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某种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的综合体现。也就是说，某一社会依据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等因素长期作用会给该社会的成员造成一种潜在的相对固定的政治心理，同时这一心理因素反过来也会无意识地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及其组织、规则和行事风格等等。一般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某种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行为中，都可以找得到这种制度及其行为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某种根据或者理由。因此，探讨某一国家的政治文化，对于了解这一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行为显然是有意义的。如果将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进行比较，那么可能会对彼此的一些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及其特点有更清晰的了解。中日两国既是地理上的邻国又是文化相近的国家，但是近代以来两国的政治发展却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中的某些现象进行比较，探讨其中有哪些相同与不同，对于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日本都同属于东方国家，在几千年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国由于地理上的接近而在文化上也具有了很多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内容。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学习和吸收了大量的东西，其中既包括生产技术，也包括文化艺术，甚至还几乎照搬和模仿了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到了近代以后，中国也同样从日本吸收了一些东西，其中主要是近代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以及大量用来表达这些新思想和新技术的词汇。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不但人种和血缘关系相近，两国的文化也具有同源性，即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也具有日本文化的元素。
应该说，中日两国的文化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源性。至今在日本文化中仍然保留有很多中国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字、庙宇的建筑式样、典故名称的由来，甚至某些生活习惯；现代汉语中的众多词汇，尤其近代以来用来表达来自欧美新事物的那些词汇，最早大部分都来自于日语。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代表日本文化象征的一些符号也似曾相识而并不陌生。然而，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其实并非同源文化，而是各自独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充其量也只能说两种文化都同属东方文化，彼此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或相近性。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文明的冲突”论点的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就将世界文明分为八大文明，其中中华文明与日本文明是一种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至少也说明在中日之外的第三者看来，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是不同的两种文化。
当然，中日文化中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内容，不过这些相似的内容即使同源也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再相同。例如，日本在古代确实引进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是日本人会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重新解构这些内容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甚至将这些被引进的内容发挥到了极致，如中国的汉字在日本被发展为假名，中国的品茶在日本被发展为茶道，中国的赏花在日本被发展为花道，中国的剑术在日本发展为剑道，中国儒学中的某些内容被日本武士阶层所接受并改造发展为日本的武士道等等，而且这些经过改造的内容都变成了日本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应该说，中日两国文化相近但不相同，甚至两国文化中有很多完全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相互不理解的地方。
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尤其在19世纪中期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从一个雄居东亚地区主导地位并维持东亚秩序的天朝大国逐渐沦落为一个受制于欧美列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却经过明治维新变革而迅速进入了欧美列强的行列，并同样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和侵略扩张。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国内政治体制方面也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日本学习和模仿欧美国家制定宪法及建立国会，很快完成了近代化的政治建构，而中国却仍然在引进欧美模式和排斥欧美模式之间徘徊，很久之后才最终选择了另外一种来自于欧洲的政治制度。但是，如果从政治文化上来看，中日两国的政治发展中仍然具有一些相同的部分和内容。例如权威主义，就是中日两国共同具有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而且不论是古代的中国和日本还是近代以后的中国和日本，在两国的政治中其实都存在着权威主义的因素。日本的天皇制，就是公元6世纪时日本的执政者圣德太子模仿中国隋朝和唐朝的皇帝中央集权体制而建立的，天皇与皇帝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在初期其中央集权的性质是相同的，而且都是基于两国是一个等级和集权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即使在近代以后，虽然中日两国在政治上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其中仍然都有着权威主义的因素，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显然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战后的天皇制虽然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但是仍然保持了一种观念上的权威，而近代以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一段权威混乱的时期，但是最终建立的政治体制不言而喻仍然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基础之上的。
