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
“文”与“题目”（胡怀琛）
照作文的原理说，先有“文材”，把文材写出来，便成为文。把文写成了，然后再拿简单的几个字，做这篇文的标记，这就叫做“题目”。题目唯一的效用，就是“便于称呼”。古制题目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把全篇的开头两个字拿来做题目。例如庄子写成了一篇文，把这文开头的“秋水”二字拿来当作题目，这篇文就叫《秋水》。又如他写成了一篇文，把这文开头的二字“马蹄”拿来当作题目，这篇文便叫《马蹄》。其二是把这篇文中重要的思想摘出来，做这篇文的题目。例如诸葛亮写成了一篇“表”，因为这篇表的内容，是讲出师的事情，所以就称为《出师表》，《出师表》也就变为题目。苏东坡写成了一篇“赋”，因为这篇赋的内容，是讲的游赤壁的事情，所以就题名为《赤壁赋》。“古书”及“古文”的题目，有的是作者自己题的，有的是后来的人替他代题的。譬如《出师表》，就是后来的人替诸葛亮代题的。又如《庄子》中的《秋水》《马蹄》也疑是后来人替庄子代题的。
凡是一篇文，好像是一个人，题目好像是这个人的名字。必须先有了这个人，而后替他题一个名字。绝不是凭空地拟了这个名字，然后四处去找人，把这个名字送给他。倘然没有这个人，也就根本不必要这个名字。这个道理是极明白的。
所以庄子是先有要发表的思想了，然后写成两篇文；把两篇文写成了，然后题名为《秋水》，为《马蹄》。诸葛亮是先要出师了，然后写这一篇表；把这一篇写成了，然后被称为《出师表》。苏东坡是先游了赤壁，然后写这一篇赋；他把这篇赋写成了，然后题名为《赤壁赋》。庄子绝不是先定了《秋水》及《马蹄》的题目，然后跟着题目去找思想。诸葛亮绝不是先定了《出师表》的一个题目，想作文，然后想起来要出师。而苏东坡也不是坐在家里，因为想要作作赋，而后去游赤壁。如此看题目和文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可以彻底明白了。
但是，初学作文的人，自古至今，总是要先出题目，而后作文。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初学作文的人，倘然没有题目，他便无从作起。
现在我们觉得坐在课堂里，作某城、某镇的游记；住在江南，写东北义勇军抗敌的战绩，这种办法是很不好。这样，至多也只能造就作“虚伪文”的作家。然而没题目作文，又是初学者的一件困难事情。那么，如何办呢？照我个人的意见是如下：
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先生指点学生去找文材。有了文材，就有文；有了文，就不怕没有题目。而题目的字面，也尽可以自由地写几个字，并不必要受什么拘束。
如学生自修练习作文，也可以自己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去找文材。
譬如住在上海的人，往吴淞去一次，是可能的事；我们就往吴淞去跑一次，只要留心找，就能找得到文材。我们看见海景，我们看见中日战争的遗迹，我们看见乡村的民众，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文材。把这些文材写下来，就都是文。把文写成了，再看所写的是什么，就可以加上一个题目。例如：《吴淞游记》《吴淞考察记》《记吴淞炮台遗址》《劫后之吴淞》《一个吴淞乡人之家庭》《哀吴淞》《记吴淞之形势》《论吴淞在兵事上之重要》《吴淞之海景》……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一个题目。
以上所说，就是题目的来源，也就是题目与文的关系。我们学作文，要认识文是什么，也要认识题目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把文与题目详细地说一说。读者读了，可以得到一种准确的认识，作起文来，可以不至于走错路。
（选自《作文门径》，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1月）
作文之拟题（阮真）
作文的拟题是现在作文教学上最感困难的问题。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要从无中生有，往往拿不着头绪，想不出一个适当的题目。古往今来文人学者所作的文章很多，他们的题目可以给我们采取仿效或翻造的，已是盈千累万；现今报章杂志以及社会上各种常用文字的题目，可为拟题材料的，不知凡几。便是中学生的课卷，各书坊搜集刊行的，中间所列题目，又不知凡几。那么拟题是最容易的事了，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我们如果从人文界自然界各方面无边无际地去想，作文题目的来源是没有限量的，又何止那些古人今人数千百万的现成题目？我们替学生拟题，就该问一问，哪些题目是我的学生所能做的，所要做的？我何以在这个时候教这些学生做这些题目？我们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进程上是否必要出这些题目？学生做了这些题目是否能在作文的知识技能上得到进步？那么拟题中间就有很多复杂而难解决的问题了。
