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
一、著名的爱国志士和渊博的学者
鸦片战争时期的福州，出了两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一位是著名的抵抗派领袖、民族英雄林则徐，他的历史功绩已为人们所熟知。另一位就是林昌彝，他的精神与著作同样扬名于世。他字蕙常，又字芗溪，生于嘉庆八年（1803年），卒于光绪二年（1876年）。早年受业于著名学者陈寿祺，曾参与编写《福建通志》。36岁中举，其座师为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后来虽然8次应试进士，终未中榜。至50岁时，因进呈所著《三礼通释》而获教授之职，遂掌教建宁、邵武等地教席，不久后回福州。59岁，由福州至广州游历，与郭嵩焘有交往，并曾掌教海门书院。记载清代著名人物的《清史列传》为他写了一篇内容翔实的传记，甚为珍贵，其中说：
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举人。治经精博，从三《礼》问途知奥，乃以贯通诸经。所为诗古文辞雄厚槃深，入古贤之室。汉阳叶名沣尝曰：“昌彝学博词雄，今之顾炎武、朱彝尊也。”生平足迹半天下，所与游皆知名士。性精勤，舟车之中手不释卷。长乐温训尝与同舟五十余日，每夜深就枕，犹畅谈经史，亹亹不惓，训以为闻所未闻，因悉记之，为《同舟异闻录》。尤留心时务，与邵阳魏源为挚友，同邑林则徐相知尤深。家有楼，楼对乌石山寺，寺为饥鹰所穴，思欲射之，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鹰谓英吉利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源见之决为可行，林则徐亦称其“规画周详，真百战百胜之长策。前在粤东，五围英兵，三夺英船，其两次英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昌彝又谓：“中国元气已伤，救之之法有二：一曰绝通商；一曰开海禁。开则彼国之人可商于我国，我国之人亦可商于彼国，如是则天下之财分于百姓，不能独归外地矣。”时服其见之远。同里沈葆桢年十七，从昌彝游。昌彝教以持躬涉世之道，后卒为名臣。
可见林昌彝当时在海内颇有影响，交游甚广。包括著名政治家、抗英派领袖林则徐，著名思想家魏源等人物之所以给予他高度的评价，一是因他是爱国志士，对英国的侵略行为充满义愤，所著《平夷十六策》、《破逆志》提出了很有见识的抵抗主张。二是他学问渊博，为林则徐、魏源、郭嵩焘等人所器重。林则徐是林昌彝的族兄，年长18岁。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昌彝应试落第回乡，时林则徐正寓居乡里，两人谈论时事，过从甚密。林昌彝遂将《射鹰楼诗话》及本人诗集送给林则徐，林则徐对其诗作、诗话甚为赞赏，致函云：“《诗话》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近代诗话，阁下极推竹垞、四农二家，谓竹垞搜罗极博，足以考献征文；四农论断极精，足以存真别伪。鄙意谓阁下之诗话，既博既精，可以合二家而一之……《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拙作俟撰好呈上。大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4卷，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画周详，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东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外港，不敢对阵，皆此法也。”（《射鹰楼诗话》卷前《家文忠公少穆宫傅书》）鸦片战争前后福州两位不平常的人物，一位是官至总督、“钦差大臣”，一位是未能获得官职的学者、诗人，两人却有如此亲密的友谊，堪称闽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林昌彝又与沈葆桢有师生关系，对其成长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记载中华民族英勇抗击侵略的诗史
