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时也结束了日本对朝鲜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获得独立。但是，由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对朝鲜半岛进行分割占领，分别接受日本投降，并分别支持朝鲜半岛南北的不同政治势力建立起了政权，导致朝鲜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建立起了大韩民国，同年9月9日，在苏联的支持下朝鲜半岛北部建立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分裂局面正式形成。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日本恢复了独立，但是在面对自己过去传统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朝鲜半岛时，却不得不面对两个不同的国家，而如何建立同朝鲜半岛国家的新关系，也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日韩关系
日本恢复独立之后，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很自然地选择韩国作为其承认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对象国。但是，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日韩双方先是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并举行了建交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双方在如何看待日本对朝鲜半岛35年的殖民统治、战争损害的赔偿请求权问题、旅日韩国及朝鲜侨民归国或者在日本的法律地位问题、如何建立双方的通商贸易航空航海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战后的日韩关系。
（一）旷日持久的谈判与日韩建交
日韩双方于1952年2月开始了正式谈判，日方首席代表为外务省顾问松本俊一，韩方首席代表为驻美大使梁裕灿。在谈判中，日韩双方主要在财产请求权问题和渔业问题上发生分歧，即韩方坚持要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清算，以及坚持所谓的“李承晚线”的立场，而日方则提出抗议，不接受韩方对历史的解释和要求，反而认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也曾有过付出，对“李承晚线”则不能接受。此外，日韩双方围绕日方称为“竹岛”而韩方称为“独岛”的岛屿主权归属也产生分歧。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开始在各自认为属于自己的海域相互驱赶和抓捕对方的渔船和渔民。
1953年4月，日韩双方开始举行第二轮谈判，韩方坚持首先解决财产请求权的问题，并坚持要求日本偿还从朝鲜半岛掠夺的财产、证券并赔偿战争损失大约22亿美元，而日方却认为不必急于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对韩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及数额也不能接受，反而认为应该先解决双方的渔业问题，以及互相缉捕渔船和旅日朝鲜侨民回国的问题。日韩双方在谈判中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同年7月，在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前夕，日方代表提议休会，双方谈判暂时中断。
10月6日，日韩双方在日本外务省举行第三轮谈判。谈判中，韩方代表重申要求日本放弃对韩财产请求权，但是日方首席谈判代表久保田却继续为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辩护，认为日本在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时修筑了铁路、港口，营造了农田等等，其暗含的意思即认为日本可以用这些昔日的“投资”来抵消韩国的财产请求权，而且还认为战后韩国驱逐在韩日本人并没收其财产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日本有权请求偿还这部分财产、储蓄及其产生的利益。久保田的发言激怒了韩国朝野，于是韩方强烈要求久保田撤回发言，并且认为日本作为侵略和占领朝鲜半岛的掠夺者根本没有资格谈论请求权。就这样，双方立场严重对立，关系恶化，导致第三轮谈判破裂，并且长期陷于停顿状态。
1957年2月，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后，开始着手改善日韩关系，想要同韩国恢复谈判。但是，韩国提出了恢复双方谈判的前提条件，即日本方面撤销久保田发言、放弃对韩国的财产请求权、释放在日韩国人回国等。此时的美国也希望日韩两国能够改善关系，于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其接受韩国的条件。12月31日，岸信介内阁宣布放弃对韩国的财产请求权和撤销久保田发言。1958年4月15日，日韩第四轮谈判在中断了四年多后重新恢复，双方首席代表分别为日本外务省顾问泽田廉三和韩国驻联合国大使林炳稷。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后，双方仍然围绕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殖民地时期的遗留问题僵持不下，日方希望首先解决渔业问题，韩方则希望首先讨论日本归还取自朝鲜半岛的财产、文物以及允许在日朝鲜人回国等问题。由于双方立场相差太远，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1959年12月，在旅日朝鲜侨民的国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以人道主义为由将要求返回朝鲜的942名旅日朝鲜侨民遣送回朝鲜。对此，韩国政府立即做出回应，指责日本这种破坏日韩关系的公开挑衅行为。1960年4月19日，韩国国内爆发反对李承晚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导致韩国政局变动。日韩第四轮谈判无果而终。
