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登山运动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登山队把珠穆朗玛峰当做最大的目标，珠穆朗玛山麓不但未曾冷落，反而更加热闹了。不幸的是，从1966年开始，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长时间的大动乱，摧残着中国人所珍视的所有美好的东西，也使得正蓬勃发展的中国登山事业从顶峰落入低谷，处于近乎停顿的状态。这种情况延续了七八年，当中国登山事业从逆境中开始走向复苏的时候，新一代的中国登山者发现，如果依旧躺在前一代人的荣誉簿上而没有新的作为的话，中国的登山运动将被甩在世界的后面。
在中国登山运动员重新获得训练机会，中国国家体委决定重新组队再攀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每一位中国登山家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他们的出征，带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他们的肩上，压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赶上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重新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
为了再次向世界最高峰进军，中国登山队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包括侦查路线，队员的选拔与训练，以及一系列食品与装备的制作。
1975年2月底，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的队员带着各种装备、食品分批离开首都北京，开向珠穆朗玛峰的北坡脚下。经过侦察组的初步侦察，发现珠穆朗玛峰的情况与15年前中国人第一次登上顶峰时相比，已大有改变。原来的绒布寺，这时成了一片废墟。从前这里经常有野马、野羊出没，现在几乎绝迹。最使人惊讶的是，天险北坳也换了景象，它变得比以前更加险峻。大自然用冰雪把北坳改造成一道晶莹的冰雪陡坡，在海拔6800米附近，堆积着不久前崩落下来的巨大冰块；6900米一带，则耸立着一道直达北坳顶部的冰墙，以及纵横交错的冰裂缝。
针对这些新情况，登山队总部决定，先派出由十几名教练员和年轻队员组成的侦察修路队，作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前往北坳侦察与修路。
3月21日中午，侦察修路队在北坳脚下6600米高度的茫茫冰雪中扎营。第二天，队员们穿好高山靴，绑上冰爪，背起修路器材，手持冰镐继续出发。他们在零下20℃的严寒中，一步步地在冰坡上凿出台阶。等到这项工程进行到一大半时，大家发觉这里不适合大队行军，于是果断放弃已基本开好的道路，另找突破口。
由于在高山缺氧的状况下连续高强度作业，队员们的体力消耗极大。几个小时后，当他们终于把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修到6800米高处时，一位名叫巴桑次仁的藏族队员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冰裂缝。机警沉着的巴桑次仁没有惊慌，他十分冷静地用背和双脚紧紧地抵住裂缝的两壁，并且牢牢地拉住结组绳，使得同伴们有时间赶来营救，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
侦察修路队架起金属梯，插上路标，接着又在零下30℃的寒风大雪中攀越直立的冰墙。他们终于登上了北坳。
经过3次适应性的行军，中国登山队员们不但提高了对一定海拔高度的适应能力，修通了到达8100米高度的路线，而且还同支援他们的解放军官兵、藏族人民一起，完成了高山科学考察所需的设备、氧气、食品、燃料等物资的运输任务，建立起高山营地，为突击顶峰做好了各种准备。
4月下旬，登山队总部决定，利用4月底出现的好天气，进行第四次行军，并突击顶峰。这一回，中国登山队派出了两支突击队，分别于24日与26日从大本营出发。
4月28日，第一突击队在攀登到北坳7400米风口时，突然遇到了漫天大雪与10级以上的大风。为了避免伤亡，大本营命令两支突击队立即停止突击，下撤到6500米的营地待命。
3天以后，天气好转，两支突击队又开始向上挺进了。5月4日和5日，33名男队员和7名女队员先后到达了海拔8200米营地。行军中，42岁的登山队的副政委、著名登山家邬宗岳的体力已明显不支。这位曾在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荣立战功的登山英雄，这次作为突击队的领队，他还比别人多背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为了制定行动计划，他在海拔6000米营地里一夜未眠，在七八级的大风中，经常是爬行而上，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他精疲力尽。但是，他坚持着，并且还随时端着摄影机，拍摄队员们攀登的镜头。
到达8200米营地后，邬宗岳顾不上休息，一边点燃煤气炉，为队员们熬汤，一边鼓励女队员们要坚持到底，争取创造世界女子登山记录。5月5日，邬宗岳的心跳达每分钟200多次，然而他仍然坚持走在队伍的前头。为了拍摄女队员们的攀登镜头，邬宗岳离开结绳组，走到全队后边去摄影。就在这时，他突然滚坠，落入了万丈深谷。
几个小时后，同伴们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发现了背包、冰镐、氧气瓶和摄影机，背包旁的悬崖处还有物体向下滑坠的痕迹……邬宗岳从此不见踪影。他牺牲了。
