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体（唐弢）
文章的有所谓体别，是因为写作的目标，应用的材料，表现的方式，措辞的性质各有不同，因此在体裁上，仿佛也有了差别了。但这差别，往往又并不十分严明，编书的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免就显出了拉扯的现象。记得有一位编辑先生说过，只要文章有内容，写得好，则即使分辨不出它是小说、散文或者随笔来，也还是无损于这作品的伟大的，这当然对得很。但对于正在学习中的读者，我想，总还不如分分清楚，来得更为有益吧。
一般人对于文体的解释，是多方面的。有的依据时代来分类，譬如文学史上的所谓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等等，这是第一种；有的依据作者个人来分类，就如书法上之有颜、柳、欧、苏、赵一样，文章上也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等等，这是第二种；有的依据排列声韵，分为骈体与散体，有韵文与无韵文等等，这是第三种；有的依据成色特征，分为文言、白话、语录、土白等等，这是第四种；就方式和对象上说，则有骚、赋、颂赞、哀吊、论说、奏启等等的分别，这是第五种；就性质和表现上说，则有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等的分别，这是第六种。到了末流，只要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并不一致，则区分类别，何患无辞！不过这样就近于妄诞，终于使文体这一个名词，愈趋模糊，变成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但我想，愈是莫名其妙，也就愈有把旧账结算一下的必要。
历来的所谓文体，大抵是指方式和对象而说的，这也就是普通书籍里的分类的依据。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分起的呢？这却很难说得定。有人以为是从六经开头的，《尚书·毕命篇》里有一句话，说是“辞尚体要”，指的就是文体。《颜氏家训》里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但这不过是近似之谈，不但六经里并没有这样明白的类别，而且“《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陈政骙已经说得很明白，原来连文章也都差不多。相信文体始于六经，而以颜之推的说法为依归，细细想来，恐怕还是靠不大住的。
不过将文章分类，这方法的确起源很早。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已经罗列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等的名目；陆士衡的《文赋》，也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的区别；整部的著作如挚虞的《文章流别》，就曾把文章分类，替文体开辟了一个新境界，却是毫无疑义的。
稍后，继《文章流别》而起的是《文章缘起》《文心雕龙》和《文选》。这三部书，在性质上并不一样，然而分门别类，和文体却有着一致的关系。任昉的《文章缘起》，从诗、赋、歌、骚到图、势、约为止，一共分做八十四类，可说是十分繁密的了，但因为繁密，有时也不免失之重复，譬如“表”和“上表”、“骚”和“反骚”，原属一体，而《文章缘起》里都是另立名目的，《四库提要》因为它引据疏忽，说是后人伪作，这样说来，然则又并非萧梁时代的作品了。
《文心雕龙》是刘勰的著作，专论文章的体制和品格，一共五十篇，其中有二十篇和文体有关，如《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等，名目繁多，有许多其实可以归并一类的。萧统的《文选》却反而加以扩充，分为三十七类：诗、赋、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等。在序文里还有一点小小的说明：
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选》里的文章是选到梁初为止的。到了宋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文苑英华》，经苏易简、王祜等参修，从梁末选起，算是一部继承《文选》的大著，所以其中的分类，也和《文选》相仿佛，这里是无须论列了。至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偏于论理，分辞令、议论、叙事、诗歌四门，完全是道学家的见解，连他的弟子刘克庄，也表示不大满意。到了明朝，又大大地受了顾炎武的讥嘲，几乎很少有人提起了。
这以后，吴敏德的《文章辨体》，把文章分为五十四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又扩为一百廿七体，虽然好像较前繁密，其实是哑子多格，越搅越糊涂了。等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一出，这才改去了散漫杂滥的弊病，把相似的归纳起来，分成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钞》里，又节为十一类，他在序文里说：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辞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余无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辞赋之下编。曰碑，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曾国藩在十一类之上，又加了三门，叫作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这是和别的分类法不同的地方。现在再把他的说明抄录在下面：
著述门（三类）
论著类著作之无韵者。经如《洪范》《大学》《中庸》《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说，曰解，曰原，皆是。
词赋类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子作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七，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
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皆是。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告语门（四类）
