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睡在冰冷的世界里。
这是我和父亲最后的一面。这一面，父亲以一个冰雕的形象永远凝固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原是北京一家京剧团的武生演员，由于莫名的原因，得罪了某人。应该说，那是一个误会，一个令父亲无法挽回的误会。误会发生的时候，父亲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误会是上帝跟他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以至于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被发配到北国边陲，一个被称为“葫芦湖”的陌生的地方，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场艰难的革命。
我知道，衡量一个酷爱京剧艺术之人的人生价值，此时已毫无意义。我还知道，躺在冰冷世界里的他，再也无法感受他的亲家—我的岳父—因每天盯着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戏曲节目，而几乎失去一只眼睛的快乐了。好奇的我，在考证父亲这段经历的时候，曾经为他忿忿不平。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当了某单位政工干部的朋友帮我查了我父亲同一类人的档案，结论是明确的：政治上不可信任，业务上可以使用。我的朋友告诉我，这在当时属于内控人员。
在去年杭州至上海的列车上，我有幸结识了一对沪籍老夫妇。他们因同样的情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发配到了青海的沙漠之中。这对夫妻，凭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态，以“支边”的名义，在青海的沙漠中，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嗨，经历的艰难说不尽啊，青春耗尽了，找不回来啦！”也许是现在的人很少愿意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路途中遇到我这样一个乐意听他们唠叨的陌生人，他们兴奋得有些忘情。从他们同是热血青年时的相识，到结成夫妻后的携手，从含辛茹苦挣扎度日的艰难，到忍受不了心灵的折磨的绝望，每一个细节都回忆得那样清晰。七十岁的老人在讲述中，时时用刚在西湖边上购买的绢丝手帕拭泪。当他忽然发现，这是老伴给还未谋面的儿媳购买的旅游纪念品时，不好意思地苦笑了一下。
我装作没有在意他的举动—权当是这位老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蹉跎复蹉跎。”白发缠头的老人感慨说。
“不管怎么说，我俩还是幸运的，看到了今天改革开放的日子。能回到上海，和我们同去的人，有的已经被黄沙埋没了……”听得出来，他是在告诉我，一个人有资格回忆往事是幸福的。
老人的妻子掏出一张纸巾，帮她的老伴揩去了挂在眼角的泪水。
“现在好了，他做梦都想见的杭州西湖终于见到了。”此前，他的妻子从不插话，许是怕打断她丈夫的回忆。
一路上，在老人和他妻子的故事中，我并不轻松地度过了本该轻松的两个小时的旅程。在火车的终点站，有朋友等待接站的欣喜，此时全被忘记。
火车临近终点，我的脑海中还在回味着这对老夫妻的故事。
站台上，与接站的朋友相拥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父亲其实是幸运的。他长眠在他熟悉又陌生的葫芦似的湖边，全然不了解今世的繁华与太平，便少了像这一对夫妻一样的烦恼，更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对人事的感叹。
父亲的经历，全然不像这一对夫妻。他没有过，为了糊口，三年不见一滴油星，却浑然不觉的感受；没有过，在终于见了菜子油的那一刻，为如何领取分配给自己的“一钱油”，而煞费苦心的冥想；没有过，泪汪汪盯着滴在大饭碗中的“一钱油”，用舌尖舔食后，而怅然若失的激动。也没有过，在艰难困苦中，牵着妻子的手，奔跑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无奈地寻找天空中的星星的落寞；更没有过，与子女天各一方，盼聚首而牵挂揪心和度日如年的遗憾……
愚笨的父亲，全不懂人事的繁杂；忠厚与诚实的大脑，一生执着于京剧艺术。在我的记忆中，他侃侃而谈时，眉飞色舞的是盖叫天的《挑滑车》，并为五十年代的一次为省城领导表演《挑滑车》和《孙悟空三盗芭蕉扇》而激动不已。
父亲是“内控”对象，但他全然不知。反正他没有把自己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混为一谈。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为某老干部会议表演了京剧折子戏《三岔口》。也因为他的去世，他所在的京剧团好几出戏一时难上舞台。因此，父亲在去世后的数年中，仍然被他的朋友们谈起。
我太想了解父亲了，但我不敢在母亲面前谈起父亲。
惟有一次，我终于寻到了能够在母亲面前谈论父亲的机会，那是姑母来我家接母亲去长春的时候。
父亲也许不知道，他的老家应该在山东阳谷，那是一个至今还很贫穷的地方。早在“批《水浒》批宋江”的年代，我已经知道这是行者武松打虎之地。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生前固执地认为我们的老家就是长春。为此，定居杭州之后，我与妻子带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儿子，特地去六和塔游览，妻与儿子对鲁智深的坐化故事深感兴趣，而我却大谈特谈武松景阳岗打虎、六和塔出家，因为我有自己深藏的秘密。直至今日，妻才隐隐发觉，我为何在儿子填报志愿的时候，执意主张，让儿子回长春去上大学——我是多么想让他了解他的家族，他的爷爷啊！然而儿子常为不能在杭州上大学耿耿于怀。
