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干有成
一、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背景思考：区域现代化是在国家现代化与全球现代化的宏观系统中展开的
现代化是指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而向知识经济、生态文明转变的历程与发展形态。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对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没有作用，这些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也成为我国社会各界不断讨论的话题。最近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为此，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可见，历史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特别是现代文化建设中拥有重要地位。“闽都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体系下的区域性“亚文化”，保存了若干现代文明的因子，可以为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基础支撑，或者说它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母体文化和精神依托，而且也是一种特殊的发展资源和创新动力。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传承者和发展者。闽都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一种地域文化，它与历代生活于此的“闽都人”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闽都文化有着5000年以上的历史，创造过浩繁的文化业绩，然而，到了1840年前后，它与自己诞生的祖国和地方一样，面临着现代化的重大转型与挑战。
现代化的本质和目的是人与社会的现代化。本来，人类作为地球上进化得最为成功和唯一具备文化创造能力的动物种群，他们既有着相对比较相似的文明历程——如迄今研究证明，地球人类大约从二三百万年前诞生后都经历过史前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几个阶段——但是不同的人群因为生活于不同的地域，因而也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成就，这些成就在不同人群之间是完全可以，也是应该共享的，如中华民族就曾经独立发明过水稻、粟等农业种植品种和技术，以及漆器、玉器、丝绸、青铜器、瓷器、茶叶等的制作技术；有过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在文字、文学、书画艺术、儒学和道学、城市规划、园林、中医中药学甚至佛学方面等都有过非凡的成就，而且，关键是这些文化的创造曾经影响过包括东亚邻国在内的世界不同国家的文明进程或文明风貌。当然，在中国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同样享用过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如不少农业作物品种、佛教体系。农业文明的传播过程大多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大约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阶段。由于全球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工业文明最先诞生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此后又进入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1776年美国诞生，到19世纪中期，美国完成工业革命。正是在这一时期，以欧美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模式试图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学术界把世界工业文明的传播和发展的进程称作人类的现代化。与工业文明伴生的还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科技化、民主化、法制化等种种文化特质，近些年还出现了全球化、信息化等新趋势。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其中包括为争夺市场、原料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为掠夺土地和资源而发生的殖民地运动，大量先进武器的产生和使用，过度市场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恐怖主义，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和工业资源趋向枯竭的危机，过度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等。为此，以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为主导的现代化近年来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反思。
毫无疑问，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比是落后的，但“先进”与“落后”之间仍然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从“时间”纵向上而言，两种文明之间可以通过“改革”和“创新”而逐步过渡；从“空间”横向上而言，它们之间也可以通过平等与友好的合作达到文化交流与共享文明成就的双赢目的。然而，西方的工业文明在早期扩展过程中，更多的是采取一种“侵略”、“掠夺”、“霸权”的方式，因而，当工业文明或现代化的浪潮在19世纪中叶到达中国时，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三重挑战与危机：一方面要促使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文化体系向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体系转型，要把一个延续了约3000年的封建体制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形态的民主国家；第二方面是既要抵御西方工业文明国家的野蛮侵略和掠夺，赢得国家的独立，又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求得民族的富强；第三方面是建立一个怎样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今天我们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探讨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时，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考察，探讨闽都文化在这三个方面有着如何的反应和创造。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问：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面临的“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反抗侵略和国家独立富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这三项现代化任务我们完成了吗？没有，中国人还在继续为之探索和奋斗。况且，对人类而言，现代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性目标问题，而是一个永无止点的进程。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现代化四大支柱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针对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形势提出的新的现代化建设要求。
由于中国现代化是在面临三重挑战与危机的局面下展开的，所以，学术界把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近代化”阶段（1840~1949年）和“现代化”阶段（1949~目前），这两个大的阶段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面临的现代化任务和目标之差异，还牵涉到不同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交锋、国家政权的更替、国内国外的战争影响、大陆与台湾的分离等重大的问题，背后隐藏的更有中华民族命运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与体系下及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动荡与波折。
