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福州基督徒眼中的基督教
19世纪初，基督新教传入中国时，教堂的外观、礼拜的仪式，歌咏的曲调都是西方的，虽然传教士外出时，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式，穿着长袍马褂，短衫长裤，甚至也将头发结成辫子，然而，当他们回到传教站时，他们所住的是仍是西式建筑，家里依旧维持西方的陈设，仍然希望他们的子女将来能重返欧美上层社会。他们在当地文化、语言之中，维持自己的“次文化”的形态。他们所扮演的，只是一个文化逗留者（Sojourner）的角色，根本没有尝试进入中国文化。而华人的传教者在教会中却没有地位，只能担任西教士的助手，处处仰仗其鼻息。西方传教士的物质生活高高在上。他们每人每年最少都有200~300英镑的薪金，结婚了另加结婚费，薪水之外还有程度不同的英国教堂或个人赠与的“随意金”。洋人们住在宽敞的百叶窗的牧师屋里，中国人教牧人员则要担负重要职务的才可以住在一些比较小的房子里，几家住在一起。西教士每家最少都有两个以上的佣人。倪柝声读书时候，传教士来必翰夫妇两人就雇用五六个佣人，他们自己住在中学部的楼内，他们的佣人则住在过去中学监学的双层住宅内。其他的西教士虽没那么阔绰，但他们雇用的工人最少的也有两个。据说这是差会所规定的规格。传教士们暑假一开始就跑去鼓岭避暑，耗用由公家开支。到秋季快开学时他们才下岭，实际上暑假时间的长短是以适应他们的避暑需要为标准的。西教士这种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给倪柝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往事的述说》中，他回忆西教士的一些作为，令他十分不满，他说：“我只觉得牧师（笔者注：指美以美会的西教士）的资格最卑鄙，传教士到家来除了要捐钱之外，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我的母亲还没有得救前，我家里往往有几桌麻将牌，碰到牧师来捐钱，有时就顺手把牌桌子的钱拿些给他，虽然牧师略知是牌桌上的钱，但是他仍然收下，因此我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只要有钱就行，不问来源。”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往往也把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范式带来，尤其是他们的宗派观念和实践，长老会有长老会的方式，圣公会有圣公会的方式，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方式，美部会有美部会的方式。这些传统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的传统中，而中国文化语境中并没有这种传统。这种生硬移植当然受到中国人的排斥。倪柝声针对西方基督教宗派观念，提出教会不是“英国的安立甘”，也不是美国的“美以美”或者德国的“路德会”、荷兰的“改革宗”，教会是中国本地的，属于中国本地的中国人，批判了西方脱离中国土壤，远离中国文化、凌空蹈虚的现实，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派丛生的乱象给予回击。基督教与地方文化网络的关系及其与地方社会的文化、社区和居民组织的关系，基督教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该构成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内容。可见，福州基督徒眼中的纯“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是不受他们欢迎的。
倪氏对西方差会批评的利器是基督徒信仰来源的《圣经》。他在《向读直道特刊者先说几句话》一文中说：“惟当这守遗传教训最深，重人意组织最盛的时候，（直道）却可以引起我们对这些怀疑，引起我们向圣经里面去探讨……圣经里的严格，不会失之‘太过；’圣灵里的自由，不会失之‘混乱；’这是不必我们过虑的。不查考、不知道、不明白、不顺服，这却是我们的大弱点！”
借此，他批评了各差会的“遗传教训最深”、“人意组织最盛”，鼓励基督徒要从此中“怀疑”、“向圣经里面探讨”。倪氏自己也按照《圣经》，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圣诞节也进行了刨根究底，他写了一篇《圣经眼光中的时事——圣诞纪念》，对天主教、新教各差会过圣诞节发出诘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所管的，不是人如何说，乃是神如何说。‘主如此说’，乃是万事最高的法庭”，“圣经有纪念主耶稣诞生的命令吗？如果神的儿女肯问这一句话，他们就要得着神的亮光照耀他们。但是，可怜！多少的人已经忘记了有问这一句话的必要。照着圣经的命令，主只叫我们在晚餐里记念他的死而已。他并没有命我们作圣诞节，也没有命我们守复活节！这些都是罗马教的流毒……‘神若没有命令，我怎么敢作呢？’”
倪氏从圣经经文本身推断：“圣经既无明文，谁也不能说定主耶稣是在何日降生。但是，无论如何，12月25日总非基督诞日，这是可以断言的。路加二章八节以为主耶稣降生时，有牧人在旷野看守羊群。按着当地的规矩、惯例，10月一到，牧人就不在旷野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了。谓在12月尾尚有牧人在野，是必无的事。”
