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不是平庸，是一种心境，是“宠辱不惊，信步庭前，闲看花开花落”的雅致；是一种超然的生活态度。人的一生是个从生到死的过程，成功亦是打拼的过程；失之坦然、得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1. 诚信做人不过时
有人说，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风起云涌，道德沦丧如决堤之水，诚信缺失也就随之泛滥成灾。的确，在当下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且暂时无法改变这一局面，但不能因此就说诚信就不再重要了，相反，在这样的时刻，更能体现诚信的真正价值。生活中需要诚信，工作中更离不开诚信。诚信永远像一朵不凋零的鲜花，它芬芳宜人、高雅迷人，一直吸引着完美的灵魂向它靠拢。
历史上，“信”一直被人们看成做人立身的根本。古人云：“索无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诚实做人，诚信做事，是成就大事业的基础，诚信，能给你带来一生的财富。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与什么人打交道，都应该以诚取信，方能以信得利。
“做事难，做人更难”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无疑是对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理念，是一种心态。诚信对商人来说，犹如水之于鱼，在我国早期的商帮里，都流传着“诚信”的故事。以晋商为例，晋商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商帮，前后传承达数百年之久，晋商成功的秘诀也正是在一个“信”字。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时局动荡，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
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贤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家思想强调“民无信不立”，宣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要求商人能够做到“笃实至诚”。诚信宜“厚”，企业与公众之间，绝不能弄虚作假，而应该“一诺千金”，把“信”作为企业的立身之本。以心换心，以真诚去结交真诚，以友谊赢得友谊，换回来的才是别人对你的真诚和信任，企业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不会有人愿意与之交往；一个企业如果不讲诚信，便无法在市场上立足。诚信是金，古今中外很多著名企业，都把诚信作为对员工的首要要求，有不少著名的企业家都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座右铭和企业经营的根本准则。
郑周永是韩国现代企业集团的总经理。他所在的集团重质量，讲信誉，因而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压倒同行对手，成为韩国建筑行业的霸主。
1953 年，该集团承包了一座大桥的修建工程。由于物价上涨，开工不到两年，工程费总额就比签订合同时高出 7 倍。郑周永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他毅然决定：宁可赔本，甚至破产，也要按时把工程拿下来。结果，现代企业集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按时按质完工了。这一次，郑周永虽然损失惨重，却为集团树立了恪守信用的形象，生意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现代企业集团的生意越做越旺，靠的就是“守信”两字。
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好的竞争手段”，是企业的生产力所在，它体现在可以使企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加速资金周转和利用率，提高效率，摆脱诉讼，大大提高企业竞争力等。
诚信虽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经商讲诚信，就是以诚为本，以信而立。诚信是一种精神，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是企业资源无形的资产。如果把诚信作为自己的立业之本，你的企业市场机会将会更多、更大，给企业带来利益也是不可估量的。
2. 难得糊涂，糊涂难得
清代思想家郑板桥曾手书“难得糊涂”四个字，这是他一生的体验和总结，也成为后人修炼本性的格言。难得糊涂，是人在屡经世事沧桑之后的成熟和豁达，是人生大彻大悟之后的宁静心态的写照。
人要有颗豁达之心。当你豁达时，才会真正区分什么是爱，什么是不爱；什么属于自己，什么不属于自己；才会爱得有分寸并不丧失自我。拥有了豁达，风雨后你将是个最大的赢家，你收获的是一种带有灵性的清静、以及对人生顿悟和对伤害的宽容。所谓糊涂，是一种在明白的基础上的糊涂，这糊涂的境界远远高于清醒！表面糊涂，心里清楚，这是最高明的做人技巧。外表给人以消极、无能的感觉，使人放下戒备，人为地营造出一种迷惑外界的假象，自然就可以减少外界的压力，或降低对方对自己的要求。这时如果要克敌制胜，则可以在不被防备的条件下出手，以奇制胜，以有备胜无备；如果目的在于获得别人的赏识，则可以出人意表，令人感受到惊喜，引起别人的重视。难得糊涂，比积极、主动的态度更具优势，更能保护自己。因此，也常常被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
三国时期，刘备寄居曹操处，为防谋害，他经常在后园种菜，并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当曹操与他煮酒论英雄时，他故意装糊涂，说袁绍、袁术、刘表等为当世英雄，以麻痹曹操。还有，曹操在官渡之战大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的下属与袁绍私通的大量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却不为所动，命令把这些书信全部焚毁。
