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怡
一、引言
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寒柳堂集》，其《出版说明》写道：陈寅恪“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影响”；1999年11月，李慎之先生为中山大学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撰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则盛称：“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也许直到永远。”就像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评价歧见纷纭一般，对陈寅恪思想的评价也难得众口一词。严复和陈寅恪，作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的巨人，皆为学界所分外关注。但是，对二者之间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迄今未见系统的研究。刘克敌论及陈寅恪的师承时，指出：陈寅恪的学术、人格和人生观，深受其祖陈宝箴、其父陈三立、其兄以及司马光、曾国藩、张之洞、郭嵩焘、梁启超、沈增植、王国维等人的影响，并未提及严复之于陈寅恪的影响；但在《陈寅恪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刘克敌说陈寅恪“早在五四时期他与吴宓等就不满于严复介绍进化论，认为此类介绍过于功利主义”。其实，陈寅恪之于严复，不是简单的“不满”，而是师承并超越了严复。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名词愈埜领编修”句，这是陈寅恪正面以“名词”赞美了严复的译述之才名。当代学者谢泳收购有中山大学某教授抄录的近现代名人诗词若干，“这个稿本主要抄了6个人的诗。这6个人都与家或者与陈家及近代中国诗坛有关系……第五个是严复，有较多的评注。第六个就是陈寅恪。可见抄者的眼光极高，所抄录的近代名诗，与陈家的趣味非常接近。”这个抄本的主人——20世纪陈寅恪的同辈朋友，已经很自然地意识到严复与陈寅恪是紧密相关联的。作为世家子弟，“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统”。陈寅恪自己说过：“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本文辨析了严复和陈寅恪之间“学业之因袭”的渊源，认为：严复思想直接并深刻地影响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严复和陈寅恪共同推崇和努力践履的现代理念与人格操守。他们是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共同陶冶造就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旧学”淹贯，却不弃“新知”，认为“新”与“旧”虽“相反”而适“相成”。在他们身上，“相反”的中西文明能够互相成全。他们主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应“斟酌新旧间”。如果说严复和他的同道们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学人，陈寅恪则以他一生的实践，继承并超越了严复，将自己成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人。无论严复还是陈寅恪，他们对“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认知和持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非如此，中国社会将难以真正实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非如此，中国社会将难以突破传统文明的局限而迈向现代文明的新境界。他们所持守的这一理念至今依然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真正基石，它对当代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依然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郭嵩焘和陈三立：严复与陈寅恪相关联的枢纽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和严复同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郭嵩焘是陈三立的老师，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异常敬重郭嵩焘；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很大程度上是深受郭嵩焘思想影响的结果。陈三立撰写《先府君行状》，云陈宝箴“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及巡抚湖南，郭公已前卒，遇设施或抵牾，辄自伤曰：‘郭公在，不至是也’”。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也述及其父祖二人与郭嵩焘及戊戌变法的关联：“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鉴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明言戊戌年间主变法者，有不同的两种指导思想及路径，陈宝箴、陈三立所选择的变法思想与路径深受郭嵩焘的影响，而迥异于康有为，陈氏父子与郭嵩焘才是志同道合者。而严复留英其间曾得到年长他35岁的郭嵩焘的激赏，两人是忘年知己，他们的变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严复和陈三立的交往当因中国惨败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而起。甲午战后，严复发表了一系列呼吁中国变法的政论文，陈三立则于1895年随出任湖南巡抚的父亲陈宝箴在湖南厉行变法。陈三立对严复翻译出版的一系列启迪中国社会改革的西方名著极为关注。1903年，严译《群己权界论》出版，陈三立作诗《读侯官严复氏所译英儒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偶题》；1904年，严译《社会通诠》出版，陈三立又作《读侯官严氏所译〈社会通诠〉讫聊书其后》。前诗云：“复也雄于文，百幽竭一嘬。扬为皦日光，吐此大块噫。玄思控孤谊，余痛托绍介。挑灯几摩挲，起死偿夙快。”1904年底严复因开平矿局讼事再赴英伦，陈三立作《送严几道观察游伦敦》诗：“哺啜糟醴数千载，独醒公起辟鸿蒙。”陈三立对严复翻译以“救时”的“西学”无比推崇，赞赏有加。上述这些因缘使得陈三立和严复惺惺相惜，互相钦慕。1891年，郭嵩焘病故。陈三立挽联称：“孤愤塞五洲之间，众醉独醒，终古行吟依屈子；抗心在三代以上，高文醇意，一时绝学并船山。”严复挽联称：“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陈三立和严复不约而同都将郭嵩焘比作众人皆醉吾独醒的屈原。汪荣祖曾这样论及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清晚期对中外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郭嵩焘：“（郭氏）要走向世界，但出世过早，没有跟从的人。”其实，作为郭嵩焘的后辈严复和陈三立、甚至更晚的陈寅恪，都是郭嵩焘的追随者，他们一代又一代地持守着家法、师法，和郭氏一样，“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不仅追随郭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郭氏。