诏令类上告下者。经如《甘誓》《汤誓》《牧誓》等，《大诰》《康诰》《酒诰》等皆是。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议类下告上者。经如《皋陶谟》《无逸》《召诰》，及《左传》季文子、魏绛等谏君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
书牍类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
哀祭类人告于鬼神者。经如《诗》之《黄鸟》《二子乘舟》《书》之《武成》《金縢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告辞皆是。后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辞，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愿文，曰招魂，皆是。
记载门（四类）
传志类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
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縢顾命》《左传》记战争、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见。
典志类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锜章》皆是。《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然不多见。
杂记类所以记杂事者。经如《礼记》之《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姚、曾的分类，虽然已经比较先前的进步，但忽而依照写列的地位，忽而根据文字的形式，标准没有一定，依旧脱不了传统的影响，还是算不得十分精密的。
倘要精密，我以为首先得注意下面这三条，就是所谓包举、对等和正确。但要从对象和方式上，定下确切的类别，却又并不容易。概括地说来，或者就是记叙、论辩和抒情吧。第一类是记叙，专写客观的事物，所谓客观事物，是连想象中假设的情事，也都包括在内的。但记和叙还有一点小小的分别，记事文是静的，专以记述事物的状态、性质和效用；叙事文是动的，专以记述事物的动作和变化；但两者都是客观的记述，所以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第二类是论辩，着重于是非的判别，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文体，发表自己的主张，批评客观的存在，使自己的意见能够获得读者的信任，凡是寓有这种内容的文章，都应该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抒情，偏于情感，专重发抒，诉说出境心相应的情况，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例如哀悼和述怀，就都是的。倘把曾国藩的记载、著述、告语三门，来比这里的所谓记叙、论辩、抒情，大体上虽然很相像，但因为曾国藩偏重于形式，实际上，是并不一样的。
除了根据方式和对象的分类外，是不是还有较好的方法呢？
西洋修辞学上的分别体类，大抵是从性质和表现上着眼的，例如简洁、高雅、平淡、华丽之类，正和《文心雕龙·体性篇》里所说的差不多。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里，综合中外的说法，析成四组，共计八种：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为简约、繁丰；由气象的刚强与柔和，分为刚健、柔婉；由话里辞藻的多少，分为平淡、绚烂；由于检点功夫的多少，分为谨严、疏放。就目前所有分类的方法看来，《修辞学发凡》里所定的体类，应该说是比较完备、比较适当的一种了。
不过立体虽然谨严，但一等到应用体裁，区分起文章来的时候，却仍旧不免于笼统和含糊。因为通常一篇文章，往往具备着好几种性质，并非专属于一体的。就方式和对象来说，记叙的文章里可以有抒情，论辩的文章里也可以有记叙；就表现和性质来说，简约的文章可以兼刚健，兼平淡；繁丰的文章也可以兼柔婉，兼绚烂。这样说来，可又似乎无法归类了，但其实是可以的，唯一的办法是抛开局部的性质，专从总旨上设想，这大概也就是所谓“大处着眼”吧。
（选自《文章修养》，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
记事文（梁启超）
记事文以事为中心，记两人以上之事，有时间的经过及相互动作，于看出这事的因果有关系。
凡记事不是记一件事，是记一组事。一件事没有可记的地方：比如账簿上面记某日买豆腐几个铜子，这不成记事；必须记今朝买豆腐多少，明朝买豆腐多少……将多次买豆腐的事记起来，做一个买豆腐表，这才是记事。或者记用多少钱买豆腐，多少钱买油，多少钱打米……合起来成为每天日用，也是记事。
如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一类记事做已往的历史则可，却不能算是文章；作文必须记许多的事，分组的许多事。分组标准有二：
1．单组事时间的段落。
2．复组事空间的范围。
记事文的作法重要的原则有四条：
第一理法
分事前事际事后，斟酌详略，说明它的因果。做事的时间，总有此三阶段，事前为因，事后为果，事际是由因得果的关键。记事文的通例，记事前最详，记事后次之，事际最略。这是什么缘故？有两个理由：
1．因为有因，当然得果。譬如二加二必定等于四；能说明因，那果便不叙而明。所以记事文记事前要详，果是人所求的，其重要次于因，所以记事后亦须较详；事际不过说明因果关系，和进行之迹，所以可略。
2．不独理论上是这样，一事在事实上所占时间的比例也是如此。一人做事，预备的功夫一定比实行的时间多。即如我今天这几张稿子，只够讲两个钟头，我昨晚一夜没有睡，才预备出这一点大纲。在昨晚以前，我对于这个问题处处留神，那时间更不知花费多少，至于结果如何，便看诸君听了之后，怎样实行，现在还不能预料。所以记事文事前要详，事后次之，事际最略。
第二理法
凡是足以说明因果关系的，虽小必叙；凡是不足以说明因果关系的，虽大必弃。这一条是讲选择的方法。
第三理法
要审定这事的性质，是以一人为主体，还是以两人或多数人为主体？若是以一人为主体，便以一人为中心，两人便有两中心，多数人便有多数中心。这层要看清楚。
第四理法
要注重心理现象。
一事的成功，当然有物质的关系，然最重要的便是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事的原动力，所以记一事不能只看物质上的变化，要看做事的人的心理如何，及其影响到别人的心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