队员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8600米的营地度过了一个沉寂的夜晚。
5月6日，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地区刮起10级以上大风。突击队员们无法行动，只能呆在营地里。高山旋风愈刮愈烈，队员们在突击营地整整生活了13天，体力消耗极大，氧气与食品也快用完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本营发出了撤回到山下的命令。第一次突击就这样失败了。
中国登山家们并没有因为失败而丧失信心，他们准备在5月下旬雨季到来之前再次冲击顶峰。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把8200米的高山营地和8600米的突击营地分别提高到8300米和8680米。
5月17日和18日，撤回大本营还不到一星期的15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再次出发，向顶峰冲击。
正在这时，传来了日本女子登山队副队长田部井淳子首次经南坡创造女子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消息。这消息对于正处在北坡的中国登山家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挑战。
5月25日，突击队分别到达8680米的突击营地和8300米的高山营地。由于体力的原因，有两名女队员和一名男队员在行军途中下撤了。大本营随即决定，将原属于3个梯队的9名男女运动员分为两个组，轮流突击顶峰。由索南罗布带领第一组，于26日完成“第二台阶”的侦察、修路任务后先行登顶。突击队中唯一的女性潘多率领第二组，在26日到达海拔8680米的高处后，又于27日登顶。
26日，10级大风使得两个突击组的行动再次受阻。下午3时，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两个组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当晚完成既定的修路及行军任务，在27日登顶。
大本营在下达命令时，还特地在报话机中对潘多讲话：“虽然只有你一个女同志，但你代表着新中国的亿万妇女，一定要努力登上去！”潘多欣然领命，她表示，决不辜负祖国的期望，一定要为新中国的妇女争光。
两个突击组准时于下午3时半出发。队员们顶着10级大风奋勇前进，经过5个半小时的艰苦搏斗，他们完成了侦察、修路和强行军的任务。21时，两个组在8680米突击营地会师。
23时，索南罗布在突击营地召集会议，商讨登顶步骤。突击队全体队员一致表示：能前进，决不后退，不能前进，创造条件前进！
次日早晨8时，9名登山家从突击营地出发，开始了最后的战斗。37岁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潘多，没有比男同伴多吸一口氧，更没有被队伍拉下半步。
中午12时30分，中国登山家们来到距离峰顶仅五六十米的地方，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几乎垂直的冰坡。队员们只好向北横切了30多米，再通过一片陡峭的岩石坡向西而行。由于极度的缺氧，藏族队员贡嘎巴桑昏迷倒下了。走在前面的索南罗布赶紧给贡嘎巴桑戴上氧气罩。贡嘎巴桑吸氧后清醒了过来，又跟着队伍继续前进。走了一小段路后，贡嘎巴桑又晕倒了，索南罗布一边再次给他吸氧，一边鼓励说：“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9个人一定能够一起登上顶峰，一起凯旋而归。”贡嘎巴桑被同伴的深切情谊感动了，他站起身来，以坚定的步伐向前迈去。
北京时间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大平措、次亿多吉、贡嘎巴桑、侯福生、阿布钦9名男女登山家终于登上了那1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3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短片、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20多千米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90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年中国人二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写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8米（以前的记载是8882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程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年9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们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即觇标）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以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波兰、南斯拉夫、日本、朝鲜等许多登山家们在登上珠穆朗玛峰顶时，都是先看到这座觇标，然后在觇标旁留影作为登顶成功的证明。
著名意大利登山家莱·梅斯纳说得好：“这是世界最高峰顶峰的标记，是1975年中国人进行了测量后，设置在这里的标记，是各国登山家们登上地球之巅的见证人，它也是我最忠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