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种新理念的认识和培植，不可能一步到位。现在史学界都普遍认为，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是近代中国建设海军诠释海权最全面的一份宣言。在这份奏折中，左宗棠明确指出我国有海无防的现状：“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怎么办？只有走这样一条路：“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建造轮船不可。”两个“不可”，铿锵有力，筹海之志溢于言表。左宗棠不仅壮志满怀，且虑事精细，擅长全盘筹划，对于建厂造船建设海军大小事务一一思及，终于打动了清廷最高统治集团。20天后的7月14日，由恭亲王奕执笔的上谕，以“五百里谕令知之”快件送达福州。朝廷肯定了左宗棠所奏制造轮船事项：“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急务”，并同意了左宗棠在经费来源和预算等各方面的具体安排。近代中国海防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随着船政事业的扩展，涉及海军建设和海上军事力量运作的更深层面，对海权内涵的认识也逐步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从消极防御到积极海防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们的筹海主张，因时代的局限，仅涉及海口以及内河之防御，尚未认识到外洋争锋与制海权，这就是消极的防御。在西方已组成混合舰队横冲直撞的强大军力面前，海口与内河防御难以有效抵御外军的入侵。而左宗棠创设福建船政，则已看到组建新式海军舰队以争取制海权的重要性。但在最初的实践中，他对海军制海权的认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故对船政所制造的轮船有着这样的要求：有事之时用于作战，无事之时可供漕运，也就是具有兵商两用功能。船政造出6艘轮船后，认识到“兵商两用”船实则兵商两不适用。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通过轮船的运营实践，感悟到要实现“船政与海防相为维系”，就必须建造真正的战舰。他果断决策，将第7号轮船改为巡洋舰，扩大排水量，增加功率，多配舰炮。1872年，中国第一艘木壳巡洋舰“扬武”号因此诞生。在随后的造船中，分出了兵船和商船两种型式，船政为海军提供战船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正是有了“扬武”号等一批具有海面战斗力的舰船出现，在1874年台海危机中对日军产生了威慑作用。中国的海防思想实现了从防守的消极防御到敢于海上争锋积极防御的转变，海权意识得到了升华。
（二）从器物层面到体制的创新
对于船政所造轮船，左宗棠有着明确的“成一船即练一船兵”的设想。这一设想也在船政日后实践中得到了坚决的贯彻实施。成船多艘后，养船练兵之经费成为一大负担。清廷出台措施，将各船分派南北各海口使用，由所在省份供给养船费用。这种分防各省各海口的举措，虽可缓解船政“养船经费支绌”难题，但势必影响各船训练和联合行动。沈葆桢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先是奏准朝廷，任原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舰队统领，随时到各海口校阅舰艇，进而决定要定期合操，并制定出《轮船训练章程》12条，出台了我国近代海军舰队的第一个条例。这个章程于1871年4月经朝廷批准奉令执行，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舰队福建海军的诞生。有章程可循的福建海军不久即进行了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抗御侵台日军，并显示了舰队制海权的力量。从此，建设并形成有规模的海军舰队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新目标。台海事件后，组建南洋、北洋和东洋海军摆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海权意识由此更趋明朗清晰。至1888年李鸿章控握的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成为号称世界第四、远东第一的大型舰队。海权理论中的制海权，肇始船政的福建海军，至北洋海军的组建成军，并形成规范化的海军章程和专职的管理机构，实现了自器物层面到成建制的体制层面跃升。至于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海军覆没，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失败，如此重挫并未动摇国人中已经树立起来的海权观念，相反则更加坚定。马江之役后清廷发出“大治水师”的号召，甲午海战几年后的戊戌变法，把“重振海军”列为变法的重要课题，这一切都说明在海权观念的主导下，先进的中国人没有放弃海防建设，海权意识已深入人心。
（三）船政培育的海军人才是捍卫海权的中坚力量
