中山向往未来的大同社会——以和谐为最高境界的理想社会，指出：
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此人类所希望，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者是也。
他寄希望于通过“互助”而达到“和谐”，由“乱”而达于“治”。民国初年，孙中山在致康德黎电文中袒露了这一心愿：
自民国诞生之日起，我便致力于谋求和平、和谐与繁荣。……从那时以来，我已尽我之力所能及，促使革命所造成的混乱演化为和平与秩序，以达到由乱而治之境。
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由“互助”而达到“和谐”，即通过道德方式而非暴力方式，来调整社会各种力量间的矛盾，使之由原来的“乱”——对立与冲突，而转化为“治”——和谐与有序。当然，孙中山也不否定，必要的时候，“不得不以战止战”，通过战争而实现和平。也就是说，当社会还没有进入大同理想境界之时，人们可以通过“互助”而达到大同，而当社会进入大同时代，社会还会循着“互助”的原则而发展。
博爱，人类道德潮流
视“互助”为人类进化的原则，为人类的道德品格，这是孙中山的高明处。更为高明的是，孙中山把“互助”与“博爱”联系在一起，视人与人的关爱互助为“博爱”，进而把“博爱”与“为众人服务”作为人类道德的新潮流。
博爱，从西方引进
孙中山所倡导的“博爱”，对他来说，应来自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博爱”，是指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广泛的爱。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博爱”与“自由”、“平等”并列，成为思想启蒙的口号。“博爱”是法国《人权宣言》的主要精神。
“博爱”，可视为舶来品。
接受了洗礼的孙中山，十分熟悉“博爱”是基督教的教义；他为救国救民向西方学习，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自由、平等、博爱。
从现有材料看，孙中山第一次明确提出“博爱”是在1906年。由孙中山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写道：
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
这，便是孙中山倡导“博爱”精神的呼唤。他明确地把西方的“博爱”拿来，为中国的民族复兴服务，对“博爱”作了新的诠释，赋予它新的内涵。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他看来，那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与过去的革命不同，是“国民革命”而不是“英雄革命”，国民不仅参加革命，而且国民的人格也必须变革，要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
民国初年，孙中山同宗教人士广泛接触时，大讲“博爱”，并把西方的“博爱”与各宗教所倡导的“慈爱”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更是把自己的三民主义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同，把“民生主义”与“博爱”画上等号，说：
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倡导博爱的孙中山，让全国人民得以共享社会财富，人人同享幸福。这便是把“爱”洒向人间。这种让人人幸福的“博爱”，是彼此的关爱，即“互助”。它便是人类的最高道德品格。
弘扬中国的“仁爱”
“博爱”一词可视为舶来品。然而，善于将外来文化移植到中国来的孙中山却说：
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
韩愈曾把“博爱”与“仁”联系在一起，孙中山循着韩愈的思路，而把中国的“仁爱”与西方的“博爱”对接。他从公天下的博大胸怀出发，强调：
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弱者，由己弱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在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仁。
可见，孙中山倡导的“博爱”，便是大爱，也就是中国传统的“仁爱”。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孙中山提出，“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代“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在政治上“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
倡导“仁爱”，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春秋时期，孔子倡导“仁者爱人”；之后，战国时孟子，对孔子的“仁”加以发挥，把仁爱从关爱亲人，扩展到泛爱社会民众，从爱人，到爱宇宙间的一切，拓展了仁爱的范围。他的这一道德理念，集中体现在那句经典名言：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至唐宋及以后，更有思想家和文人演绎这一道德理念。如诗词大家欧阳修的《乞出表》如是说：“大仁博爱而无私。”宋代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在《正蒙》中，引用了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并作具体诠释：“民，吾胞也；物，吾与也。”爱的最高境界，是由泛爱众而至于博爱天地万物，为什么？因为民众，是我的同胞，而万物是我的朋友。张载在《正蒙》书中还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唐代呼吁恢复儒家道统的韩愈，在他的《原道》中，则同后来的孙中山一样，把“博爱”与“仁”直接画上等号。他如是说：“博爱之谓仁。”
迄至近代，康有为写《孟子微》，发挥孟子思想，强调了社会的发展，仁爱的范围也在扩展：在等级社会里，人只会关爱自己的亲属；到了森严的等级打破之后，在民主的氛围下，人应该去爱广大的民众；再进到太平盛世，消灭了一切界限与对立，人就不仅关爱一切的人，还应该关爱天地万物。他的原话这样说：
据乱世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万物。
与康有为几乎同时代的孙中山，视“仁爱”为中国好的民族道德，并把它诠释为“用爱字”去对待一切，明确认定“仁爱”也就是基督教的“博爱”。这便是孙中山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因袭”，同时又是对西方思想的“撷取”。
博爱，须落实于行动
具有过人智慧的孙中山，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仅思考“博爱”在道德建设中的意义，他更强调要学习西方，将“博爱”落实于行动，使它真正成为社会的道德潮流。
1913年，孙中山曾给日本友人宫崎民藏题词：“博爱行仁。”“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助，是一种道德行为，如果没有行动，怎可能成之为“爱”？只有“行仁”，有了向别人给予关爱的行动，才称得上“博爱”。当代思想家张岱年，在诠释孔子的“仁”时，这样说过：
仁是“立仁”、“达仁”，所以必须实际有益于人，方称为仁。
这便是明确认定，爱不可能只是局限于自身，而必须用行动去关爱他人。
亲历西方生活的孙中山，深深体悟到西方国家在普及教育，以及各种社会福利方面，都远比中国做得好。他认为“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我们要学外国”，“学他们那样实行”；他期盼中国的“仁爱”，从理念层面走到实践层面。
为使“博爱”成为中国的道德潮流，孙中山积极进行宣传。据学者统计，孙中山“博爱”的题词，竟多达39件。如此同一的题词反复出现，显然反映了他的强烈愿望。
时代呼吁：博爱与互助