这对今天中国人，不管有无信仰，都热衷过圣诞节无疑是一个嘲讽。倪柝声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其实是继承了欧洲宗教改革时期马德唯依《圣经》、唯靠信心的做法。作为基督徒，他不过圣诞节，以自己的行为向当今中国人推崇的西方文化挑战。倪氏更在《基督徒报》中列出中国不合乎《圣经》的刊物名称，说“售书机关多利用广告，以招人购买，买书者不察，致常受欺”。现在，他要以“诚实、公正、合乎圣经”的眼光来评议书报，叫诸君知所适从。书报评议的锋芒直指最大的传教士联合组织——协进会，将这些赫赫有名的刊物划入信仰不合圣经、信仰复杂者类，等于直接向这些国内最知名的基督教刊物和组织提出了挑战。
三、福州基督徒眼中的民族主义
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时有冲突，这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群中尤其是一敏感问题，以致当时有言：“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但是，如果果真多了一个中国基督徒，西方就多了一个西方人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基督徒在海外，并没有因其基督信仰而得到西方人的尊重，依然是一个备受歧视的中国人，西方的“上帝”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倪柝声本人在海外受到的冷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我在伦敦时，有一天由南安普敦（southampton）回来，天色已晚，想找旅馆开一个房间过夜，不料因为我是中国人找了好几家才肯接待。又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时，正好有万国博览会，那天我一连找了8家旅馆，都是回答说，我们不作你的生意。我是中国人，人不接受。”后来酒店老板发现不断有人看望这个中国人，才知道他是个“大人物”，转而向倪柝声道歉，并在倪离开时坚持亲自为他送行。
当面临着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之时，倪柝声以中国基督徒民族主义的立场予以回应。他曾数次被邀请在国际性的基督教大会上发言，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是中国人，回到中国仍是中国人。换地不换人。”倪氏对生他的中国充满了爱，对自己是中国人有一种自豪感。此种立场显然是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于当时有许多留学生到海外后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责备他们说：“一个人到外国去，虽然人在外国，但还是服在本国的元首底下。以中国人来说，一个爱中国的人在外国人中生活，可以对人说，我乃是中国。他不是说我乃是中国人。但另有一班留学生，在外面怕认自己是中国人，就常对外人说中国不好。也有一些政治犯更不用说了，他们乃是在那里破坏中国。但是一班真正爱中国的人，对于中国有一种特别的知觉，他能够说我就是中国。”
倪柝声对西方列强所谓的“民族优越感”也大加鞭挞，对于他们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是提出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极不公平：“许多西方人都知道，在一个世纪前，列强与中国通商时，曾凭藉武力，强迫中国接受一项无理的条约，使中国人一直痛恨于心，我所说的就是‘治外法权’。根据这条约，某些中国领土被割让与列强，他们的百姓若有人违犯了中国的法律，可以豁免于中国政府的制裁，只要照他们本国的法律，受审于该国的领事，或是其他的政府官员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高压的通商，今天大家都公认，这是不公平的。”
倪柝声对西方的批评并没有使他走向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或许与他是一个基督徒密切相关。在对西方宗派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勇猛批判的同时，他也认为文化的差异不可用调和的做法来解决，而须相互尊重。首先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他以同为东方文明的印度和中国为例来说：“中国人吃饭是用筷子，印度人是用手抓。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吃两顿，大家口里虽然不说话，心里不舒服；两人两天就要吵起来，受不了。你觉得吃饭要用筷子，用手抓太不像样；他觉得我们是痛痛快快的用手抓来吃，不像你们那样的虚假客套。你要说他不对，他要说你不对，这是文化的区别。这一种文化的区别，是相当为难的。”
此种情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他以同属西方文化的犹太人与美国人为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