二、权威主义的概念以及中日两国权威主义的异同
所谓权威主义，就是指在某一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而且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心理。一般来说，权威主义具有神秘性、等级性和强迫性等特点。也就是说，权威主义往往需要建立在某种一般难以验证的理论或者信仰之上，甚至以天赋权力的观念来解释某一权威的存在；权威主义往往还需要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等级社会，即人们被分成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都应该遵守与自己阶层相对应的一些社会规则，高居于塔顶之上行使统治权力的某一领袖人物或者统治集团就是这个社会的最高权威，他们利用权威主义来说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因此而建立社会的政治秩序，而作为被统治的国民来说，则相信社会形成的等级制度，愿意在作为权威的领袖人物或统治集团的统治之下生活；自然，权威主义往往更需要一种实际力量的保障，主要是通过暴力威慑来强迫人们服从其权威，当然同时也保障社会的安宁与秩序。
在这里，具有以上这些特点的权威主义主要指的是东方式的权威主义，当然西方社会也并非没有权威主义的存在，不过东方式的权威主义同西方社会的权威主义稍有不同，即除去二者都需要依靠实力或暴力来维持权威和统治之外，东方的权威主义主要依靠迷信或信仰及社会的等级观念与现实来维持，而西方的权威主义则更多地主要依靠契约或法律规则及相对均质化的社会平等来维持。显然，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更多地体现了东方式的权威主义，比如作为日本政治权威象征的天皇制度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于神话传说，中国社会中曾经长期存在过的皇帝制度也同样需要所谓“行天道、顺天意”的观念来维持。当然，即使是中日两国的东方式权威主义，也存在差异而不尽相同，尤其在其细微之处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
具体而言，中国的权威主义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实际的权威，即观念上的权威与实际权力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此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拥有实际权力的权威才能够维持并实施统治，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几千年长期的皇权体制和废除皇帝制度之后仍然需要确立真正能够控制权力的领袖人物的制度。而日本的权威主义更多体现的则是一种虚幻的权威，即观念上的权威与实际权力往往不重合，或实际权力的掌控者并不明显，此即所谓“有名而无实”，即使拥有权威地位的人也不一定真正掌握权力，其主要表现形式为被日本人自己称为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和在日本政治运作中不断出现的“短命首相”现象以及“无责任体制”的现象。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是教会组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单位……家庭制度是等级制的同时又是专制的……这一专制的家庭模式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皇帝与其臣僚的作用只是父亲作用的扩大。一个地区的行政官员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以至于从上到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权威象征，整个社会的政治就像一个家庭一样运转，皇帝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不过，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这个“家庭”是有可能变化的，“家长”也是有可能被重新选择的，即只有“行天道、顺天意”的权威才能够被承认。
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权威的皇帝或者某一级的官员就必须要时时刻刻关注自己的权威地位，而且这一关注不仅仅是绝不放弃对实力的追求，同时还会特别在意作为权威象征的名称和职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有可能失去这一权威地位而被别的权威所取代。而且，中国长期的封建皇权思想造就了一种高度集权的社会实际权威，皇帝个人的能力即决定了其权力与权威地位，同时也决定了政治是否稳定，即政权兴衰和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或命运，当皇帝的地位与其实际权力不相重合时，说话就不灵，权力运用就会出问题，整个社会也往往会因此而缺乏安定。因此，中国的政治权威需要从名到实的高度集中，权力只能集中在某一个或少数同时具有相应职位或名称的人的手中。即使经过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已经废除了皇帝制度，但是长期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权力仍然需要相对集中，否则就可能会导致社会缺乏秩序而陷入混乱。
日本的天皇制本来是模仿中国的皇帝制度建立起来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其自己的特点，即同民族和国家紧紧地合为一体，甚至到了“天皇就是日本”或者“日本就是天皇”的程度。对于将天皇视为民族和国家代表的日本人来说，“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是从神教的信仰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天皇制就是日本人自己常说的所谓“国体”，天皇显然就是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最主要的政治权威的一个象征。