《射鹰楼诗话》共24卷。作为一部有影响的诗话，它所体现的林昌彝的文学思想，早已获得诗歌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肯定。如称此书的诗论诗评，很注重诗歌创作中学养的地位，认为作诗不可以缺少学问，在清代诗人中推崇顾炎武和朱彝尊，因两人都是以学问家而兼擅吟咏，很符合林昌彝的论诗标准。他并非单纯强调学问修养，又主张表现真情实感，故说，“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射鹰楼诗话》卷18）并对清代大学者惠栋所言“诗之道有根柢，有兴会。根柢发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二者兼之，始足称一大家”至为赞赏，评论说“此论极精当”。（《射鹰楼诗话》卷20）本于上述宗旨，林昌彝对清代诗论中一直争论不休的宗唐、宗宋问题持兼容并赏态度，认为：“宋诗不及唐诗者，以其少沉郁顿挫耳，然亦自为一代之诗，不可偏废也。”（《射鹰楼诗话》卷11）林昌彝十分鲜明地主张诗歌创作要不拘一格，要各具诗人的个性，多姿多彩、百花齐放。他的友人潘四农写有不少好诗，但在评论诗歌时，却偏于一种风格，林昌彝不予苟同，明确地提出本人极具卓识的看法：“潘四农论诗专取‘质实’二字，亦有偏见。盖诗之品格多门，如雄浑、古逸、悲壮、幽雅、冲淡、清折、生竦、沉着、古朴、典雅、婉丽、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诸品，皆各有所主，岂得以‘质实’二字遂足以概乎诗，而其余可不必问耶？不知质实易流于枯，质实易流于腐，质实易流于拙。盖质实为诸品之一品则可，谓质实用以概诸品则不可。盖质实为诸品中之一品，则无流弊，若专言质实，流于枯，流于腐，流于拙，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射鹰楼诗话》卷16）凡此种种，均说明《射鹰楼诗话》不失为一部值得重视的文学批评著作。
今天，我们从新的视角考察，则能揭示出《射鹰楼诗话》又一重要特色和贡献，林昌彝在书中抒发了强烈的爱国御侮思想，记载了鸦片战争中爱国军民抗击英军侵略的事迹和气概，因而是一部及时收录记载鸦片战争诗篇、弘扬中国人民英勇精神的诗史。
《射鹰楼诗话》具有诗史的宝贵价值，是基于林昌彝怀有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射鹰楼诗话》的命名，实则“射英”，表达抗击英军野蛮侵略的意志，作者对此有明白的交代：
余建射鹰楼，楼悬长帧《射鹰驱狼图》，友人题咏甚夥。楼对乌石山，山为英逆之窟穴。余于楼头悬楹帖云：“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见者皆以为真切。（《海天琴思录》卷4）
他家乡所在的乌石山在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侵略军盘踞之地，因而他“目击心伤，思操强弩毒矢以射之”。（《射鹰楼诗话》卷1）在其爱国御侮思想指导下，《射鹰楼诗话》的内容和结构，较之一般的同类著述有明显的不同，以卷1、卷2的突出地位，集中记载和反映鸦片战争史实和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如《清史列传.林昌彝传》所言，“首二卷言时务”。而沈葆桢所写《射鹰楼诗话例言》则云：“夫子《诗话》之作，意在射鹰，非同世之泛泛诗话也”；“他人诗话多论诗而已，夫子《诗话》所论甚广，凡有关风化者，无不痛切言之，此扶世翼教之书，不得仅以诗话目之”。满怀爱国感情，记述中华民族英勇抗击侵略的史实，是这部《射鹰楼诗话》作为“诗史”的重要价值所在。
《射鹰楼诗话》开篇，首先揭露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英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走私贸易，流毒中国，朘削巨额财富，危害中华民族的健康肌体：“英夷不靖以来，洋烟流毒中国，甚于洪水猛兽……即以福州海口言之（原注：五虎门内闽安镇营）洋烟之入，每日三大箱，每箱值洋番八百员；又六十余小箱，每箱值洋番六十员，每日共输洋番六千余员，不足以银代之，又不足以好铜钱代之，每岁计输钱三百万。（原注：若合五海口所输计之，每岁奚止二千万乎？）福州之地，即以金为山，以银为海，亦不足供逆夷所欲，况地瘠而民贫者乎？数年以后，民其涂炭矣！余意欲革洋烟，须先禁内地吸食洋烟之士民，然后驱五海口之英逆。驱之之法，则不主和而主战。余前有上某大府《平夷十六策》，邵阳魏默深司马源见之，决为可行。”又说：“中国以大黄、茶叶救夷人之命，夷人反以鸦片流毒之物，赚去中国财宝，此天怒人怨，为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余尝有诗云：‘但望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家太傅少穆先生见之，为之赞赏累日。”有力地证明中国厉行禁烟和抗英侵略的正义性。书中还以侍御朱琦所写《感事》诗，概述鸦片的危害、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行动、英国侵略者的悍然进犯：“鸦烟入中国，尔来百余岁。粤人竞啖吸，流毒被远迩。通参轸民害，谠言进封匦。吏议为条目，罪以大辟拟。杀人亦生道，重典岂得已。粤东地濒海，番商萃奸宄。