1960年4月韩国新政府上台，两个月后日本池田勇人政府上台，两国政权更迭之后，日韩双方都开始采取积极的态度着手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1960年9月6日，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访问韩国，这是战后日本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对韩国的访问。访问期间，小坂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推进日韩关系向着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还拜会了韩国总统、总理和外长等人，并且双方约定10月下旬在东京举行日韩第五轮谈判。作为善意的回应，韩国方面也宣布释放被韩国抓捕的40名日本渔民。10月25日，日韩第五轮谈判如期在东京举行，日方首席代表仍为泽田廉三，韩方首席代表换成了高丽大学校长余镇午。在谈判中，日方主张先解决渔业问题，建议双方缔结渔业协定以代替所谓“李承晚线”，韩方则仍然要求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并希望能够引进日本资本以促进本国经济。1961年5月16日，正在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立场，谈判迟迟难以进展的时候，韩国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朴正熙宣布成立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并自任议长。韩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再次导致日韩谈判流产。
不过，朴正熙军人政权急于借助日本经济援助促进韩国的经济发展，于是对日韩谈判采取了积极的态度。5月24日，韩国外长金弘一表示希望日韩两国重开谈判，此时美国也分别向日韩双方施加压力，促其尽快恢复谈判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这种情况下，日韩两国于10月20日在东京开始第六轮谈判，两国首席谈判代表易人，日方代表为日本贸易振兴会会长杉山道助，韩方代表为韩国银行总裁裴义焕。这次谈判开始不久后的11月12日，朴正熙在访问美国的归途中顺访日本，与日本首相池田举行会谈，双方除去就日韩关系、亚洲以及世界形势交换意见之外，在两国的谈判问题上同意以法律为依据来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从而在消除两国谈判过程中的重大障碍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随后，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在1962年10月和11月两次赴日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谈，并在解决财产请求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签署了“大平—金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有：（1）日本以经济合作方式向韩国提供总额3亿美元的援助，每年提供3000万美元，以10年为期；（2）日本向韩国提供低息贷款2亿美元，以10年为期，由海外经济合作基金实施，20年偿还，年利3.5%；（3）日本通过民间机构向韩国提供相当数额的信用贷款；（4）随着无偿、有偿经济合作资金的提供，双方确认《旧金山和约》第四条的请求权问题同时获得解决；（5）韩国将在一定期间内偿还欠日本的贸易债务4573万美元。这一备忘录基本上消除了日韩谈判中主要障碍之一的财产请求权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前进了一大步。
在财产请求权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双方谈判的焦点又开始集中到“李承晚线”上。1962年12月，日韩双方各自提出了解决渔业问题的具体方案：日方主张各自拥有12海里的领海主权，而韩方则坚持“李承晚线”，即主张40海里的领海主权。最后，日方做出妥协，愿意将“李承晚线”和渔业协定结合起来统一考虑，同时对位于统一管理水域的渔船的大小、渔网网目的大小以及集鱼灯灯光等技术问题也作了详细规定，基本满足了韩方提出的要求，使这一问题也得以解决。
然而，韩国国内要求清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汉城大学学生发表宣言，反对韩国政府的妥协外交，要求召回谈判代表。1963年3月下旬，韩国谈判代表被召回国，4月双方渔业问题部长级会谈终止，5月汉城学生的抗议活动迅速波及韩国其他城市，汉城市民也加入游行示威行列。6月3日，汉城学生、市民冲击国会，包围总统府，朴正熙出动军队，宣布戒严，韩国国内形势骤然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日韩谈判再一次宣告破裂。
1964年11月，日本佐藤政府上台后，再次对恢复日韩谈判表现出了积极的姿态。1964年12月，日韩开始举行第七轮会谈，至1965年1月，双方就日韩基本条约草案进行了讨论。2月17日至20日，应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的邀请，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韩国，双方草签了《日韩基本条约》。在韩国访问期间，椎名对日本过去的殖民统治表示“深刻反省”，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对殖民统治表示反省。不久之后，日韩两国就渔业问题也达成了一致，即双方商定，除了济州岛附近一部分水域之外，韩国沿岸基线12海里以内为韩国专管水域，禁止日本渔船进入作业，在其外侧则设立日韩共同限制水域，对出海渔船数量、渔网网目及灯光度数等进行限制，违者予以取缔。
至此，日韩之间的主要问题基本都已经解决，只是有关竹岛（独岛）的归属问题双方仍然都毫不让步，谈判无法取得妥协，于是这一问题作为两国之间的遗留问题被搁置了起来。1965年6月22日，日韩两国在日本东京举行签约仪式，日本外相椎名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正式签署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关于旅日朝鲜侨民法律地位和待遇的协定》、《日韩渔业协定》、《日韩关于解决对日财产请求权和经济合作的协定》和《关于解决纠纷的换文》等文件。
《日韩基本关系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日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确认1910年8月22日及此前日本与韩国缔结的所有条约及协定均告无效；（3）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5号决议，承认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4）两国今后将本着《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5）两国将尽快举行关于贸易、海运、商务以及民间航空运输的谈判，签订有关条约或协定；（6）本条约获得各自国内的法律批准后，将在汉城交换批准书并宣布生效。