然而，日本的天皇制所体现的权威主义是一种虚幻的权威，即日本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至少在名义上是由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来进行统治，但是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天皇本人都不实际参与政事或决策，甚至在某些时候被剥夺了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然而奇怪的是，天皇制不但一直没有被废除，比如在日本历史上曾经经历过贵族专权、院政时代和武士幕府等天皇大权旁落但仍然存在的现象，而且即使是实际掌握权力的人也仍然承认天皇在观念上的权威，甚至对天皇充满敬意和忠诚。也就是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本领导人始终能把对天皇的极度尊重与十分乐意于把决策强加在他头上而不管他的愿望如何这两者结合起来。1945年投降时，日本领导人感到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天皇将来的地位。那种对天皇的敬畏与对他的无情摆布结合起来的做法，很难为非日本人所理解”。即使在1945年8月日本遭受美国的原子弹攻击后不得不考虑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时，日本领导人不能放弃的，仍然是日本的所谓“国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日本的惩罚和改造过程中，天皇制也没有被废除，天皇本人甚至不需要承担战争责任。之所以如此，尽管有美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美国会选择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呢？这一选择本身就与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接受程度有关。如果天皇制不是在日本民众中具有被神化或者受到尊敬和爱戴的地位，美国占领军并无理由一定要保留天皇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战犯进行的远东国际审判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日本战犯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尽管千方百计狡辩抵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对待天皇的问题上，却一致维护天皇，决不愿意将战争责任推到天皇身上。战后的日本经过美国的民主化改造，日本国民虽然已不再相信天皇被神化的地位，但是却至少仍然保留了对天皇及其家族的尊敬和爱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皇已经不可能影响日本的政治权力，“战后的天皇制已非常接近成熟的北欧民主国家所建立的现代王国的形式。天皇家族完全脱离政治，只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稳定的标志，以及连接过去时代的安慰人心的感情纽带。任何可能用皇位来影响政治的做法都遭到坚决的反对。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没有争议的民族装饰品，天皇制似乎已普遍被接受。对于像日本和北欧那些主要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手段取得民主制度的国家，这种君主制是个合适的形式”。然而，天皇制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政治文化中权威主义的特点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权威主义的虚幻性仍然有所表现，例如日本首相的“短命”现象，以及与此有关的所谓“无责任体制”。
从1885年日本设立首相制度以及1890年日本建立近代议会内阁制以来，首相就是日本政府的最高首长，理论上也应该是最有权力的人物，但是在明治宪法之下，首相的权力不仅仅受到天皇制的约束，甚至在初期还受制于贵族院和一些元老，后期又受制于军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撤换。例如，从1885年至1945年的60年中，日本共有48届首相，平均一年零三个月就换一届首相。战后在新宪法体制下，虽然天皇的权力受到制约，贵族院和军部也不再存在，但是日本首相仍然受到国会中其他在野党的制约，以及受到日本财界和本党党内派阀的制约，同样难以维持长久的权威和支配地位。例如，从1946年至2011年的65年中，日本共有52届首相，也是平均一年零三个月就换一届首相。也就是说，日本首相往往并非是由最有能力和最有权力的人来担任，而往往只是各派政治势力达致平衡的一个产物，在其背后往往会有一个集团在实际控制权力，但是这个集团中又往往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首领，因此首相更迭的现象就会频繁发生，而且一般也并不会对其政治带来巨大震动。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由一批中下级武士发动并利用天皇的政治权威取得成功的，当时的著名维新人士有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一大批人，但是至今我们都很难说他们中间谁是这场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担任过日本首相，但是也并没有人怀疑这些人在明治维新中及其以后的日本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后来不论谁占据首相的位置，也不论其占据时间长短，近代以后日本的内外政策却基本上是向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的。
日本的“短命”首相现象又造成了日本政治的所谓“无责任体制”，即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都难以找到某一个能够完全对其承担责任的人。从近代以来日本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来看，在其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似乎感觉到很独裁，但是却很难确定谁来对这些决策和执行承担全部责任。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其实并不赞成发动事变，紧接其后担任首相的犬养毅甚至还因为不愿意承认由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政权“满洲国”，而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遭到日本青年军官们的枪杀，因此至今有关“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也仅仅停留在了日本关东军的一些中下级军官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条英机作为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头号战犯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但是实际上东条英机只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首相，当然也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迈向战争之路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的时候，并非东条英机在决策，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也不是东条英机，而是近卫文麿。