现在一般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好多是随意的。例如教师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今天便叫学生做《记梦》，不知道教师有梦，学生没有梦，学生对于梦的本身就不发生要作文的动机，更没有兴趣，叫他们记些什么梦，哪个人的梦呢？又如教师身体违和了，就叫学生做《说病》；教师感到雨下得太长久了，就叫学生做一篇《淫雨论》。他如遇到清明就出《踏青》《扫墓》的题目，遇到中秋就出《赏月》的题目，好像清明的艾糕、中秋的月饼，年年都该吃一回这些应时的食品。这派教师的出题，往往取眼前事物，不假思索地随意写下一个。学生有没有话说，有没有文做，他们是不问的。所以有时学生见了题目，叫苦连天，写不出一句话来，只好随便胡说几句，或写些刻板的套语了。
其次是抄袭的。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论》《政在养民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看见好多教师出过这种同样的题目，我幼时于第一题做过一次，第三题做过二次。最便宜的是这些题目往往中小学校通做的。据黎锦熙《国语的作文教学法》（见《教育杂志》十六卷一号）篇中说，国民学校的学生，居然也有做《政在养民论》的。不问学生有没有这种识见，便叫他们做这些题目，真是荒谬绝伦了。我在初级师范做学生时，还做过《汉武帝论》，我大意只说了武帝雄才大略，不是穷兵黩武。教师居然说我“出色当行”了。还做过《刘备论》，大意说他不联吴以制魏，逞私愤而忘公敌。教师居然说我“骎骎入古”了。现在一看，不过是写人云亦云的空文章。有些不能人云亦云的同学，见到这种题目，便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又其次是模仿的。新文学家出题，多是模仿小说或时文的。例如《对于……的感想》《……的我见》《自述……的经过》一本学生的文卷中，这类题目可以发现几次。又如《一个青年的烦恼》《我的人生观》《弱小者的悲鸣》等等。这些题目，不是绝对不宜出的，不过有的太呆板，有的太高远，有的太文艺化了。
又其次是根据教师的学识经验的。譬如教师是个总理的信徒，作文题目也多在总理身上着想了。例如《三民主义救国论》（这是和《政在养民论》相仿的题目）《调剂劳资冲突在节制资本论》等，这类固然是发挥党义的文字，但中学生或者还不宜做这种大文。譬如教师是个孔子的信徒，题目就多出孔子的格言或经书要义了。例如《不敬何以别乎义》《有德者必有言说》《曰古之贤人也论》，这简直和八股文题差不多了。又譬如教师是个文学家、国学家，也就教学生多作文学、国学的研究题目了。
我以为教学生作文如要达到教学的目的是要有计划的，所以绝不能毫不思索地随意写一个题目；替学生拟题是要斟酌时地环境和学生的程度的，所以绝不能抄袭模仿；替学生拟题是要根据学生的学识经验和生活需要的，所以绝不能根据教师的学识经验。那么作文的拟题确是极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加意研究了。
关于作文拟题的问题很多，我要分四项来说：第一是拟题的预备问题；第二是拟题的方法问题；第三是题面的修辞问题；第四是题目的限制问题。这四项问题之中又有许多的小问题，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一拟题的预备问题
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在一学期教学开始之前，应当有些大体的计划与事前的经营的，这就是拟题的预备问题了。事前的计划定好了，预备妥当了，倘使临时有些偶发事项，在我们的教学计划上很可利用它得到功效的，那么我们不妨取作题材，或者变更预定计划的某一部分。教师按照教学目的与进程预定了计划，然后枪法不致错乱，也不致连掉十三枪，枪枪都不中了。教师在事前预备了题材，然后不致临时想不出题目，随意写个题目教学生乱做；也不致抄袭模仿，或专凭个人的经验随便拉一个去充数了。所以我对拟题的预备问题还要分两项来说：第一是拟题的计划问题；第二是拟题的材料问题。
1.拟题的计划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教学生作文如要达到教学的目的是要有计划的。但是这种计划怎样定法呢？我以为要注意下列的几个条件：