三、师徒之间：严复对陈寅恪的影响
严复和陈寅恪，两人堪称师徒关系。陈三立与严复惺惺相惜，这让陈寅恪成了严复主持下的复旦公学的学生。1906年前后，严复在上海与陈三立多次会面，严复自己记载：“复近以伏假，休沐沪上，义宁伯子亦在此。相见枨触，凄凉可知。”1906年底严复同意出任复旦公学监督（即校长）。1907年，陈三立让从日本回国养病的陈寅恪入读任校长的复旦公学，直到1909年陈寅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公学。陈寅恪在18岁至20岁时曾是严复主持下的复旦公学的学生，这正是年轻人最愿意也最容易自觉地接受新思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备受社会推崇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奔忙于安庆、上海两地，致力于整顿学风，试图以教育革新来培养适应社会变革的一代新人。1906年12月17日，他在安庆高等学堂演说《宪法大义》，主张缓行君主立宪，说：“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凡此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且仆闻之，改革之顷，破坏非难也，号召新力亦非难也，难在乎平亭古法旧俗，知何者之当革，不革则进步难图；又知何者之当因，不因则由变得乱。一善制之立，一美俗之成，动千百年而后有，奈之何弃其所故有，而昧昧于来者之不可知耶！是故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者，教育之大责，此则仆与同学诸子所宜共勉者矣。”这些思想对陈寅恪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说来，严复对陈寅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对教育，尤其是对女子教育即“女学”高度重视
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救济，端在教育”。严复和陈三立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陈三立诗云：“安得神州兴女学，文明世界汝先声。”“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他和严复一样认为女子教育的完善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1906年底严复开始设法创办上海女学，旨在“完全国粹教育”。并为吕碧城草拟的《女子教育会章程》作序，主张凡男子所接受的德智体教育，女子也应该全面接受，因为“教育之业端本于襁褓、家庭之中，而女子之所以辅相其夫者，不仅织衽尸饔已也。国事之大、学术之微，皆不出家而获”。希望通过女学，改变“女之视男也，如霸主暴君；男之视女也，如奴隶玩好”的局面，以期男女平等。1906年11月23日，严复为外甥女事致书上海中西女塾校长。信中说道：“然则吾人必须另辟蹊径。中国之社会过于苛戾，须有温顺而具伦教女子净化之。”
6天后，他再次致信何纫兰说：“吾意所欲必成者，完全女学耳。”1907年1月，对投考安徽高等学堂的王恺銮大为赞赏，因为17岁的王氏在考试作文《张巡论》中“明男女并重之道”，反对张巡“使人相食”的做法。1907年夏，严复代甥女何纫兰复吕碧城书，阐述兴办女学的目的：“窃谓中国不开民智、进人格，则亦已耳。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处。盖性无善恶，长而趋于邪者，外诱胜，而养之者无其术也。顾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之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1907年6月，他主持苏、皖、赣三省官费留美学生考试，录取女生3名、备取2名，“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1908年秋北上天津，收女学生吕碧城。他称赞并同情吕氏，谓其“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于眼里之故……渠看书甚多，然极不佩服孔子，坦然言之；想他当日出而演说之时，总有一二回说到高兴处，遂为守旧人所深嫉也。可怜可怜”。又云“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尘腐之论部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疾之如仇。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其处世之苦如此”。同年10月27日，严复翻译天津《泰晤士报》所载美国教会麦美德女士《书吴芝瑛事略》一文。吴芝瑛，其夫廉惠卿，其大伯父，皆是严复的挚友。芝瑛与秋瑾为金兰姐妹。秋瑾被杀，其家族惧怕连坐，不敢收尸，吴芝瑛和浙江石门徐寄尘女士为秋瑾收尸，并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购墓地葬之。清廷顽固官员奏请铲平秋瑾之墓，欲将吴芝瑛和徐寄尘等严拿惩办。此事使得许多社会名流大为愤激，纷纷上书为吴芝瑛打抱不平，并昭示于中外媒体。严复翻译这篇营救吴芝瑛的文章，称赞廉惠卿、吴芝瑛夫妇“道合志同，皆爱国具最真诚”。并指出：“顾女士所为，其最勇而忘其身者，莫若葬秋一事。秋瑾者，至不幸之女子也……女士以主持公道之故，至忘其身；又以友谊爱情之故，为死者求葬地立碑文。虽明知由此可以杀身而不恤，若此女者，乃举世不为一动心焉，则此世为何如世乎……中国今少者，正爱人不恤己私之男女耳！吾意方将扶植之不暇，而忍自诛锄乎！”此文于1908年11月2日刊于《大公报》。12月1日，严复又撰写了《廉夫人吴芝瑛传》，亦发表于《大公报》。他称赞吴芝瑛“以慈善爱国称中外女子间……其始终为遵守法律国民，临难不幸苟免又如此……廉夫人者，吾先友挚甫先生犹子，平生多闻长者精至独往之言，故能不循常自树立如此。呜呼！男子可以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