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靖国神社及其这一问题的由来
神社，是日本民族本土宗教神道教举行活动的场所，也是绝大部分日本国民进行祭祀、祈愿等精神活动的场所，因此在日本各个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繁简各异的各种神社。然而，靖国神社却是这些众多神社中的一个例外，因为长期以来靖国神社与历史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围绕靖国神社的问题不但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各种争论，而且也成了日本与中国等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一个外交问题。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于1869年建立的“东京招魂社”，在当时主要是为了祭祀在明治维新内战中为新政府而战死的军人，不过当时被祭祀的人数仅有7000多人。1874年5月，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府第一次对外用兵，即以琉球渔民在台湾遭杀害为由入侵台湾，与清政府军队之间爆发战争。半年之后，战争结束，日军退出了台湾。1875年2月，日本政府将这次战争中死去的军人也祭祀于东京招魂社，而且明治天皇也出席了招魂仪式，这是以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名义第一次为对外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所进行的祭祀活动。
1879年，由明治天皇建议，东京招魂社被改称为靖国神社，并改由军队直接管理和控制，其级别更是远远高于其他神社，享受日本皇室的特殊待遇。据说，“靖国”之称还是取自于中国的《左传》一书，意为“守护国家”或“安定国家”。也就是从此时开始，靖国神社就变成了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未来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即为鼓励和动员日本国民参与对外侵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乃至成了军国主义的象征符号之一。
随后，日本先后对外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性战争，如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的侵华战争、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的太平洋战争等等。在这些战争中战死的近250万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军人都作为“靖国之神”被供奉在了靖国神社之中，而且这里还修建了很多忠魂碑、军人塑像及战争纪念馆，向人们展示所谓日本军人的武勇与悲壮。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靖国神社由日本天皇主持仪式，为那些死去的军人进行祭祀和表彰，并对阵亡者的遗族给以安慰和抚慰。因此，这里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宣扬“忠君爱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场所与精神支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和日本新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靖国神社被剥夺了特殊国家机构的地位，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普通神社的宗教法人。但是，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仍然使其不同于一般的神社，这里还是让许多日本人有了对过去的一种历史记忆或历史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就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将靖国神社改为国家机构，恢复天皇和政府人员的正式参拜，60年代末以后自民党政府又多次提出恢复其地位的法案，但是都由于遭到日本在野党及社会进步势力的反对而未能成功。于是，这些政治势力就不断推动日本政府公职人员的参拜，试图以此为恢复靖国神社的地位而造势。从1975年起，大部分的日本首相都以私人身份在靖国神社每年进行春秋两次主要祭祀活动时参拜了靖国神社，为此曾引发日本国内的一些争议，但是这些争议主要是从这种参拜是否违反日本宪法中关于政教分离原则而展开的。1978年10月，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4名甲级战犯也作为“昭和殉难者”被供奉于靖国神社之内，因此日本政府公职人员的参拜引起了日本社会进一步的争论。为此，日本政府在1980年11月铃木内阁期间曾发表了一个“政府统一见解”，认为不能否认政府公职人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有违反宪法的嫌疑。因此，在80年代前期，尽管有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府公职人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一般都采取所谓慎重态度，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公职人员身份进行参拜。也正因为如此，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虽然在日本国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并没有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尤其没有成为外交问题。
但是，在198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40周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却在战后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率领18名内阁成员和172名国会议员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说：“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国家应有个感谢的场所。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还有谁来为国家奉献生命呢？”此举立即使人们联想起1983年中曾根提出的“政治大国”以及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于是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事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一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新动向。9月18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游行以及在校园内张贴出大字报，要求悼念抗日英烈和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而且这一行动很快扩展到了西安和成都等一些城市，直至10月中旬这些示威抗议活动才渐渐平息。