1965年8月14日，韩国国会批准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及其他文件。10月25日，日本国会也批准了这一条约及其他文件。1965年12月18日，日韩双方在汉城举行换文仪式，完成了交换各自批准书的法律手续。至此，日韩两国经过七轮谈判，前后历经13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二）建交后的日韩关系
日韩关系的正常化，迅速带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使两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且为后来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获得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据韩国经济企划院的资料显示，在日韩建交时，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2.1亿美元，其后逐年增长，到1970年就达到了10.4亿美元，1975年又达到了37.2亿美元，1980年进一步达到了89亿美元，1985年超过了100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双方贸易额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且彼此已经成为进入前三名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日本对韩国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占了韩国引进外资的很大比例，而且在双方的经济交流关系中日本还向韩国输出了大量先进技术，成为韩国80年代后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主要推动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为此韩国政府决心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尤其是与日本的经济合作。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期间在日本国会的演讲中认为，韩国的发展有助于日本的繁荣，因此日韩两国应该进一步协调双方的经济关系，改善贸易不平衡问题，希望日本扩大技术转让和促进两国的基础科技合作。1991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访同韩国时指出，同意向韩国扩大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减少非关税进口限制，延长1991年到期的特惠关税，并同意成立“贸易、产业技术合作委员会”和“基础科学交流委员会”以加强对韩国的技术转让。与此同时，为了消除由于贸易不平衡带来的经济摩擦，日韩两国政府经过一系列商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1994年3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日本期间，双方达成了协议，即以建立互补性的经济合作为前提，韩国扩大对日出口，日本扩大对韩投资，采取均衡扩大的办法，逐步缩小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使韩国经济经历了一次巨大冲击，但是在这次危机中，日本对韩国给予了援助，在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时，日本承诺将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以帮助韩国渡过危机。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恢复，日韩两国继续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随着日韩两国的建交和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两国国民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大量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往来于对方的国家，从事学术交流、艺术交流等各项活动，甚至有长期居住在对方国家经商和留学的人员，这些人员及其交往为促进日韩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韩国交往最为频繁和密切的国家应该说就是日本。
然而，日韩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却并非意味着两国具有密切的政治关系。虽然日韩两国都同为美国的盟国，在1965年两国建交之后也曾经有过政治上的短暂亲密接触，但是过去殖民统治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两国的政治关系，直到70年代末，两国的政治关系仍然平平淡淡，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日本的外交部门将韩国称为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国内又一次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全斗焕军人政权。日本外相伊东正义在1981年赴汉城参加了全斗焕的总统就职仪式，随后日本的其他官员和代表团也先后访问韩国，使日韩政治关系有所升温。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访问韩国，宣称日美同盟和日韩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表明日本对韩国的重视。1984年，韩国总统全斗焕访日，这是历史上韩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问日本，标志着双方政治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在两国首脑的这些互访和会谈中，双方都更多地围绕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而展开，强调要加强双方在政治与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随后，日韩两国军方也曾多次接触，并都各自加强了同其盟国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积极地参加同美国共同进行的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演习。