人类要进步，必须要互助；要互助，则必须有博爱。互助与博爱，是人类发展的自身需要，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倡导博爱的道德品格，是孙中山以互助为人类发展原则的基本内涵，也是孙中山“德治”的重要体现。
“有道德始有国家”，永恒的真理
不是一般意义的儒者，却有着深深的儒家情结的孙中山，在治国方略上，承传了儒家的德治。
孙中山深刻洞察到道德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认定道德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激励民族奋进，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他高度肯定道德在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1913年2月23日，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时，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
近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
这番话，是说人与人间更重“相助”——彼此的关爱和互助，而不是“相争”——彼此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或斗争。互助与关爱，使社会有道德。有了道德，国家才成为国家；有了道德，世界才成为世界。这番话，在民国伊始之时发表，是期待新的国家——孙氏的社会主义，更富于人道。
在同一演讲中，孙中山更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后建设共和国家，得到一种“高尚完全之政体”，那么，“政体既改良，人民道德亦必随之改良”。政治的变革，必然要求人的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以能适应。没有道德素质的提升，就不可能有新气象、新风貌，以及社会的发展、新国家制度的确立。
这番话，在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犹如金子般珍贵，它超越时空，具有真理性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告诉人们，道德是社会的行为准则，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社会的正常运作和协调发展，离不开道德，正如没有“规”和“矩”就做不出“方”和“圆”。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人的个人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约束，而不可为所欲为，道德便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自律”。
道德是社会文明的标尺，道德建设必然成为社会文明建设的支柱工程。孙中山晚年特别强调：
要维护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多么精当的见地！多么值得后人警觉的问题！
时代呼唤：人人都要有“道德血液”
温家宝的一次讲话呼吁地产商要有“道德血液”。其实，当今社会，何止地产商要有道德血液？事实上，只有流淌着道德血液的人，即富有爱心、懂得互助的人，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才是脱离了兽性的高尚动物。可以说，文明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流淌着道德血液，都应该以道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才可能维系社会的安宁和谐。实践已经证明，孙中山所言的“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孙中山所倡导的互助与博爱，正是维系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
蒙冤的“互助论”，该正名
互助论是孙中山重要的道德建设思想，是合乎人类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建设理念。然而，多少年来，学界流传的看法是：它是阶级调和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背道而驰。
互助论蒙冤了！孙中山因此而背负了“阶级调和”的骂名！互助论，并非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是有意识地以互助论来对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其实，以互助为人类进化规律的孙中山，虽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说法，但是，他提出“互助论”的初衷，主要是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并非一般地、笼统地反对马克思主义。
从孙中山的本意看，他力图揭示人类进化的特殊规律，以此批判强权主义。这在理论上是积极的。他指出，作为强权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正确揭示人类进化规律，已落后于时代。他说：
物竞生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
孙中山多次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他十分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人类科学文明史上的贡献，但却不能容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它来说明人类社会问题。他深刻指出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解释已成旧说——落后于时代了。孙中山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为强权主义张目。他说：
20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
近百年来，百种之物质进化，实超前古。而其心性进化当未离乎野蛮，故战争之祸，于今尤烈。当此之时，世界种族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殆视为天理之当然。
动物之强弱，植物之荣衰，当归之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进化学者遂举此例，以例人类国家，凡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斥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灭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
孙中山认为，人是有天理良知的，有道德的，弱肉强食是动物的进化原则，只是当人类的文明程度不高，动物的野蛮性未除之时，才出现战争。他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近代西方的对外扩张主义的野蛮行径张目，用生存竞争来为西方列强的强权作解说，把强权作为唯一的真理，指出那是违背人类进化的规律。他反复强调人类的进化规律不同于动物，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孙中山并非一般地、笼统地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在孙中山看来，人类社会由于利益的冲突，便产生不平等和阶级对立与压迫，他说：
古时极有聪明能干的人，多是用他们的聪明能力，去欺侮无聪明能力的人，所以由此便造成专制和多种不平等的阶级。
人类的思想，可以说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重于利己的人，每每出于害人，也有所不惜。由于这种思想发达，于是有聪明才力的人，就专用彼之才能夺取人家之利益，渐渐积成专制的阶级，生出政治上的不平等了。这是民权革命以前的世界。