（1）要认清国文教学的宗旨目的与读文作文的教学进程标准（这些问题可参看拙著《中学读文教学研究》）。根据这些宗旨目的标准预定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题目及教学计划。
（2）要注意作文和读文联络。最好在编制读文教案的预习指导项下先将作文题目提出，使学生在读文时就有了作文的目的和动机，那么读文不致毫无目的，漫不经心地忽略过去；作文不致毫无意思地空做，也不致毫无法度地乱做了（参看拙著《中学读文教学研究》）。
（3）要注意各级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有时还要注意和别的学科联络。例如学生还没有读过西洋史上工业革命史的，不宜叫他们做《论社会主义的起源》；没有读过西洋文艺复兴史的，不宜叫他们做《论宗教革命》和《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类的文章。
（4）要注意学生的生活需要。教师要在学生所处社会、家庭、学校的环境上和学生将来的职业上去着想，研究他们要做些什么文字，该学些什么文字。
（注）这话不是我一个人杜撰的。我可以拿一个西洋教育家的研究来证明，据克来氏（Cole）在《教学英文的要义》（The Vital in Teaching English）篇中说：
一百个学生将来做事的机会，约有二个人要做新闻记者或书记的；在百分比例中，文学家是没有一分可能的机会的。百分中或有十个人要做报告于公众的文字，如医生和科学家的报告，以及律师的辩护文等……百分中大约有四十个人要做赴会演说的稿子。其余的人——或竟可说百分之五十——大都要到了和人家通信时才动手去写信札。写信中所要说的话，大抵为日常生活的事故。
中国的社会环境、职业状况和美国不同，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当然也不同的。如果有人去做一万个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的职业调查，我们在作文教学的计划上，也可有些把握。照现在社会的特别状况来推测，我想做小学教员的要占多数；其次是在党政界混饭吃的；其次是投身军界或实业家的；升学习专门学术或职业的很少；做新闻记者的百不得一；做文学家的，恐怕千不得一。那么时髦的国文教师，何以教学生偏重做小说新诗呢？
教师若不在此研究，那么教学上根本没有计划，即使有了好题目，做得好文章，在教学的目的上看来还是错误的。例如世界书局出版的《全国学生作文成绩》（民国十一年辑）上，居然有《蛙声赋》《讨蝇檄》《讨蚊檄》《迎冬文》《送春文》一类的题目，我们不必问他的文章好坏，就可断定学校里根本不该出这种文题了。即使有一二个学生特别做得好，全班学生的成绩如何呢？
（5）要注意哪几种文体学生要有相当的练习，用哪种方法练习，使教学上不致偏颇罣漏 ，专用一种方法做一类题目。例如民国十一年辑的《全国学生作文成绩》，史论题在各类中占了多数；民国十七年辑的，又是些空论和小说新诗占了多数了。在各校的实际教学上去看一看，竟有一个教师的作文题偏重一类文体的呢。
（6）要注意各种学生的兴趣不同，多出几个题目让他们选择一个去做，或者把题目定个范围，叫他们在范围中认定一部分或一方面去做（参看《中学读文教学研究》，预习指导项下）。
（7）题目要有变化。因为我们要学生从多方面去练习，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我们要知道除了几个文人，多有人请他做整篇的文章以外，平常人在社会应用上很少做整篇的文章的。我们天天要动笔，除了著书、作论文、作报告以外，有时写些布告，有时写个条子，有时写些函件，有时写些计划和说明，很少做整篇的文章，更少做起承转合完全的古文的。现在一般教师出题目十之九都是教学生做整篇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大错的。因为这种题目，无论新旧，还是科举时代遗下来的错误观念和习惯，毫不根据生活需要的。但是，现在一般中学校，教师学生都已习伪成是，还以为这是作文的正路。我们非打破这种习惯不可。所谓题目的变化，就是要根据生活需要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练习作文罢了。我在下面还要专论练习，此处不说了。
2.拟题的材料问题。题材的来源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便是古今文人、诗人、小说家要求作品的胜人，多在慎选题材。我们教学生练习作文，怎能不慎选题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