日本对韩国外交的这一变化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首先，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激烈争夺，其太平洋舰队的飞机和军舰不断地在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频繁活动，使日本深感在安全上存在巨大的现实威胁。因此，日本需要通过加强与其盟国美国及像韩国这样同属西方阵营的国家的合作关系来共同抵御这一威胁。其次，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开始提出和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所谓政治大国的目标和地位，而为了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就需要首先改善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以便能够以亚洲代言人的身份更多地参与国际政治。
不过，也正是因为日本在外交上对政治大国的追求以及国内的政治变化，使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屡屡出现问题。例如，1982年和1986年出现了两次历史教科书问题，1985年又出现了中曾根以日本首相名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之后，曾经引发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冲突，尤其是引起了韩国民众激烈的反日情绪，虽然这些外交冲突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正在改善的日韩政治关系，但是也说明日韩关系中仍然存在难以解开的历史心结。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前后，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相继承认韩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则调整其亚太战略，准备撤出部分驻韩美军。这一变化对于此时正积极谋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即日本有可能更多地参与和影响朝鲜半岛的事务，于是日本进一步对韩国展开积极的外交，试图与韩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应邀访问日本，日本天皇和首相在会见卢泰愚时都对历史上的战争和殖民行为表示了谢罪和反省，卢泰愚在日本也作了《世界变化中的新日韩关系》的演讲，认为在21世纪到来之际，日韩两国应该成为相互协调的合作者，并呼吁两国建立真正友好的睦邻关系，共同开辟太平洋地区的新时代。日本国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日韩关系已经走向成熟阶段。1991年1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韩国，与卢泰愚举行会谈，双方宣布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从东北亚及全球的角度出发共同构筑两国未来关系，并提出了“日韩关系新时代三原则”，即加强伙伴关系、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在解决全球问题上共同努力。
1994年3月，即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半年之后，韩国总统金泳三应邀访问日本，在与日本新政权的首相细川护熙所举行的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日韩关系，并且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维护共同安全利益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但是，1996年年初，围绕日朝谈判和竹岛（独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日韩两国出现矛盾，导致两国政治关系降温。
1998年2月，韩国政权更迭，刚刚上台的总统金大中开始调整和改善与日本的关系。1998年3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应金大中邀请访问了韩国，两国关系开始改善。10月7日至10日，金大中也访问了日本，并同小渊共同签署了《日韩联合声明》，宣布两国要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日本正式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向韩国表示道歉。因此，这一文件被视为日韩之间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标志着两国关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翻开了日韩关系史新的一页”。
进入21世纪之后，日韩之间仍然保持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随着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为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机制的出现，日韩两国都作为美国的盟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常常协调政策立场，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关系。例如，从日本自民党的小泉、安倍、福田、麻生政府到日本民主党的鸠山、菅直人、野田政府，与韩国金大中之后的卢武铉和李明博政府之间，基本上都实现了双方首脑的访问，并且多次表明要共同构筑日韩关系合作的基础，开创所谓日韩关系的新时代。不过，日韩之间的一些矛盾也依然存在，甚至有时会表现激烈。例如，2001年4月发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导致韩国抗议并召回驻日大使；2005年3月，由于日本岛根县通过所谓“竹岛日”而引发韩国国内抗议，导致韩国政府重新要求清算日本殖民侵略的历史，甚至在当年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明确反对日本“入常”。
（三）日韩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关系，但是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关系中至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只要这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就随时有可能影响到日韩关系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有：