我的太祖父，在清末的某一天穿着一身破衣，只身闯到关东。那时，长春已被清政府设置为长春厅。大约在一八五六年，也就是长春建城的前后。我的太祖父，才在一群逃荒要饭的女子中，选了一位大手女人做老婆。太祖母的手，大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我的大伯父，在我祖父六个幸存下来的儿女中，排行老大，自然最有发言权。“手大能干活。”没谁愿意讨没趣，大爷的话就是真理。于是，我们这个严格按家谱起名的家族，渐渐地在长春城区繁衍开来。现在，“大手女人”的后代，已经遍布这个城市的各个街区。
民国初年，我祖父娶了身材矮小的裹了小脚的祖母。祖母安分守己，一辈子只做女人该做的事。祖母的口碑很好，街坊邻居没有不夸讲她德行好的。
按山东话说，父亲是我的上辈中的“老疙瘩”，属“德”字辈。自然，比他大的十一个哥姐，都叫他“老小”。“老小”很幸运，哥哥姐姐中，先后六人在兵荒马乱时撒手人寰，惟有他与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那样的情况下活了下来。他们常在街道弄堂的垃圾堆中觅食，或在横穿马路的大兵的刺刀下，与一群穷孩子，抢夺附近工厂里倒出的废弃工业蜡，拿回家里再制成蜡烛使用。
在一次拣拾垃圾中，父亲发现了一处富人家看戏的戏楼。喜欢瞧热闹的他，从此每天躲在戏楼的外面，在一个谁也不知的旮旯里，享受着自己未知的乐趣。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父亲一面偷偷地享受自己的乐趣，一面忍受着因拿回家中的废蜡过少，而遭到我的祖父的责骂。我小时候，在父亲和母亲共同营造的马架子屋中，听父亲谈起过，他为此常被祖父用牛皮带抽打屁股。
祖父的责打，没有改变父亲的心志，反而使他产生了逃离家门的念头。这想法一旦萌生，就像魔鬼附体一样，驱赶不掉。在一次和街头的小痞子的对打中，父亲被两个富家子弟看中，从此，以那两个富家子弟保镖和“同学”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自由出入于长春的各家戏楼。大概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的祖父母，再也难见到他们的“老疙瘩”；我的伯父和姑母，再也难见到他们的“老小”。
我的父亲成了“自由”人。可我在父亲去世前，从没有看穿父亲那时的心态，也没有听到过父亲对这件事的一丝悔意。
在那个火车涨价，飞机停飞，轮船无票的炮火硝烟中，父亲怎么会有那样大的勇气同那两个富家公子哥到北京的，我是无法知道了。但我知道，这是父亲向自己的梦想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注定了父亲的悲剧生涯。
父亲的“保镖”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那两个富家子弟比我的父亲大有三四岁的光景，可我的父亲看上去要比他们强壮许多。其实，父亲的体格按今天的标准算不得强壮，加上我的祖父祖母家境又拮据，父亲算是营养不足的那类人，和今天电影电视里黑社会老大前呼后拥的“保镖”相比，任谁也不会将父亲当“保镖”看待。
说破天，父亲的“保镖”身份应该算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全因了那次街头的打架不要命。要不然，一个胖得连自己的眼睛掉在地上都找不见的“棉花团”，一个瘦得拎只鸟笼都摇晃的“大麻秆”，怎么也不会看中我父亲这样廉价的“保镖”。
“棉花团”和“大麻秆”是“满洲国”八大部的后裔，类似于北京的八旗子弟，连我父亲也闹不清他们是满人还是汉人。反正他们能满足父亲看戏的愿望，又能让父亲混个肚皮饱满，形式上还脱离了家人的管束。在我看来，这正中了父亲的下怀。
这已经是民国的统治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年头了。天气眼见着热起来了，长春城里的空气好像也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
“棉花团”怕热，“大麻秆”也怕热，父亲在戏园子里为他俩扇凉。扇子扇出了他俩的得意，也扇出了父亲的满足。他的手在做着扇扇子的动作，眼睛却盯着台上的人物。有些戏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可他还那样细心地看，用心地听。他无声地站在“棉花团”和“大麻秆”的身后，耳朵却像贴在戏台上演员的嘴上，每一句唱腔都不会放过。每当焦赞一类的人物一出场，父亲就精神十足，他能在台上演员的动作中看出破绽，却不会因为半空中飞来的“手把”[1]而受到干扰。他也不知自己何时练就了这个本事，一面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台上，一面伸手抓住突然飞来的“手把”，再悄无声息地递给前面的“棉花团”或“大麻秆”。他知道只有伺候好前面这两个公子哥，自己才有看戏的自由。
父亲做“保镖”，其实一次惊险也没有遇到过。常出入戏园子的人只要有钱便没人去招惹他，有钱就是大爷；大街上的穷人远远见到这种人，躲都怕躲不及，谁还会自找麻烦呢，“穷不和富斗”嘛。
有时，“棉花团”在戏台下睡得鼾声起伏，父亲就能分出神来专心欣赏台上的“青衣”。此时父亲根本不用介意“大麻秆”，他像个大烟鬼，对“棉花团”的鼾声特别敏感，用不了一分钟，“棉花团”的呼噜声就能引出他的瞌睡虫来。
父亲那时可能正是长喉结的时候，对女性开始有了朦胧的意识。戏台上扮演旦角的“女子”其实大多都是男人，只有个别的青衣才是年轻的女性扮演的。有一个诨名叫“小青豆”的青衣扮相格外靓，她演的《柜中缘》常常换来满堂的喝彩声。
“‘小青豆’美！”父亲在戏园子里从不说话，偏偏这一次犯了规矩。“大麻秆”白了父亲一眼，父亲满脸通红，不知是因了“大麻秆”的白眼，还是因了自己那句对“小青豆”的夸赞。从这天开始，只要她登台，父亲的胸腔里就胀鼓鼓的。
卸了妆的“小青豆”的模样，父亲没有见过，只听说她的肤色白净，脸皮嫩得好像青豆皮，人们就称她“小青豆”。但不管怎样，“小青豆”是让父亲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的第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