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州迎来了造船史上的黄金时期。据《明史》记载“福船”说，整船共分4层，规模庞大，吃水一丈二尺，能载100余人。“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螂；斗船力，不斗人力，每每取胜。”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及前往东南亚各国交往的船只部分由福州建造。“永乐元年（1402年）五月辛亥，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永乐十九年（1421年），在长乐十洋有司官制造舟船，“工匠数千”。琉球王国修建船只也多向福州学习而来，“（琉球）贡船，式略如福州乌船……前明洪、永中，皆赐海舟，后使臣请自备工料，于福州改造”。万历十九年（1591年），东南沿海倭患危及，时任福建巡抚的赵参鲁在福州河口船厂里增造福坞船艘，增强沿海5个水寨的实力。由于福建造船发达，而“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地少，而崎岖跷确之地多”，致使很多福建人有“恬波涛而轻生死”的意识。
清洋务运动时，福州造船业迎来了自己的最好时期，也是我国造船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时期。福州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马尾地隶闽县，踞罗星塔之上流，三江交汇中间，港汊旁通长乐、福清、连江等县。重山环抱，层层锁钥。当侯潮盛涨，海门以上岛屿皆浮；潮归而后，洲渚礁沙萦回毕露。所以数十年来，外国轮船、夹板船常泊海口，非土人及久住口岸之洋人引港不能自达省城。”这里建成了堪称当时中国规模之最、影响之深、设备最完备的造船工厂，“制造之精，不亚于外洋；工程之大，有倍于曩昔”。马尾造船厂“建有转锯厂、大机器所、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锤铁厂、铜厂、绘事厂、广储厂、储才厂。厂内如转移执事外，随同洋人学习者，若锯木之匠、造船之匠、冷铁之匠、铸铁之匠、刻模之匠、铸铜之匠、水缸之匠、翻沙之匠、车船之匠。钳床之匠……共二三千人”。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马尾又增设锤铁厂和拉铁厂各一所。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三十日，又增设了轮机厂、大火炉屋、合拢厂、打铁厂、大铁厂、锤铁厂、木模器具厂、小轮机厂、桅舵舢板厂、帆缆厂、船屋、船亭、船槽、铁天车马头等厂和铁辙、风隧、铁炉、烟筒等设施。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上奏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增设炮厂，兴工铸炮，开采铁矿供船局“制船造炮铁料之需”。至宣统二年（1910年）时，船政局扩充到了拥有“工程处、办公室、绘画院、模厂、铸铁厂、船厂（舢板厂、皮厂、板筑所属焉）、铁胁厂、拉铁厂、轮机厂、轮机厂（合拢厂属焉）、锅炉厂、帆缆厂、储炮厂、广储厂（储材所属焉）、船槽、船坞”等多种制造生产的基地。其业绩也蒸蒸日上。从1868年1月开始制造“万年清”轮。到1907年，这里已造出大小兵船、商轮40艘（不含小船），其中木壳船19艘、铁胁船10艘和钢甲钢壳船11艘。“昔者匠作悉籍洋员，今则尚象考工华人能集其事也。昔者机器购由外国，今则绘图模式厂所各擅其能也。”
为了更好地发展船政，福州船政局还开设了船政学堂，大力培养与之相应的人才。船政大臣沈葆桢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福州“自有船厂，趋工若骛，仰食者不下万家”。船政学堂接受了大量闽人，尤其是贫民子弟。船政学堂分为两类：法文和英文。法文学堂包含设计学校、艺徒学校、造船学校等，属于前学堂；英文学堂设有工程学校、海军学校、实际航行学校等，隶属于后学堂。据史载，福州船政局先后共派出了4批留学生，其派出人数分别为38人、10人、28人、7人，此外，还有28人留学。在全国留学生中，公派留学生人数所占的比例达31%。学堂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且大部分成了该领域的骨干和精英，如严复、王寿昌、林纾、罗丰禄、詹天佑、魏瀚、陈兆翱、郑清廉、高鲁等。学堂的学生一部分直接成了海军的指挥者——兵舰的管带或高级指挥官；一部分派遣留学异国进一步深造，回国后的留学生，成为南北水师争取的对象。船政学堂培养出了我国近代第一批造船人才。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第一艘兵轮“艺新”号、第一艘钢甲巡洋舰“龙威”号等都是毕业于学堂制造业的生员和毕业后留学归来的学生自主设计制造的。此外，船政学堂还培育出了相当一部分的海军教育人才，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海军教育中的一员，推进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船政学堂在当时享有中国“海军的摇篮”之美誉，“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
船政文化使得福州成为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人才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教学和管理、创办理科高等学校的地方，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并实现中外合作实践的地方。
三