1.历史认识问题。在1910年至1945年的35年时间里，日本曾对整个朝鲜半岛实行了殖民统治，这一段历史至今在韩国民众的心里留有沉重的创伤和阴影，因此韩国对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一些行为历来反应强烈，比如对日本如何看待和评价殖民历史的问题、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等，都会引起日韩关系的紧张和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虽然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日本曾经就过去的历史正式向韩国道歉，日韩两国也宣布结束历史和开辟未来，但是实际上这种心理和感情上的隔阂却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全消除的，在实际的日韩关系中仍然常常可以看到因为不同历史认识而引起的外交摩擦与争端。最近几年两国所作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两国民众的相互亲近感也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2.领土争端。即日韩两国围绕位于日本海南部海域的竹岛（独岛）之争。虽然这一争端出现于战后，但在韩国看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即认为是日本在吞并朝鲜半岛并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将这一岛屿划为日本的行政管辖范围的，所以在战后韩国一直主张该岛的主权，并派兵实际占领，而日本则认为该岛本来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1965年日韩建交时虽然因为彼此谈不拢而搁置了这一争端，但是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这一争端，反而使日韩之间多次因为这一领土争端发生外交冲突，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新海洋法生效实施以来，日韩双方都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围绕这一岛屿的争端更趋激烈。目前看来，日韩之间的这一领土争端仍然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反而会成为影响日韩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
3.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日韩都是美国的盟国，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众多共同的利益，但是两国之间那段殖民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仍然影响着两国关系。从韩国方面来看，不论日韩之间存在多少共同的利益，日本都不可能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因此韩国并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增加。例如，在日本想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韩国就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对于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等军事活动，韩国也持谨慎保留的态度。而日本对于韩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日情绪和韩国想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做法，也心存疑虑。这一切，也都会制约日韩关系的顺利发展。
二、日朝关系
（一）冷战时期的日朝关系
如前所述，1951年9月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恢复独立后，由于采取了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谋求与韩国发展关系的同时，仍然拒绝同朝鲜有任何外交接触。直至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日本鸠山政府为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开始稍微缓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鸠山也表示了愿意同朝鲜改善关系的愿望。对此，朝鲜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回应，1955年2月25日，朝鲜外相南日发表声明，认为朝鲜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不仅符合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将大大有助于缓和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
就在南日发表上述声明之后，日朝两国开始了最初的外交接触。1955年6月13日，日本与朝鲜签订《渔业协定》。同年10月18日至20日，以古屋贞雄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应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李英的邀请访问了朝鲜，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会见了古屋一行，双方进行会谈并发表了日朝两国议员团关于邦交正常化的第一次《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日朝两国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而积极努力；在尚未恢复邦交之前，两国应迅速建立贸易联系渠道，设置贸易代表处；为促进日朝间的和平友好，应努力开展两国的文化交流；日朝两国积极关注双方侨民得以实现往来自由，竭力保障侨民享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双方将进一步研讨对策，以保障两国渔民在两国沿岸公海的自由捕鱼作业。同年10月26日至29日，以帆足计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团再次访问朝鲜，双方举行会谈并于29日发表第二次《联合声明》。该声明除去重申第一次声明的各项原则外，对一些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规定。然而，两次《联合声明》带给日朝关系的一点希望却由于不久之后日本鸠山内阁的总辞职而未能变成现实。