然而，从此以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就一直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与日本外交中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中日关系中一个非常敏感的消极问题。正是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一再抗议和交涉之下，日本政府才对参拜靖国神社有所顾忌，在1985年中曾根参拜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不断地有日本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以不同名义进行参拜活动，但却再没有发生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相对保守化和右倾化，日本社会又出现了“参拜靖国神社热”。90年代中期，以自民党议员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共同组成了“参拜靖国神社联盟”。1996年7月29日，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又一次率领6名内阁成员和80多名国会议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在事隔半个月之后的8月15日这一特殊的敏感日子，又有多名日本内阁成员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同年10月初即将举行众议院选举前，自民党在本党大选公约中公然提出“要争取实现首相和政府阁员对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并且要求外国领导人在访问日本时要参拜靖国神社。尽管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国内外舆论强烈谴责，尤其是引起亚洲国家激烈的反应，但在1997年4月初，在“参拜靖国神社联盟”的基础上，日本又组成了跨党派的“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并且4月22日该会的223名包括自民党及其他一些党派的国会议员大规模地参拜了靖国神社，其中有两名内阁成员。事后，该会会长小渊惠三表示：“我们表达的是祈祷和平的坦率心情，不需要别人来说三道四。”该会会长代理、众议院副议长渡部恒三也表示：“我们以超党派的方式悼念为国家献身的人，这与政治没有关系。”由此可见，国内外的反对声音不但没有能够阻止日本某些领导人去参拜靖国神社，反而在一些日本政要们看来，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事。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之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小泉就承诺当选总裁和日本首相之后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果然，在2001年8月13日，小泉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这一行动再次引起中国等国家及其民众的强烈抗议，但是小泉却我行我素，执意顽固到底，反而每年都去参拜。直至其卸任的2006年9月为止，小泉以首相的名义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创造了战后日本首相任期内参拜次数最多的纪录。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干扰，所以在小泉执政的五年多时间里，日本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降到了低点，其中尤其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几乎全面恶化和停滞。直至2006年9月小泉下台之后，中日两国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才稍有缓解，日本新领导人在作出担任首相期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承诺之后，两国政治关系终于开始恢复。但是，至今仍然不能说这一问题已经解决。例如，虽然小泉之后的几届日本首相在任期内都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是2007年和2009年分别担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却都在担任首相期间向靖国神社送了祭品。
当然，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只要去参拜就是为了复活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国民确有祭祖习俗，作为死难者亲属对自己死去的亲人表示纪念之意本无可非议，因为这种纪念并无任何政治意义。不过，靖国神社已不单纯是一个祭奠祖先的纪念场所，这里的很多活动已经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尤其是作为日本国家领导人和国会议员这样一些政治家进行参拜活动，其政治意义就更加引人注目。
二、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及解决途径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靖国神社问题，以及日本一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对此，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不过也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同，所以才更需要去认识和分析这些不同及其原因。
对于日本周边曾经受到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们来说，大部分人都会认为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军国主义的象征，参拜靖国神社也就意味着为军国主义招魂，以及有可能导致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政策。应该说，这样的认识非常自然而简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靖国神社，就是为了战争进行精神动员的工具，在这里，个人的牺牲和死者亲属的痛苦被转变成了为国家献身的一种荣誉，即通过靖国神社这一“感情的炼金术”将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变成了一种为国而死的荣耀，以便鼓励更多的生者去为天皇和当时的战争卖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确实有一部分极端右翼分子仍然持有这样的想法，试图通过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来宣扬对过去军国主义的肯定，以便能够恢复过去的那种军国主义体制与政策。不过，持有这种极端右翼思想的日本人并非日本社会的主流，目前的日本社会是否会重新导向军国主义也并不主要取决于是否去参拜靖国神社，而主要是由战后日本基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大部分日本国民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来决定的。
而对于主张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来说，则又有着各种不同的考虑。对于一般日本民众来说，尤其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遗族们来说，靖国神社只是怀念和祭祀亲人的一个场所，因为在战争期间的日本社会，那些奔赴战场的军人几乎都会对自己的家人们说“靖国神社见”之类的话。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些日本人对于靖国神社问题还有一种所谓文化上的解释，即日本传统文化中不鞭挞死者，对于死去的人即不论善恶一概给予祭祀。不过，我们暂且不论日本文化中是否真有对死者不论善恶的传统习俗，但是靖国神社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所谓善恶标准的，或者说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即这里只祭祀为了日本而在战争中死去的军人，作为战争对立面的外国军人则不在此列。即使是日本人，如果是在其他灾难中死去的人，则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甚至即使是日本军人，如果并不是为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而死，也没有资格进入靖国神社。比如在明治维新中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西乡隆盛，在后来成为反对明治政府的叛军首领，其死后即使受到日本民众的爱戴，至今在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仍然塑有其巨大的铜像，但是他也不能进入靖国神社。
