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至1918年，孙中山为首的南方军队与北京政府不停交战，严复对内战的时局痛心无比，他在1918年1月致熊纯如的又一书中说：“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诗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同年3月，严复论及“平生师友中，其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无闲言者”，有吕增祥、郭嵩焘、吴汝纶、熊季廉、陈宝琛、陈三立、张元济等“寥寥数公而已”，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虽皆各具新识，然皆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1918年7月，历时近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严复无限感慨道：“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1919年6月，针对五四运动，严复批评道：“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绝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当严复得知就读于唐山工业学校的儿子严璿声援了五四学生运动后，写信加以斥责，说：“如此等事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所当问也。”“随俗迁流，如此直不类严氏家儿，可悲孰逾于此者。今吾与汝母均极伤心。”同年7月，他作诗《书示子璿四十韵》，劝儿子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1919年11月17日，苏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两周年纪念日。严复对此评论说：“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1920年，严复虽“总觉二三十年间，无太平希望”，但他坚决反对再兴复辟之说，道：“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
“世事江河日下，民生困苦，日以益深……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然今之所苦，在虽欲不为共和民主而不可能……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呜呼！此吾辈身世，所为可痛哭也。”
严复逝世于1921年10月27日。而在去世前的10月3日，严复已自觉病深，手书遗嘱。遗嘱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陈三立闻讯后写下《挽严几道》：“死别犹存插海椽，救亡苦语雪灯前。埋忧分卧蛟蛇窟，移照曾开蠛蠓天。众噪飞扬成自废，后生霑被定谁贤。通人老学方追忆，魂湿沧波万里船。”陈三立认为，严复的临终遗嘱犹如定海神针，指明国人该如何在外来新知和中国旧法之间取得平衡以自强自立。正如萧公权所指出：“严氏维新主张之特点在办本末，明次第，而无取于支离鲁莽之躁进。故严氏对时人之主张骤变或革命者深致不满，而加以驳斥纠正……严氏据《天演论》以言变法，其结果遂成为一‘开明之保守主义者’……逮严氏晚年，其对中西文化之态度，则发生根本变化。向之鄙中尊西者一转而崇中贱及民国改元以后，严氏之态度乃大变而为忠实之守旧者，力持保存国粹之说，以与‘五四’之新文化运动相对抗……持此以与前者所言相较，是非顿异，判若两人。此殆环境所激，有为而言，非托根于《天演论》矣。”在国外的陈寅恪是否从陈三立处闻知严复去世的消息，是否对严复的逝世有所感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思想中看到他与严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1年9月已过而立之年的陈寅恪结束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习，赴欧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这时的他，对国事人生都已自有主见。1919年吴宓经俞大维介绍认识陈寅恪后，经常听取陈寅恪的谈论，认为“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1919年12月14日，《吴宓日记》记载了陈寅恪与其纵谈中外文化的要点。认为，中国不仅科学逊于西方，哲学美术也远不如希腊。这一观点与严复在翻译《法意》时所加按语如出一辙。严复说：“我国有最乏而宜讲求，然犹未暇讲求者，则美术是也。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文学、音乐、图画、雕塑、建筑、街道、城市社区的标志（坊表）等等，都关乎人的心神情感之美。他说：美术是传统“乐教”的内容，“使吾国而欲其民有高尚之精神，佚荡之心意，而于饮食、衣服、居处、刷饰、词气、容仪，知静洁治好，为人道之所宜，否则，沦其生于犬豕，不独为异族之所鄙贱而唤讥也，则此后之教育，尚于美术一科，大加之意焉可耳”。无论严复还是陈寅恪，都重视对国人的美术教育。陈寅恪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则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他认为“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
陈西滢回忆说：“1922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细究陈寅恪的上述认识，在严复的论著和译述中都能见到相似的论断。李璜晚年在台湾著文《忆陈寅恪登恪兄弟》，回忆了1922年冬与曾琦（字慕韩）在德国和陈寅恪交往的情形：“寅恪所专与我辈彼时所学皆不相类，然甚喜慕韩谈清季中兴人物曾国藩、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学术及其政绩。且寅恪早对日本人之印象不佳，而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逆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因甚佩慕韩内除国贼与外抗强权之论。不过，寅恪究系有头脑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的学人，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先生之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
陈寅恪对时局的主见以其写于1945年夏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为代表。其云：“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飙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
如果将陈寅恪的这段话与前述严复对时局的一些论断相比较，也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严复说：“世事江河日下，民生困苦，日以益深……鄙人自始洎终，终不以共和为中华宜采之治体……然今之所苦，在虽欲不为共和民主而不可能……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呜呼！此吾辈身世，所为可痛哭也。”王毅已经指出：“如果说的悲慨确是有感而发，并且被以后的历史证明有其根据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联想到，其实早在陈氏之前几十年，严复这位对中西社会和文化同样有着过人了解（与陈氏相比，他对于中西制度结构及其法理的探究更要深入得多）、同样是与近代以来的变法维新有着血肉关联的思想家，就曾反复告诫过世人，要警惕在‘新法之新’催动下得出‘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那样的逆向结果。在很长时间里，举世流行的热望始终都是笃信一种‘非常可喜’的制度方案如何能够使中国迅速富强，甚至‘超英赶美’；所以相比之下，能够看到‘如车轮之逆转’之悖论的严、陈等人不仅寥若晨星，而且更落得悲剧性的宿命和无奈。”
正如严复对新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批评一样，陈寅恪对国共两党也有自己的看法。1940年3月22日，他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重庆初次见到蒋介石，赋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为此诗附注云：“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1941年陈寅恪再次由香港飞往重庆，用前韵再赋诗：“海鹤飞寻隔岁游，又披烟雾认神州。江干柳色青仍好，梦里蓬瀛水浅流。草长东南迷故国，云浮西北接高楼。人间春尽头堪白，未到春归已白头。”此诗反映了陈寅恪对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南京汪伪和延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三分天下的政治现实的忧虑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担忧。1952年胡厚宣在思想改造中交代，他在抗战期间“在重庆、成都讲《三国志》，有失体统……陈寅恪说现在是新三国：汪日、蒋美、共苏”。胡文辉博引当时知识界和国共两方人士的文字材料，证明在抗战时“有新三国论”。1943年，他致陈述函云：“近日学校无处不闹风潮，推原其故，盖贫无以为生，则不能安居乐业也。”他还说：“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是因为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边去了。”谈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对苏俄充满警惕，他担心中共走上苏共的路。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盟约》，在国内包括中共和左翼知识分子都为此约欢呼叫好的时候，陈寅恪却赋诗云：“目闭万方愁，蛙声总未休。乍传降岛国，连报失边州。大乱机先伏，吾生命不犹。可怜卅载后，仍苦说刀头。”直接表达了他对战后苏联涉足我国东三省将给中国带来隐患的担忧。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史学家，陈寅恪对当时的国运和世局有着非凡的预感。同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签订了降约。陈寅恪赋诗道：“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1949年之后，对历次政治运动和内政外交，陈寅恪都用诗歌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具体可参看著《陈寅恪诗笺释》。陈寅恪和严复一样，他对时局的看法，并不迎合权要，也不取媚时俗，而是基于自己的理性和睿智做出论断，历史已经证明了严复和陈寅恪对各自所处的时局的“别具主见”是有相当的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