1957年2月岸信介组阁后，日本外交方针再度向亲美反共的方向倾斜，因此并无与朝鲜改善关系的动力，朝鲜也将日本视为美国的帮凶而加以反对，双方可以说完全处于敌对和隔绝状态。不过，在1961年4月，日本政府批准了与朝鲜之间的直接贸易，于是双方以民间的形式展开了有限的贸易，同时日朝双方红十字会也进行接触，解决了一些旅日朝鲜侨民回国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开始稍有缓和，朝鲜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71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会见访问朝鲜的日本人时公开表示，希望日朝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在此之前希望实现双方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并且首次提出日朝建交的条件，即必须废除承认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的日韩条约。1972年1月，金日成在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再次表示，日韩条约是实现日朝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必须废除。同年朝鲜另一领导人朴成哲也表示，日本在与韩国维持外交关系的同时与朝鲜建交将有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日本也可以在朝鲜统一后与统一的朝鲜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不过当前日本应对南北双方采取平衡政策，日本不能妨碍朝鲜的统一。
朝鲜对日政策的松动，导致日本政府也开始逐步调整对朝政策，并采取相应的缓和措施，放松对朝鲜人进入日本的限制。1972年10月，朝鲜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一行七人赴日，成为战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朝鲜贸易代表团。1973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在日本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都表示，日本政府将以“渐进和扩大”的方针与朝鲜进行接触，在人道、体育、文化、贸易等各个领域加深与朝鲜的交流。此后，日朝两国的各种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明显增加。当然，两国之间仍然没有任何官方关系，日本政府仍然在政治上对朝鲜进行各种严厉限制，如不允许朝鲜在日本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一般不允许朝鲜记者和官员进入日本等。即使在贸易方面，日本也对朝鲜进行各种限制，对于有可能被用于军事方面的商品采取限制出口的办法，而且朝鲜被排除在日本给予特惠关税的对象国之外，使得朝鲜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不能享受特惠关税的待遇。
此外，为了解决日朝两国不断出现的渔业纠纷，1977年9月两国以民间协议的形式签订了一份渔业协定，不过这一协定的有效期为五年，在1982年到期后未能继续延长，两国之间的渔业纠纷仍时有发生。
总之，日朝关系的松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韩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日朝关系其实仍然没有任何进展。甚至，由于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导致日本对朝鲜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如1983年10月的“仰光爆炸案”后日本政府对朝鲜实施了经济制裁，1987年11月的“韩国民航客机被炸案”后日本政府再次对朝鲜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都导致了日朝关系的恶化。
（二）冷战后的日朝关系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关系也开始相对缓和，日朝关系的大门再一次被打开。20世纪80年代末，朝鲜释放了在朝拘禁多年的日本船员，向日本释放出了善意。1990年9月，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和社会党副委员长田边诚率领两党联合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在这次访问中，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动向日本代表团提出举行日朝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建议。9月27日，随同两党代表团访朝的日本外务省和通产省的官员与朝方有关部门举行了日朝第一次政府间事务性会谈，28日朝鲜劳动党与日方两党共同签署了《三党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1）日本应该对在朝鲜35年的殖民统治和战后给朝鲜造成的损失加以谢罪和赔偿；（2）两国通过谈判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谈判将于当年11月开始举行；（3）两国建立直通航线；（4）日本政府保证在日朝鲜人的法律平等地位。这一联合声明虽然对双方政府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但是因为有双方执政党首脑人物的签字，有两国政府官员的参与，所以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实际上是以“政党外交”的方式打开了日朝官方交往和对话的大门。
1990年11月，日朝两国外交部门的事务级预备性谈判在中国北京举行，双方商定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经济赔偿问题；国际问题，即对朝鲜核开发的核查问题和南北会谈等问题；其他两国间的各种问题。1991年1月正式谈判开始后，朝方要求日本对殖民统治做出经济赔偿，日方则敦促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显然，双方所关注的问题并不一致，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举行的第二次谈判时仍然没有改变。在5月举行的第三次谈判中，朝方提出日朝关系正常化的基本问题应该优先于经济问题、国际问题和其他问题，但是日方仍然坚持朝鲜必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检查以及立即恢复南北会谈和朝鲜同意南北方同时加入联合国。可见，日本和朝鲜所要求和关注的问题仍然存在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从1991年8月至1992年11月日朝双方又举行了第四次到第八次谈判，但是仍然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于是双方宣布不定期终止谈判。