船政学堂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式海军人才，他们不仅具备现代海军知识，更深刻理解海权对国家的重要性。为捍卫海洋主权，伸张海洋权益，他们不惜抛洒热血奋勇献身。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是我国拥有轮船舰队后第一次反抗外敌入侵的海战。尽管敌我实力相差悬殊，但面对强敌我福建海军将士们决死抵抗，其英雄气概连观战的英、美外军也深为震撼，发出“真正的荣誉属于战败的人们”之感慨。马江英烈们的壮举，展示了中国海军强烈的海权意识。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中，船政出身的海军将士们敢于与强敌决战于大洋的气概和勇气，以及现代海军战术之运用，是近代中国海军捍卫海权的集中表现。尽管结局惨烈，但“雪甲午耻”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海军军人始终不渝的强军目标和精神动力，海权意识更加强烈。
不仅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海防战略上，在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船政人也充分展示了海权意识。海军宿将萨镇冰在甲午战后，担当起了“重振海军”的重任。在精心筹划之际，他不断强调海军是国家的元气，切不可在内战中自我耗损。辛亥武昌起义，萨镇冰奉命率舰队前往镇压，在这关键时刻，他顺应时代潮流，以退隐之举促成海军投向进步方面。他的这个举动影响了一代代海军军人，每当重要的历史变革关头，海军军人们大都避开内战而顺从时代进步潮流。与船政有着密切渊源的著名海军将领陈绍宽，在1936年4月15日所作的《马尾造船所第二号船坞开坞训词》中，开篇即表明：“造船事业之兴废消长，与国家海上权力，实有联络关系。”再而他引用沈葆桢“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的联句，激励马尾造船人和海军部属“深愿我军同人益加奋勉，接励匪懈，俾得日进有功，克践总理造船遗训，与列强并驾齐驱；而全国人士亦憬然于造船事业与海权之关系，相与鼓吹推挽，使海军建设前途益臻光大繁荣之境域……”
同是出生于福州的萨镇冰、陈绍宽是伸张维护中国海权最强烈的鼓动者，陈绍宽更是我国主张拥有航空母舰的第一人，使海权意识深植人心。民国海军将领林遵，是林则徐的侄孙，抗战胜利后他即率领舰队驰赴南海，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岛屿，并以船政所造舰船“优波”号、“琛航”号等命名其中的岛礁。笔者记得，1996年12月在福州召开的第一次船政文化研讨会上，来自海峡两岸20多位海军退役将领在福州东湖宾馆会聚，其中就有多位收复南海主权的参与者。在座谈中，这些饱经风涛曾经政见不同的海军界人士，不由自主地都围绕着中国的海权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的交谈，深度弘扬了船政文化精神，令我等陪同人员也心潮澎湃，深为前辈们强烈的海权意识所感动。
四、结语
我国自古以海洋为大防，认为大海是天然屏障，故而重陆轻海，反入侵战争大都为塞防之争。但随着时代变迁，科技发展，海洋不但不再成为天然的国防屏障，反而成为外敌入侵的通道和便道。据统计，近代以来我国遭到大小近百次的外敌入侵，其中大多来自海上。有海无防的残酷现实，使我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和耻辱。福建船政之创办，让惊醒了的中华民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防建设。船政艰苦创业，为国图强，不懈努力，百折不挠，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并生成了中国人的海权意识。100年前孙中山先生莅临视察，赞誉“船政足为海军根基”。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林遵等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时，也谈到马尾船政的创办，“中国算是有了近代海军、现代海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在乘战舰巡视时，都写下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海权意识已经成为了国家的意志。
1866年福建船政创办，至今已145年。今天，我国的造船工业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海军力量也日趋强大，有海无防的落后面貌得到根本的改观，海军耆宿萨镇冰“海表一扫捍岩疆”的夙愿已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不是海洋强国，我们离蓝水海军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专家断言，21世纪是海洋经济时代，当今，随着海洋资源重要性的日益凸显，我国周边海洋形势复杂而严峻。在东海，在南海，我国拥有无可争辩的海洋主权“被争议”、被侵犯甚至被占领，海洋权益面临严重挑战。我们要以更强烈的海权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守护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空间，大力弘扬船政文化，坚决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作者简介〕林樱尧，马尾造船厂厂史陈列馆馆长、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