在战争还未结束的1944年7月，东条英机就下台也不再掌控日本的决策权，因此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而不像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对外侵略等犯罪行为，都可以归咎于希特勒的责任。直至今天，在2011年发生的日本东部大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中，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以及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还仍然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三、中日不同权威主义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结果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为东方式权威主义的中国和日本，其权威主义其实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一不同给中日两国的政治生活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权威主义导致了名义权威和实际权力的完全重叠以及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权的超强稳定，同时也能够高速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进行一些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和应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性灾难。但是，这样一种权威主义体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一旦其权威和权力受到威胁和挑战，社会就可能动荡不安，甚至瞬间崩溃，而重新确立新的权威则往往耗时费力，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甚至有时还会伴随着暴力。例如，近代以来中国在清朝皇帝由于软弱无能不断丧失国家权益而逐渐丧失其政治权威后，并没有出现新的政治权威，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甚至导致了更大的社会动荡，从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争论及其斗争开始，历经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局面，再到国共两党的内战，其实都是由于缺乏一个政治权威所致。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花费了近40年时间，付出了上千万人生命的代价才又重新确立起了新的政治权威。
日本式的虚幻权威主义导致了权力的相对分散，即名义上的权威并不一定与实际权力完全重叠。日本虽然有一个永远不会下台和被更换的政治权威天皇，但是天皇却并无多少实际的权力，尤其战后的天皇，其所有的政治活动都须经过日本内阁决定和同意后才能进行。而作为拥有实际权力的另一政治权威首相，却一直是相对于其他类似体制国家中的首相或总理而言权力较弱的一个职位，并且常常处于政治危机之中，使其不可能长久地占据这一位置。也就是说，具有虚拟权威的天皇能够长久存在，具有实际权力的首相却不可能长久存在，或者说即使在首相位置上其权力也受到相当制约。日本的这种政治传统或政治设计虽然避免了权威与权力的长久结合，但是权力的相对分散或者实际权力者的频繁更换，使得这一体制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整合与调动社会资源，甚至使其缺乏长期的战略，尤其在面对一些突发的重大社会性危机时就往往显得反应较慢，领导不力。例如，日本政府在处理2011年日本东部大地震和海啸及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中的迟缓和无为的表现，就广受诟病。但是，这样一种权威主义体制的优点是虚拟的观念上的权威永远存在，而这一权威主要是国家或民族或一种制度设计的权威，而并非具体到某个人的权威，因而免去了重新确立权威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在权力的转换过程中一般也不需要你死我活的争斗。例如，在近代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幕府末期的危机和幕府政治权威的丧失并没有带来大的社会动荡，因为有一个虚拟的政治权威天皇的存在，不需要再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权威，明治维新这场可以称得上是日本改朝换代的革命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并以死伤不超过一万人的代价就完成了。
此外，中日两国不同的权威主义还导致了对传统政治的不同继承方式。例如，通过中日两国的国庆节或建国日也可以看得出这种不同。现在中国的国庆节是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被称为“新中国”，即意味着相当程度上是对旧中国的否定。而日本尽管在历史上其实也有过改朝换代，但是并不如中国那么剧烈，而且一直有一个虚拟权威即天皇的存在，至少在观念上维系了所谓的“万世一系”，因此日本的建国日被定在每年的2月11日，即按照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神武天皇在公元3世纪末进行东征并统一大和国后即位的日子。据考证，这个日子其实仅仅是一个传说，在历史上其实并无神武天皇其人，当然其东征即位就更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后世的日本人却从未对这一建立在虚幻传说之上的建国日表示过怀疑，也没有人想过要否定这一纪念日。从这一点来看，日本人对过去传统的肯定要多于对过去传统的否定，或者说即使有否定也仅仅是对前朝某些人或其政策的否定，而不是对旧权威下的国家和其政治的整体否定。
中日两国不同的权威主义造成了两国民众不同的政治心理。在中国历史上，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容易导致民众对政治权威的崇拜依赖或者嫉妒反感，而持有这种心理的民众往往缺乏自我管理和相互协调的能力，极易走极端，或者做盲目崇拜政治权威和企盼明君清官的顺民，或者做可以颠覆政治权威的所谓暴民。而日本相对虚幻和权力分散的政治权威则容易培育民众的个体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因此日本民众自我管理和相互协调的能力相对较强。也由此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更加动荡不安，而日本民众则会显得相对平淡，社会的变化也相对缓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