与此同时，朝鲜的核开发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国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半岛局势和南北关系再次出现紧张状态。1992年10月，美韩安全保障会议决定恢复联合军事演习，对此朝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抗议声明，并决定中止南北对话。1993年1月26日，面对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提出警告说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3月12日，朝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朝鲜的这一决定立刻遭到了日本的反对，认为朝鲜的决定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挑战，表明日本将与美韩合作迫使朝鲜改变这一决定。
1994年6月，日本社会党人村山富市出任联合政府首相，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与朝鲜的分歧。同年10月，美朝之间又签署了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日内瓦框架协议》，第一次朝鲜核危机得以缓解。这些变化都为日朝恢复谈判创造了条件。1995年1月，日本首相村山表示愿意促进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3月，应朝鲜方面邀请，日本联合执政三党代表团访问朝鲜，与朝鲜劳动党举行会谈并发表了四点声明，一致同意为恢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做出努力，并且为了表示诚意，日本政府向朝鲜提供了50万吨大米。不久之后，日朝之间恢复谈判，不过毫无进展。
1998年8月，朝鲜突然发射一枚中程导弹，其推进器落入日本海，但是弹头却横穿日本列岛上空落入太平洋。此举立刻引起日本激烈反应，宣布中止两国谈判，并且停止对朝鲜的粮食援助。1999年3月，日本在日本海又发现了两艘被认为是朝鲜间谍船的可疑船只。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国内舆论反响极为强烈，日本国民对朝鲜的友好度急剧下降，日本政府则加紧推动国会通过“有事立法”，加紧与美国合作开发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同美国和韩国协商对付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开发。
1999年10月，日本外务省官员同朝鲜外交部官员进行了非正式接触，商定准备恢复两国间的谈判。11月，日本前首相村山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问朝鲜，日朝双方一致同意恢复政府间谈判，随之日本政府恢复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以及宣布解除对朝鲜的全部制裁措施。12月21日，日朝双方外交官员在北京举行了预备会谈，随后恢复了正式谈判。但是，由于日朝双方对彼此的要求相距甚远，谈判仍然毫无进展，以致不得不再次中断。
进入21世纪之后，朝鲜利用其核开发问题与美国进行多次讨价还价而感觉无所收获后，突然向日本伸出了改善关系的橄榄枝。日朝之间经过接触之后，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了朝鲜。这次访问曾经被舆论称之为“破冰之旅”，访问期间日朝双方签订了《日朝平壤宣言》，日本在宣言中对过去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表示道歉和反省，并承诺在实现双方邦交正常化后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同时朝鲜也承认了长期以来一直不予承认的绑架日本人问题，并承诺继续冻结核开发与导弹计划，随后还允许被绑架的五名日本人暂时回国，日朝之间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也在酝酿重新恢复。然而时隔不久，形势就急转直下，五名暂时回到日本的被绑架者不但被日本政府长期留在了日本，而且绑架问题引发了日本国内民众对朝鲜的极大反感和不信任，要求政府进一步追究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即要求朝鲜澄清所有被绑架日本人的情况并允许他们及其家人自由地返回日本。朝鲜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经济援助，反而遭到了日本民众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于是指责日本不遵守诺言，日朝关系再一次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好再次拿出核武器开发这张牌。2002年12月，朝鲜重新启动了其核设施，并宣布退出《防止核扩散条约》，再次引发了朝鲜核危机，日朝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2003年8月，为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六方会谈”机制启动，日本和朝鲜都作为其成员之一参加了这一会谈，因此日朝关系也更多地被约束在这一机制之内，并随着这一机制是否有效运转而变化。日本利用六方会谈机制，也想要在这一框架之内解决日朝之间的问题，为此一直采用所谓“对话与压力”相互交替的政策。2004年5月，日本首相小泉再次访问朝鲜，缓和了双方的关系，日本向朝鲜提供粮食和医疗物资等人道援助，同时双方恢复了外交部门的接触。2005年9月19日，六方会谈签署了《共同声明》，日本和朝鲜双方承诺，将根据《日朝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历史和妥善处理有关悬案的基础上，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随后，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建立了日朝关系正常化工作组，日朝双方再次开始围绕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但是，2006年10月，朝鲜突然进行了核试验，导致日朝关系恶化。后来虽然日朝关系在六方会谈得以恢复后有所缓和，但是2009年9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并于不久之后再次进行了核试验，导致日朝关系再度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