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根本办法，可以医“思想无头绪”“文字玄虚”的大病的。（周作人先生曾对青年讲过这样的忠告，请参阅《谈虎集》下卷，《妇女运动与常识》。我的意思完全与周先生相同，略以鄙见补充一点，因周先生对于论理、心理等科未说明。）普通文科学生总带些自命文豪的气味，对于一切科学都看不起，其实，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是做人的基础，做人比做文豪要紧得多。做一两句白话诗，做几篇短篇小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挂不起文豪招牌哪！
读书对于作文的重要，上面大略说过了，但中国青年学生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养成善于怀疑、独立思想的精神。
叔本华（Schopenhauer）说得好：
写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印在沙上的行路人的足迹；人们虽然可以因他而明知道前人所取之道路，但行路人为行路和观望前面什么风景起见，是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眼睛的。
所以书上记载的“真理”和“人生”究竟多是纸上的。叔本华是主张思想、反对读书的，他曾说过很妙的话：思想是自己跑马，读书是让旁人在我们的脑里跑马。他的话自然有点偏激。但是中国是一个泥古的民族，所以“王安石创经义试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之千年；萧何行漕运之制，行之二千年”；女人缠足，“或谓始于李后主，宋人只有程颐一家不缠足”，缠足也缠了千年。无论什么笨事傻事，都行之千年而没有人敢怀疑，没有人敢改革。这真是世界鲜有的奇谈。有人说中国人的头脑是一枚明镜，映进红的就是红的，映进白的就是白的，一点变化也没有。这是可以亡国灭种的头脑！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学生们在作文中养成独立思想的习惯。程颐说：“学源于思。”胡适说：“学源于思，思起于疑。”胡适又说：“我们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这都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要学生宁失之过疑，不要失之过信。
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人的书籍都是我们的参考品，我们的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我们要学生能够独立思想，不要“掉书袋”。
培根（Bacon）说得好：“书籍永远不会教给你书籍的用处。”
一切书籍都是参考品，思想方面是如此，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文学家布封（Buffon）曾说：“文体即人。”韩德（Leigh…Hunt）补充布封的话，说：“人即文体。”中国古语也说：“文如其人。”世人没有两个相同的脸孔，树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果子，山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石头。一切物体都有个性，文章的词句和风格方面也应该有个性。
从前作古文的人专会模仿“先秦诸子”，模仿“两汉”，模仿“唐宋”，现在古文已经打倒，这些习惯是已经取消了。但是，模仿韩愈、苏东坡固是不对的，模仿梁启超、胡适之难道就对了吗？我们读古今名人的文章，要和蚕吃桑叶一样，吐出丝来。模仿好比蚕吃桑叶吐桑叶。中国的白话文的历史比文言文短得多，所以现在白话文正有待于我们的试验和创造，造成一种丰富优美而清新的词句和文体。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写景，写情，写意，写事，运用自如。我们要使白话文能够简洁，也能够繁复；能够明白，也能够深刻。几本古老的《红楼梦》《水浒》，几册简单的《国语教科书》，几页浮浅的新创作小说，绝不够我们学生的欣赏和研究。一切文章有两个伟大的导师：
一是自然，
二是人生。
我们要学生多多观察自然，研究人生，我们要学生从小养成这种习惯。我们不要学生迷信书本，模仿书本。我们要学生不做古人的奴隶，也不做今人的奴隶。
（选自《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12月）
谈练习写作（张志公）
今天，谈一谈写作练习问题。这里印发了《首都钢铁公司职工教育开展情况和一些作法》的总结。这篇总结写得很不错，在大的方面，即文风方面（而不是在细微的，遣词造句或写作技巧方面），有许多可喜的和非常值得提倡的东西。
我想，要练习写作，首先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从这方面着眼，可以促使我们对写作的一些具体问题考虑得更深入一些。
大的方面是指的什么呢？
第一个优点是“短”。“短”在写作上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提倡的。写文章只有做到“要言不繁”，没废话，才能短。当然，如果讲的问题很多，需要那么长，那就不能叫长了，因为有那么多事情要讲嘛。所谓文章臭长，是指内容浅薄，废话连篇的那种文章。
一般地说，学写作大概要经历这样几个过程。初学写作的同志，开始阶段总是苦于没有话说，拿北京话来说就是“没词”。这反映出思路还打不开，写作能力不高，缺乏锻炼，所以写起文章来铺陈不开，需要发挥的东西也发挥不出来。在这个阶段，最好大胆地、放手地写，对于写作不要畏惧，头脑里不要有框框，先放开再说（古人也有这样的主张）。这样做一个时期，手就逐渐地放开了，也就有话可说了，而且总觉得想说的话很多。到了这个阶段，许多人往往又不知如何下手，对于哪些话必须说，哪些话不必说，拿不准主意。这时候就需要锻炼把文章写得简要、精炼。所以，对于写作的要求，不能一概而论，要看练习写作的人，处在哪一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何。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参加工作已多年了，而且常常写些东西吧？因此，我觉得你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能放开写了。 目前，你们需要在“要言不繁”、不说废话上多下功夫。
以上是从写作一般情况来说的。其次，还有特殊的情况，就是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帮八股泛滥。帮八股的特点之一就是文章又臭又长，废话连篇，总是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但却没有什么真实的内容。这种流毒还很厉害，需要继续肃清。爱写与内容不相称的长文章，这种通病需要不断地克服、纠正。
再说，就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我们也必须练习写短文章。现代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事事讲科学，讲效率，讲速度。现在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生活的旋律越来越快，所以用在写文章、看文章上面的时间越短越好。像托尔斯泰的几部巨著，一部就是上、中、下三厚册，上百万字，这种巨著现在趋于减少。并不是人们的创作力不行了，而是时代的需求不同了。