目前真正成为问题的靖国神社问题，其实主要是有关日本领导人参拜的问题。从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日本首相的名义正式参拜以来，已经多次发生日本首相等领导人参拜的事件，而且在面对日本国内外对这些参拜活动的指责时，这些领导人一般都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要否认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要恢复军国主义，而是为了纪念为国家献身的人，甚至还说是为了呼吁和祈祷和平。其实，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真正目的应该说是想要增强日本国民的凝聚力和他们对国家的向心力，即在新形势下对日本新民族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的追求。也就是说，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于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狂热导致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反思，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日本国内是受到批判的，战后长期的和平富裕生活以及对战争的厌恶导致了日本大部分国民只考虑和关心与个人、家庭或自己所属企业和社区的生活有关的事情而不愿意为国家出力、当然更缺乏国际视野的现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政治大国化外交的确立，日本政府开始想要主动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为此就需要改变日本国民的意识，重新唤起日本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和责任心，从而为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服务。于是，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们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参拜靖国神社，试图通过这一活动来表明国家对所谓为国出力的人的尊敬，以及鼓励人们要像战争中的军人一样更多地为国出力。不过，这些日本的政治家们想要将过去战争中日本军人的所谓“为国精神”和当时的军国主义政策进行切割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在今天唤起日本国民的自豪感和责任心而利用与过去的战争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甚至已经成为军国主义象征符号之一的靖国神社，实在谈不上是一个明智之举，因此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是否真是要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和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
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人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大部分并非出于感情上和道德上的抵制，而仅仅是出于法律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即认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参拜违反了日本宪法中所主张的政教分离的原则，或者是由于这一问题会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对进而影响日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或者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而没有必要去进行参拜。
至于如何解决靖国神社的问题，如果日本社会整体都能够正确认识历史和尊重周边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们的感情，日本领导人也能够不去参拜，那自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中日两国国民不同理念和感情的问题，所以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因此，有人从技术上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比如建议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或进行分祀，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带有公共意义的纪念设施，等等。但是，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感情和认识上的问题。即使能够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移出靖国神社或进行分祀，还有几千名乙级、丙级战犯仍然位居其中，其他大部分没有被明确定为战犯的死者，也大部分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军人，这些人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对这些亡灵难道就可以去参拜吗？何况将东条英机等人移出靖国神社本身就比较困难，不但靖国神社不同意，东条英机等人的家属也表示不同意。建立新的纪念设施，虽然可以暂时避开靖国神社本身，但是并不能解决日本某些政治家们内心的感情和认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反而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靖国神社。因此，目前解决靖国神社问题比较现实的途径就是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先淡化这一问题，当然其前提是作为日本首相和外相等重要政治人物的领导人至少在任期之内不去正式参拜，不要再因为这个问题而不断伤害中国民众的感情。例如，正像2006年9月小泉下台之后中日两国正是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取得了某种突破后才能够开始改善关系一样，其后至今的几任日本首相和外相等领导人都没有在任期内去参拜靖国神社，所以才维护了中日关系的基本稳定。
当然，靖国神社问题还难以彻底解决，仍然还会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负面因素，不过这一问题毕竟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内容，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极其重要。通过2006年10月以来中日两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可以看出，两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和现实，因此两国政府都会注意避免使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目前正在逐渐形成的中日关系的总体框架。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取决于彼此的现实利益，靖国神社问题的最终真正解决当然也需要两国现实利益的增加，比如说是否能够进一步深化双方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两国是否能够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等等。也就是说，只有用现实利益才能够超越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