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喝过“三眼井水”的老太太，好心地陪着我的母亲，去了一趟位于乌苏里江边的龙王庙。回来之后，母亲的痛苦似乎减轻了许多。我发现母亲几乎天天呆在那位老太太家里，和那老两口一起看纸牌。我的心里安生了许多，看纸牌是最能消磨时间的。
母亲说，明天她要去老太太的姐姐家里玩一天。我想，能散心，去就去吧。
母亲去了，很晚才回来，第二天又去了，又是很晚才回来，一连七天，那老太太的姐姐家像有什么魔力，吸引着母亲往那里跑。我有些担心了，问母亲为什么老去那儿，她说那女人一家很好，她已认了那个女人做自己的干姐姐。我知道母亲的脾性，来来去去自有主张。从另一方面讲，母亲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其实是一件好事，交往的人多了，痛苦就减少了，人毕竟要往长远看，看开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出差了，我想尽一切理由，推脱出远门的机会，好在家里多陪陪母亲。可是这一次的学术会议很重要，非我去不可，会上我还要宣读一篇论文。作为青年教师，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我告诉母亲，我要去省城开一个会。
“请人代不行吗？”母亲的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明白，她不希望我出远门。
“组织上定好的事，推脱不掉的。”我说。
“那——可要当心！”我知道母亲说的是安全问题，她只有我这一个儿子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挂念之中。
“会的，放心吧！”我安慰母亲，“同行的还有郑教授，五天后就回来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向母亲道别，她像是早有了准备，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迎着我。我以为母亲想送送我，小时候我去上学，母亲总是把我送出很远，然后才会放心去做自己的事。
我刚要推开门出去，忽然发现母亲的手上捏着一根缝衣针，我们家的人现在都改穿成衣了，很少见到缝补衣服的事了。我正诧异，母亲凝视着我，像有千言万语。猛地，母亲用针刺破了她自己的中指，同时用拇指按压了一下中指，一大滴殷红的血从她的手指肚中涌出，我想要阻止她，可她的动作却出奇地快，弯下腰一下就将那滴血抹在了我的鞋面上。
“做什么？”我搬过母亲的手，将她流血的中指紧紧按住，放入我的口中，用力地吮吸着。我小时候经常弄破手指，她总是这样对我。十指连心，我知道这痛的滋味。
“辟邪！”母亲的话很干脆，她抽回自己的手，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又像刚刚了却了一桩心愿，畅快地舒了一口气，挥了一下手，“去吧！”
“妈——”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
我怕母亲看到这眼泪，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我都忍住没在母亲面前流下一滴眼泪。我要让母亲认为，她的儿子是个坚强的人，是一个可以让她放心地在家里等待的人，是一个能够安全回来的人。我急忙推开门出去，大步向前走，没有回头。
火车上，我长时间不说话。同行的郑教授看出我有心事，他问：“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的？”
郑教授是个心胸豁达头脑聪慧的人，又是个感情细腻的人。“文革”初期，他被赶进那座破庙里，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潜心研究，写了一部书稿。后来，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让他继续教书，还被发配去看果园，结果他在果园的地上钉了一个木桩，又在木桩上钉了一块木板，把这当成了写字桌，竟然研究出了一种写作方法。他在那个人工河边救出阿鱼后神秘“失踪”，没想到这是命运给了他一次逃生的机会。那之后，他打扮成一个逃荒人的样子，想找一个新的安身之处，结果饿昏在一个寡妇门前，善良的寡妇收留了他。寡妇有一对儿女，从此他成了那一对儿女的父亲。寡妇的大女儿感情上不接受他，把他和寡妇唯一的合影照片从当中撕开，事后郑教授很细心地用胶水把照片拼接好，一直珍藏在自己的身上。我见过那张照片，不留意还真难发现上面的一道裂痕。
在这样一位教授面前，我无法隐瞒自己的心事。
“这就是母亲，伟大的母爱！”他用手掌击了一下我俩面前的茶几说。
“这就是母亲，伟大的母爱！”这句话一遍又一遍在我的耳边回响。
车窗外的景色引不起我什么兴趣，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母亲的身影。
我记得母亲是有一头秀发的。那时我很小，总是看见母亲不停地织着什么缝着什么补着什么，好像她的手一刻也没闲过。那天我蜷缩在棉被中，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着我的棉裤，这是白天我和一个小朋友去爬树时刮破的。裤裆处的棉花被刮丢了一大块，母亲试了试，又比量了比量，然后到处翻找，就是找不到多余的棉花。她想了想，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细心地裁开棉袄的衣襟，从里面掏出一大块棉花，蓄在我的棉裤里。母亲一针一线地缝，我一眼不眨地偷看。母亲的胸前起伏着，缝好了，满意地笑了，像是对自己工作的嘉奖。她低头的瞬间，一绺长发垂在胸前，她用手撩起长发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的手背上染上了一层黄色。我伸出自己的手，看了看，白中透红。我那时不解，母亲的手为什么会是黄颜色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长时间劳作，疲劳缺氧的结果。母亲很辛苦，她面前的那盏煤油灯，常常伴着她亮到半夜。有时我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煤油灯下忙着什么。我那时经常怀疑，母亲喜欢在灯下缝补的感觉，因此她把睡觉当成了一种浪费。
我觉得，灯光映照下的母亲的侧影很美，特别是她那一头秀发。
“妈，我流血了。”我躺在被窝里，欣赏着母亲灯影里的秀发，忽然发现自己的鼻子出血了。
“别怕，乖，妈妈看看。”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查看了我的鼻子，然后端来一盆清水，为我擦拭。可是，无论如何，母亲也止不住我的鼻子出血，她怕了，摇醒了父亲，“快起来，龙儿的鼻子出血了，止不住！”父亲翻身坐起，帮母亲。但血就是不断地向外流。棉被和床单上都被染了很大的一片红色。
我吓得大哭：“我要死了，快来救我！”
“不会的，乖，妈背你上医院。”母亲背起我，让父亲把棉被裹在我的身上，不待父亲穿好衣服，就匆忙地冲出门外。
母亲一路跑着，全不顾我的血流了她一背。幸好有值班医生，医生检查了我的情况，对母亲说：“是血小板的问题，需要用一种药，你带钱了吗？”
“带了，八块六毛钱，都带在身上。”
“不够，这药是进口的，要十三块一毛。”
“医生，求您了，我们家就剩这点钱了。”
“别急，我先用药，你再想办法凑钱。”
“谢谢，太谢谢了。”母亲差一点给好心的医生跪下。
我的鼻血止住了。母亲和父亲却为那欠下的四元五角钱犯了愁。到了月底，各家的银根都很紧，手头上宽余的人不多。医生准许母亲第二天补交欠下的药费。
母亲不是那种涎着脸乞求别人借钱给她的人，她说，那样被人瞧不起。她找出了家里一只旧的铝盆，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了，才七角钱。收废品的人提醒母亲，她的头发可以卖钱。母亲想起来了，一次路过理发店，理发师傅问母亲头发卖不卖，母亲舍不得。这次母亲没有犹豫，剪了那一头秀发，刚好卖了三元九角四分。还了药费的欠账，母亲的手里只剩下一角四分钱。
一角四分钱，是母亲曾经拥有一头秀发的剩余价值。就是这一角四分钱，母亲还用来买了很小一包肉松，作为给我补血的营养品。
郑教授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这就是母亲，伟大的母爱！”
开会的间隙，我去了一趟百货商店，给母亲买了一把犀牛角梳子，我要用它替母亲梳理她那已经稀疏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