前几天，北京语言学会请陈原同志作了题为《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学术报告。他讲到：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符号使用得越来越多，以往要用一段话表示的意思，现在往往只用一个符号来表示。他举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看对我们写作也同样有启发。他说，过去皇宫的午门前竖立着这样一个牌子：“文武百官，在此下马。”虽然只有八个字，并不太多，但总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吧，总得费点事，好在是骑马，要是坐汽车，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闯过去了。不久前，我们在公路旁还可看到一些写着字的牌子，意思是告诉驾驶员，进入标界以后，汽车只能以每小时多少多少公里的速度行驶。这也得看明白才行吧。现在不少公路已改为高速公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一小时要行驶上百公里，车像飞一样的就过去了。如果再用什么“文武百官，在此下马”那一类告示或其他以文字说明的办法来指示车辆就不行了。因此，就得用一些社会约定的符号来表示。为什么呢？就是要适应高速度的要求，要快。在高速度的要求下，要简明，让人一看立即就能作出反应，明白是什么意思。
写文章也不例外，要做到“短”而内容精，有说服力，并富有文采，是很不容易的，但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我主张我们进行写作练习时，要练习写短文章，这是一个要点。我们印发的这个总结，就比较精，比较短，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繁”，这种文风值得提倡。但也还有不够精炼的地方。比如总结的最后一段是说工作差距的，我以为就没有必要。因为这是经验总结，这里不必表示谦虚。像这样的结尾，差不多的文章都有，简直成了套子，有点一般化，没有实在内容，我看写不写都一样，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提请大家参考。这是第一点。
第二优点是“实”。这篇总结写得很朴实，不虚，不空，完全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数量化。在欧洲，十六、十七世纪标志着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些人物，如伽俐略，他们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数、量的观念。古代，数和量的观念不强，什么都糊里糊涂，模模糊糊。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应该用数字说明的地方，没有数字，而有数字的地方，数字又不甚可靠。比如历史上在记载战争时，一说就是“斩首级几十万”。我很怀疑。以古时的国力、人口和那种比较原始的武器，会有那样大的伤亡？我想，这种数字可能是经过夸大的估计数吧？现代社会不同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的东西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马马虎虎不行，没有数的观点更不行。特别是搞现代化、科学化，没有精确的数据是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的。不仅搞自然科学，搞技术是如此，即使是研究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教育学、法律学、社会学等等都需要用数据说明问题，更不用说研究经济学之类的了。用数据说话同用事实说话，可以说是现代化的要求。
但是，我们在使用数据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第一，数据要准确，必须真实可信。第二，使用的数据要经过认真的选择，就是要求选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而不是数字越多越好。数字过多，又不能说明问题，不仅使人眼花缭乱，而且会把问题弄得很糊涂。第三，对有的数字要进行必要的分析。首钢总结中的数字，我核对过一遍，凡是有总数又有分解开的数字的地方，把分解的数字加起来，和总数是相符的，这说明各项数字是经过核实的，是有依据的。不过有的地方的数字还看不太清楚。这也可能是我不熟悉情况造成的。比如，在总结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的一节中说：教育经费由公司管理费列支，按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掌握使用；各厂矿支出的费用则列入本单位生产成本。后面又说道：把这些款项加起来，平均每个职工全年的教育费大约为10元左右。如果根据这两个基数推算一下，似乎有点问题。 因为一个职工全年平均的教育费是10元，而10元又仅只占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一，因此，每个职工全年平均工资总额就是1000元，每月平均工资总额则为83元强。据说，我国的工资平均总额是每月65-70元，首钢的工资有那么高吗？我不清楚，所以有点疑惑。但总的来说，这篇总结写得还是很实的。这是第二个优点。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实，不虚，不空，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这种文风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过去，受传统的影响，无论写什么文章，对数字都是重视不够的，最习惯的是抒发点感情，空发点议论。60年代，我曾给参加函授学习的几百位同志出过一个作文题目《北京》，结果收回的作业全部都是抒情散文，一篇例外都没有。如什么《北京车站的钟声》呀，《天安门前的华表》呀，《东西长安街的灯柱》呀，竟没有一篇用事实或数据来说明问题的。比如说北京海拔有多高，气候怎样，雨量多少，等等，没有一篇写这样的内容。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无论是科学技术和生产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用点数字说明的，一概没有。当然，首都是容易引起人们的感情活动的，抒发抒发也是可以的。但总得多样化嘛。可是人们特别不喜欢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总喜欢发点空论，发抒点不怎么真实的情感。这是我们若干世纪以来的老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流传最久、最广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好文章，不就是《桃花源记》《醉翁亭记》，还有《师说》《进学解》《六国论》等等那些名篇吗？都是写景，抒情，发议论的。有点科学内容的文章是不大能“脍炙人口”的。“十年动乱”，不仅没有改变这个不好的传统，反而朝“假、大、空”的方向恶性发展了。不真切的抒情是最容易用来装腔作势吓唬人，或者堆砌辞藻哗众取宠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强调写文章要“实”，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第三个优点是“有特点，有个性，不一般化”。我们读过印发的这篇总结就会感到，这个单位是比较大的。因为大，办业余教育有些问题就不好解决，比如领导体制怎么建立，用什么形式办学，教育经费如何解决，师资如何配备，等等。这篇总结回答了这些问题，写得有理有据，所以是有特点的，不是一般化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在写作上有个通病，就是一般化。无论写什么东西，都是一种模式，一个调子，甚至是一种语言。这种风气在“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大有发展。特别是应用文，像总结、报告之类，如果把里边的人名、地名、单位名称等等专有名词换掉的话，这篇和那篇就都差不多是一个样了。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是文风问题。一般化，实际上是思想僵化的反映。思想僵化，就不能发现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这对现代化建设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