魏晋时期，集诗人、作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名士阮籍，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可谓是名士风流，门第高贵。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今天被某人拉拢得势，明天就可能因其倒台而被砍头，最好的保身之术就是远离政治。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死了皇族曹爽，开始专政。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又相继专权，后来干脆废除魏帝，建立晋朝。期间，阮籍一直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与委蛇。早在曹爽要请他入朝为官时，他便看出了曹氏已面临覆灭的危机，于是托病谢绝，归田闲居。等到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后，又请他做自己的幕僚，封给他从事中郎的官职。阮籍摄于司马氏的势力，只好低头就范，且做得相当到位。凡是司马府上有宴会，他都是每请必到，一到便开始喝酒，有时真的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则是装出来的，以此来掩饰自己。此外，阮籍还故意处处表现出贪酒纵欲的糊涂样子。有一年，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提出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如愿以偿以后，人们才发现，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还有三百斛酒存放在仓库里。果然阮籍一到任后就整天泡在酒桌上，纵情豪饮，不问世事，后人因此称他为“阮步兵”。
阮家的邻居中有个卖酒的美少妇，阮籍就常与朋友去那里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少妇身旁睡觉。少妇的丈夫刚开始怀疑阮籍有不轨之心，后来观察了很久，始终没有见到他有异样的举动，这才放下心来。当时有一个司徒名叫钟会，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善于投机钻营，是个卑鄙小人，阮籍一向对他深恶欲绝。钟会知道阮籍的名气很大，而且对司马氏专权心怀不满，便时常来阮家做客，希望能探听到一点口风。他每次上门，阮籍都拿出美酒款待，和他开怀痛饮，但对政事却从来一言不发，钟会只得怏怏而归。
阮籍有一个女儿，生得容貌秀丽，司马昭想纳为儿媳，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阮籍左右为难，如果答应了，就有损于自己的声誉，家族的荣衰就要和司马氏绑为一体；如果不答应，就会得罪司马昭，可能有性命之忧。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又拿出“装糊涂”的高招，天天喝酒喝得烂醉。每一次提亲的人上门，都可以看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的样子，提亲之事根本没有机会出口。这样一连过了两个多月，阮籍始终宿醉未醒，醉了又喝，喝了再醉，司马昭的联姻计划只得做罢。
可能正是因为阮籍装糊涂的功夫一流，所以司马氏杀戮异己、株连甚广，他却独独逍遥于世，没有大起大落，更没有性命之忧。难得糊涂，其实就是“大智若愚”，掩饰真实的用心、才华、声望和感情。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低调做人之术，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方法，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
“糊涂”是一种境界，是聪明人所为；“糊涂”并不是让人唯唯诺诺，忍气吞声，只是换一方式，把生活中的小事情模糊处理。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可能得到一时的满足；锋芒毕露的人可能会得到一刻的虚荣，但得意之时也许埋下了隐患，种下了祸根，故此，装装“糊涂”可能会别有洞天的效果。
3. 委曲求全顾大局
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有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这里面，苏轼分析了普通人和真正勇敢者之间在面对危机的反应。生活中，有人认为和颜悦色、忍让无争、宽恕容忍与从不恶言厉色，就是十足的懦夫行径，殊不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具有大智、大仁、大勇的人物。有人更以为凡事忍耐、含垢受辱、承认过错及接受责罚便是懦夫，事实上，在衡量自身条件尚无绝对必胜把握时，暂时的忍辱负重是必要的。而死不认错，往往是怕负责任，才是真正的懦夫。
一忍，可以当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一个人胸怀坦荡磊落，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容，那就无事不能成、无功不可就了。 古代所谓的豪杰人物，都有超过常人的修养，更有着忍耐一般人所不能忍的工夫。“心字头上一把刀”谓之忍，你若挨得过这把刀，寸寸心血会教你成功。“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能包容一切，方能接受一切、忍耐一切，然后必能改变一切、克服一切。所谓大肚能容、逆来顺受，并不是天生的窝囊废，相反的他正是一个成大功、立大业的强者呢！
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韩信就是其中一位有名的军事统帅。 他出身贫贱，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建立军功之前的韩信，既不会经商，又不愿种地，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过着穷困而备受歧视的生活，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与当地的一个小官有些交情，于是常到这位小官家中去吃免费饭，可是时间一长，小官的妻子对他很反感，便有意提前吃饭的时间，等韩信来到时已经没饭吃了，于是韩信很恼火，就与这位小官绝交了。在他的家乡淮阴城，有些年轻人看不起韩信，有一天，一个少年看到韩信身材高大却常佩带宝剑，以为他是胆小，便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你要是有胆量，就拔剑刺我；如果是懦夫，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围观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找茬羞辱韩信，不知道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哄然大笑，认为韩信是胆小怕死、没有勇气的人。这就是后来流传下来的“胯下之辱”的故事。
三国后期，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驻扎五丈原，司马懿深知自己的韬略不如诸葛亮而采取拖延战术久不出兵。诸葛亮派人向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服装，并递信说：“你如果不敢出战，便应恭敬地跪拜接受投降；如果你羞耻之心还没有泯灭，还有点男子气概，便立即批回，定期作战。”司马懿的属下看后，非常气愤，纷纷请战，但司马懿却坚守不战。不久诸葛亮因积劳成疾而死，司马懿没伤一兵一将，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