对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对立，孙中山也有过评述，他更是看到了经济原因，指出：“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都靠机器来生产”，“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发生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一种是资本家，一种是工人”。
孙中山确实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向来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应该承认孙中山的思想和理论里，也有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阶级战争”）的观念和认识。在实践上他一辈子没有终止过战争、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虽主张“以战止战”，但他强调的是人类进化的原则是“互助”，而不是“斗争”，认为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的一种“病态”，而非常态。
关于“斗争”与“互助”这一点，孙中山的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确实，阶级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整个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并非存在于全过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会消失，而人类的互助则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在这个意义上看，阶级斗争并非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阶级斗争不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恰恰是阶级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此时宣扬“互助论”，确实也存在消极的作用——磨灭革命者的斗争意志，消融阶级斗争，不利革命事业的开展，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互助论的消极面。事实上，他在民国建立不久，即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这一错误虽有许多原因，但从思维方式的深层面上检讨，不能不说与他的过于强调“合作”的互助和谐论，有一定的关系，他确实是错把他理想的和谐社会的发展规律运用于变革时代，犯了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事实上，孙中山对马克思则是赞扬有加，虽对马克思主义有独立思考，曾指出其中的一些偏颇，但孙中山所生长的年代，科学社会主义正风靡全球，孙中山十分敬佩马克思，在他的演讲中，多次赞扬马克思。他这样称赞道：
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国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他又赞道：
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马克思。马克思对于社会问题，好像对于民权问题一样，在一百多年以前欧美研究民权问题的人，没有那一个不是崇拜卢梭为民权中的圣人，好像中国崇拜孔子一样；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世人崇拜马克思，孙中山也一样崇拜。在孙中山眼中，马克思是社会主义潮流中的圣人！因为，孙中山看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产生了贫富对立、阶级斗争等社会问题，此时应运而生的社会主义思潮，其中大都“陈义甚高”，“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却脱颖而出。孙中山如此高度评价：“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富于独立思考的孙中山，既赞赏马克思，又批评马克思；他既肯定马克思注重事实，注重经济，又不同意马克思所“认定”的结论。这，恰恰是孙中山过人的智慧！
互助论的前瞻意义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革命变革时代。在当时，由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时代赋予的使命是以“暴力”推翻旧制度，因而，“斗争”是第一位的，“互助”则是第二位的。孙中山的互助论，对当时的社会实践，不可能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甚至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类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之后，人们会发现：互助，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则、规律和动力。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岁月，拉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帷幕。在建设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始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渐渐从“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那整天斗个没完的时代，转型为互助与双赢的时代。
在国际，人类于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痛定思痛，人们渴望一个共存、共生的社会环境，努力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世界格局由两极对立转向多极共存，各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由原来的“刚性外交”转向“柔性外交”，期待在互助中共同发展。
在思维方式上，20世纪产生的现代系统理论，关于“物种彼此相助为生，乃至只有互助，才能根本生存下去”的观点风行全球。其他的一些学者，也明确提出“合作”、“互助”是一种“构造和建设的机制”，“是物质进化、生命进化和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机制”，甚至认为那是一种“主导机制”，强调“没有合作就没有世界的存在，更没有进化”，“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诸多阶级的合作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新思维正在取代原有以“竞争”为主旋律的思维。
可以说，人类有意志、有感情、有道德，当今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是“和平、发展与合作”，这是一个双赢的时代，虽也有竞争，但互助是主导的。因而，国际交往应坚持和平友好的原则，营造和平友好的外部的国际环境；在国内的建设中，坚持协调经济利益、互利共进的原则，营造安定团结的内部环境。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协同、合作的观点，是这一新时代的产物，也是这一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与这些理论堪称一致的孙中山互助协调论，也具有同样的理论价值。它不仅应得到正名，而且值得人们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