天使布威德，陈兵肃幢棨。宣言我大邦，此物永禁止。献者给茶币，一炬付烈毁。积蠹快顿革，狡谋竟潜启。飞帆扰闽越，百口胜谤毁。”对于投降人物身居高位却屈膝求降、祸害国家的可耻行径，表示极度愤慨：“若身居高位，而无益于民物，则当引身而退，毋致贻讥恋栈。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咏木棉绝句，末联云：‘堪笑烛天光万丈，何曾衣被到苍生。’按木棉花为粤产，其絮不能织布，大令诗，深得规讽之旨。”（卷1）又说：“英逆之变，主和议者是诚何心？余尝见和约一册，不觉发为之指。陆渭南《书志》诗云：‘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读此诗，真使我肝心变成金铁也！”（卷1）
《射鹰楼诗话》热情赞扬抵抗派人物坚决抗击英军侵略的措施和精神。书中明确表达对林则徐的高度崇敬，充分肯定林则徐的领导禁烟和御敌功绩。“道光十九年，家文忠公奉旨办理粤东夷务，陛见时，即恳陈五海口要害，须得精兵严守，庶夷人不得窜入。甫出京，途次又连陈数折。至粤东，责夷人缴烟若千万箱，并令其永无阑入，已有成议。嗣夷人中变，先生屡焚其舟，夷人窜入浙西，及定海失守，部议咎及先生，乃遣戍伊犁。”表达对林则徐有功而反遭诬陷流放新疆的愤慨！魏源同为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又是著名史家和爱国诗人，他撰写有记载清朝前期国力强盛和由盛转衰的当代史著作《圣武记》，又撰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名著《海国图志》，同时写有大量表达爱国思想、谴责投降派卑鄙行为的诗篇。林昌彝一再称魏源为“同志”、“挚友”，表明两人的爱国思想和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十分合拍：
默深（魏源字）负命世才，书生孤愤，与余有同志焉。其著《海国图志》六十卷，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其书一据前任两广总督家文忠公少穆先生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稽群议以发挥之。或以为此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又说：
默深经术湛深，读书渊博，精于国朝掌故，海内利病，了如指掌。著有《书古微》、《诗古微》、《春秋公羊古微》，专阐西汉今文之学，博而能精。《圣武记》及《海国图志》，尤为有用之书，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所编《经世文编》，已家有其书。又有《元史新编》、《古微堂文集》，阜然巨册。默深所为诗文，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视世之章绘句藻者，相去远矣！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近代与顾亭林为近；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道州何子贞师谓：“默深诗如雷电倏忽，金石争鸣，包孕时感，挥洒万有。少作已奇，壮更跖实。”诚为切论。默深尚友谊，重气节，醰粹渊懿，古道照人，与余为挚友，沥胆披肝，今之鲍叔也。
这些论述，高度评价魏源著述的时代意义和诗歌的豪迈感情。这一时期，从禁烟运动开始，历战争的进程，到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整个贯串着林则徐等官员和爱国军民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畏葸怯懦的统治集团人物的投降妥协路线的激烈斗争。其结果，投降派得势，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战后，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听命于侵略者的旨意行事，因而对一切爱国进步力量压制摧残，对思想界实行钳制。最突出的事件是对广东人民抗英斗争进行破坏镇压，同时又悍然起用琦善、文蔚、奕经等人，委以重任，让这些望风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卑劣小人又重新神气起来。投降派首领人物穆彰阿、耆英内外勾结，权势有增无减，处心积虑排挤陷害进步势力，庇护重用民族败类，因而形成不准谈论国事、褒贬人物尤为忌讳的局面。《软尘私议》记述当时京城的政治气氛说：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间，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