福州对外贸易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此后，福州港对外贸易的史料渐渐多了起来。《三国志》云：洲（琉球）“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洲者”。琉球即今台湾，可知三国时台湾和福州就开始了贸易往来。宋元时期是福建海外贸易蓬勃兴盛的时期，福州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如北宋福州商人虞瑄等到高丽进行贸易、商客陈文佑从事中日贸易、林振往返南洋从事香药贸易等。元代福州海外贸易继续发展，《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福州对外贸易的盛况：“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清政府选择在福州开办船政局并不是偶然，而是经过一定的考量。福建本地所产木材并不适宜造船，造船的最佳材料是泰国的柚木，“闽地杉木轻松，非轮船所宜；樟木质坚而体曲，只可作船中胁骨、杂具，且新收湿干，非经年余风日难施斧斤。最合用者无逾于柚木。柚木产暹罗各岛，彼国土音称曰‘惹致’，又曰‘麻石’，又曰‘万涉’，名异实同，山谷中常有之。土人造舟构屋，皆取材焉。采购颇易，惟运途辽远，”福州自古以来与泰国交通十分便捷，运输木材比较容易，这些因素决定了近代船政文化得以在福州诞生，也使得福州的海洋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船政文化的烙印，成为福州海洋文化特色之一。
福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船政文化的发达使得福建在很早以前便开始了和外界的交往。尤其宋元时期，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更是加速了中国和海外的交流。双方的频繁交流使中国的物产和生产技术，如茶叶、陶器、荔枝、大豆、蔗糖及豆制品制法等传向海外，同时也将海外的物产和文化如棉花、占城稻、花生、番薯、玉米、马铃薯、木香、降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及其外在表现——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传入福建，传向中国。这就使得福建文化带有很浓厚的海洋棉花原产于印度河流域，15世纪时传入英国，随后传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约在南北朝时期，经由海路和陆路传入中国。海路最先传入的地方是泉州，后经由泉州在闽推广开来。明人邱濬记载：棉花“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
宋末元初棉花才大量传入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原产于越南占城，具有“耐旱，白、赤、斑三种自种至获，仅五十余日”的特点。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最先传入福建，并得到推广。宋真宗时“因两浙旱荒，命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散之……因宋时有江翱者，建安人，为汝州鲁山令，邑多苦旱，乃从建安取旱稻种，耐旱而繁实，且可久蓄，高原种之，岁岁足食”。此后，全国广为种植。
番薯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粮食作物，先传入菲律宾，大约在16世纪下半叶由福建商人引入福建种植。关于引入者说法不一。《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福州府物产上的记载：“郡本无此种，自万历甲年（二十年）荒后，都御使金学曾抚闽，从外番觅种归，教民种树，以当谷食，足果其腹，荒不为灾。”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也在《闽小记》中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沙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
玉米原产美洲，约在16世纪传入福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种出西土，种者亦罕。”清修《德化县志》、《福宁府志》皆有记载：玉米“干似蔗而叶柔，苞从心抽结如榴味……知府李拔教民广种”。其后，玉米从福建传入长江流域，且“川、陕、两湖，凡山田皆种之，俗呼苞谷”，玉米渐成中国北方的主粮之一。
除大量引进外来物产外，福建在文化方面表现得也十分的明显。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传入就是典型。
伊斯兰教创始于公元7世纪，其传入的途径有两条：一是由回纥人从陆路传到内地，一是由海路传入中国各大港口地区。据今人考证认为，最早建于泉州的清真寺为北宋祥符二年（1009年）所建。故可认为伊斯兰教在泉州的传播肯定早于这一年限。南宋以后，随着福建对外贸易的日益发达，来泉州的穆斯林越来越多，所修建的清真寺也与日俱增。“宋绍兴元年（1131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伊斯兰教在泉州的兴盛很快波及福州。元末福州建立第一座清真寺，之后清真寺经历了数次毁坏和修整。福州清真寺位于今天的鼓楼区，是福建现存的四大清真寺之一，也是福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最早在福州传播天主教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载：“（明）天启四年（1625年），叶相国（叶向高）致仕归里，路过杭州，住廷筠（即被称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家，因得与艾公（艾儒略，Giuelo Aleni，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遇，与之语，深为敬服，邀往福建传教。公久怀此愿，正苦无机会，闻叶公言，遂欣然偕往，先在福州传教，由叶公介绍，所与往来者，皆一方名流。”当时，叶向高在福州的两个孙子也被艾儒略劝化入教。后来叶向高的长孙高州君捐资兴建了福州第一座天主堂——三山堂（Tripartite Hill Church）。此后天主教在福州迅速传播开来，至今有教堂近40所。
由于历史上关于福州的地域区划和称呼（如隋唐时期福州也称泉州）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福州是有些微变化、非完全一致的，故而有些外来作物或文化虽然不是直接从福州港传入或引入的，但在福州这块沃土上，这些外来的物产及文化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因此本文将这些来自异域的物产及文化皆定义为福州从海外吸收的文化。这也是福州海洋文化的特色之一。
〔作者简介〕刘锡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