在探讨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我们无法脱离中国现代化到目前为止的两大阶段，并从中领略闽都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分析闽都文化与当前建设“福州文化强市”的关系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个阶段，闽都文化的中心地福州成为中国思想、科技、人才的高地，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新人才输出的中心地带，以致时有“晚清风流数侯官”的赞誉。近代闽都文化的转型与崛起，与近现代百余年中国面临之世界“大变局”不可分离，西方工业文明的急剧入侵导致中国陷入濒临危亡的境地，中华民族现代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救亡图存”。闽都先贤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先辈们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到领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思想，莫不以“救国救民”为目标。在这些先贤的影响下，闽都文化率先转型，在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中占据着先进性的地位。
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沿海地区逐渐往内陆发展，由于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首先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占据着空间上的先进和优势
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冲突，不是以和平和文明共享的方式进行的，而是以经济侵略、战争掠夺、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等方式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帝反侵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福州人林则徐在广东领导的“虎门销烟”及抗英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而林氏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更是从思想层面和技术层面开启了中国人近代“西学东渐”的肇端。中国人开始反思和学习西方，开启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从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开始的。
由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首先是从海洋过来，因此中国沿海地区最先受到影响，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使得福州成为沿海“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成为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可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沿海地区逐渐往内陆发展，由于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首先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占据着空间上的先进和优势。闽都文化所在地域的空间优势及其海洋文化特质是它在中国现代化中拥有“先进地位”的第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今天仍未过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以后率先对外开放并获得发展先机的城市和地域都在沿海地区，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一批经济特区的设立，推动着沿海相关城市和区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闽都文化在中国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首先当考虑应充分利用其沿海区域及海洋文化特质的优势，在中国沿海经济——文化带上占据率先发展的重要位置。
当中西文明在福州交汇之时，闽都文化开始了现代化转型。首先是城市近代化获得发展。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客观上推动了口岸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商贸形态、交通运输、金融、市政建设、市民的思想观念等方面开始向现代的转型。1844年福州正式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至1903年，先后有英、美、法、荷等17个国家在福州设领事馆，福州也出现了外国银行和洋行等机构。福州的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至仓山领事馆区，城内、南台、仓前山连成一片，出现了上杭、下杭、中亭、台江等新兴街区，突破了福州的传统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对都市风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福州城市格局，开始打破原有城区的限制，出现“一城四点”（福州城、南台、仓山、马尾、长乐）的新格局，使得福州城市发展步入“闽江时代”乃至近海发展的初期，一个拥江、滨海发展的现代化大福州正是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开启了它的首页，而这一态势决定着福州改变“内陆性”倾向而顺着闽江轴线并向江海交汇地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一趋势延续至今以及未来，为当代建立环闽江口海上大福州都市圈奠立了历史根基。
三、福建船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催开的“文明之花”
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从多个层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体系，在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高峰以“中体西用”为特征的“洋务运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福建船政代表了中国洋务运动在造船工业、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最高成就。福州自古为中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历史选择福州作为船政创办地，除了福州地处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之外，也离不开本地传统的文明优势，即福州至少从三国时代开始就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同时，更重要的是，福建船政结合了外来的新型工业文明成就，于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福州马尾交汇，结出了更高端的文明形态，进而造福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人类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海洋，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大陆性文明国家，也是一个海洋性文明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和保卫海疆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福建船政的创办是中国现代海洋发展和海疆保卫的重要举措，其影响也极为深远。清政府在1875年创设北洋海军，所用之人才几乎全部来自福州船政学堂。除了提督丁汝昌非海军教育系统出身外，北洋海军各舰管带、帮带，自总兵以下都是船政学堂的人才，其中尤以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尤为人才辈出，以至有史学家称中日黄海海战为“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就算到了民国建立后的中国海军，仍然存在的福建“派别”，亦是出于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除了为中国海军及航海事业培育大批人才外，还培育了不少在工程以至文学、思想方面的杰出人才。著名毕业生有严复、魏瀚、詹天佑、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程璧光、罗丰禄等。
近代福建船政培养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为中国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如建设广东黄埔船坞的魏瀚，敷设台湾电线工程的苏汝灼、陈平国，办京汉铁路的高而谦、曾毓隽等人。
福建船政直接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开创现代化的制造业，推动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开始兴办新式军事工业，除江南制造局、天津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外，颇有规模的则是福建船政。福建船政设有铁厂、船厂，其马尾船政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生产出国内第一架水上飞机，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福建船政的创办带动了福州早期现代产业如机械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矿产业的发展，而是否拥有先进产业正是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