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去世后，汉武帝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年少气盛，志向远大，一心想要进行政治改革，并起用儒生辅佐朝政。这触怒了黄老之道的庇护人窦太后，她千方百计地阻挠武帝进行革新，并用计策将皇帝身边的儒生一一铲除。在窦太后的挟制下，武帝不得不放弃革新，改而韬光养晦，直到这位经历三朝君主、辅佐两位帝王的盛世女杰去世之后，才重开改革之风。
汉景帝去世之后，西汉第五位君王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在位54年间，在经济、政治、思想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大汉王朝走上了繁荣昌盛，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汉武盛世”。
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无为之治”，社会经过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帝位传到汉武帝时，国家从未发生过大动荡，除了遇到特大灾荒，平时普通百姓家都能够达到自给自足。官府的粮仓粮食丰实，各级衙门都有余钱可供使用。长安国库中的钱多得数以万计，因为太久没有使用，串钱的带子已经朽烂，钱币散得满地都是。粮仓中的粮食多得装不下，许多陈年粮食已经变质不可食用。大街上房屋鳞次栉比，路上跑着健壮的马群，远非汉初大臣们乘牛车上朝的惨淡景象可比。百姓们生活富足，安分守己，民风淳厚，到处都是一幅盛世图景。
然而社会繁荣的景象背后，却有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首先，经济方面，一些官僚巨贾资本雄厚，大量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中去谋生路。其次，内政方面，各诸侯王势力的增强成为汉朝统治的隐患。
汉初的国家制度为郡县制和封国制同时存在，爵位分为王和侯二等，封土也分为王国和侯国二等。很多诸侯王的封国要比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县大很多，“文景之治”之后，诸侯王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增强，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实力。许多诸侯王开始蔑视中央的统治，意图谋权篡位，汉景帝时虽然也进行了削藩并平定了吴楚七国的叛乱，但汉武帝统治时期，势力强大的诸侯王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大威胁。最后，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对外关系也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朝疆土广阔，与周边民族有着复杂的对外关系，最主要的包括与北面匈奴和南面越族的关系。
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崛起之后，趁中原大地忙于楚汉战争自顾不暇之际，带兵东征西伐，掌控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区。
匈奴占领了南至阴山，北达贝加尔湖，东到辽河，西至昆仑山的广阔区域，并且拥有广阔的森林和草场资源，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成为长城以北最强大的民族，也对大汉王朝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汉高祖出击匈奴在平城之战中败北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同意与匈奴和亲，将汉朝“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奉给匈奴布匹、丝帛、美酒、粮食等物，还开放关口允许匈奴来此与大汉交换物资。和亲之后冒顿单于虽然未再进行大规模入侵，但边境地区的小冲突仍然未曾间断。
汉惠帝时期，匈奴更是不把汉朝君主放在眼里，曾经给吕后写过一封语言轻慢、态度挑衅的书信；文景时期，匈奴人气焰更加嚣张，经常侵犯汉朝北部边疆，肆意掠夺当地人民的财富，实施残酷的暴行。汉朝统治者却一直奉行“清静无为”的政策，对匈奴的行径忍气吞声，坚持和亲政策。
南面的越族则成为汉朝南部的潜在威胁，越族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又依据不同地理位置分为南越、闽越和东越。
秦末战乱时，赵佗在南越宣布独立，闽越的君长无诸和东越的摇也摆脱了秦朝的统治，宣布独立。刘邦建立西汉之初，考虑到他们曾经给予过自己帮助，并且汉朝政权还不稳固，就默认了南越国的存在，并封无诸为闽越国国王，汉惠帝又将摇封为东海王。这样一来东南沿海就出现了三个异姓的王国，它们虽然名义上处于汉朝管辖之下，但与其他封国有着很大的区别，有着很强的独立性。统治南越的赵佗后来自封南越武帝，公开向汉朝进行挑衅。
汉武帝刘彻在做太子时，就对这些社会问题有所了解，他自小就才智过人，对当时社会上兴起的儒家学说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虽然太皇太后窦氏总是逼他念一些“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之类的文章，但他通过自己对时事的观察，认为太皇太后所信奉的这一套已经过时了，儒家的思想才能够真正适应如今的社会现实。
因此年仅16岁的汉武帝在登基之后就诏告天下，广召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入朝，举国上下的学子受到鼓舞，纷纷会集到长安城中。汉武帝看到大汉人才济济感慨万千，亲自审阅试卷，最终选出严助、公孙弘、董仲舒等最有才学的人。尤其是董仲舒的文章，论点新颖，逻辑演进，言辞优美，得到了汉武帝特别的关注，立即传令让董仲舒进殿。汉武帝就当时的社会现实，接连向董仲舒提出三个问题，董仲舒也连答三章，主要议题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是关于“道”的问题，应当如何顺应天道，区分善恶，消除灾祸，使国百姓安乐，国家昌盛呢？董仲舒回答道，按照《春秋》的记载，天和人之间能够互相感应甚至相互影响，当朝廷有所失误造成祸乱时，上天就会降下灾难向君主发出警告，这说明君主还是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如果皇帝无道，无视上天的警告，那么上天就会夺走他的君权。因此身为人君，必须敬畏天道，勤勉治国，虚心纳谏，这样才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并使国家繁荣昌盛。而王道就是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的途径，根本出发点在于“正”，为君者要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只有这样，王道才能够得到施行，使得全天下祥和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上天为了奖励君主的王道便会降下吉兆，使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今世上教化丧失，民心不正，这是因为如果不去教化百姓，那么他们只会盲目追求物质利益，很容易作奸犯科。因此，君主治理国家必须把教化百姓当做首要任务，用仁义来教育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教化一旦推行开来，触犯法律的人自然会减少，社会风气也会变好。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未能实现大治，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策略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使再贤明的君主也无法实现大治。因此想要实现大治，必须要对朝政进行改革。
第二，关于“人世”的问题。首先便是当时争论激烈的“有为”与“无为”的问题，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有为”或“无为”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尧舜的时候，有圣贤之士辅佐朝政，天下安定，人民和乐，因此能够以“无为”而治天下。到了殷纣王的时候，逆天行事，暴虐失德，周文王在乱世中接任统治者之位，为了安顿百姓，整顿社会秩序，因此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可以看出“无为”和“有为”是由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另外，关于黄老尚质和儒学尚文的问题。武帝问道：“有的君王崇尚质朴自然，不用过多的装饰物。而周代的君王却都崇尚纹饰，用玄黄旗做装饰，并且热爱歌舞和音乐，难道帝王的旨趣也有区别吗？”董仲舒答道：使用玄黄的装饰和各种制度文采，是为了用来区分高低贵贱，使得尊卑有序，倡导德政。但质朴和纹饰都要恰当，不能过分。关于刑德的问题，汉武帝问道：“周朝成康年间，不用刑罚，四十多年都没有人犯罪，导致监狱形同虚设。而秦朝刑罚严苛，人们动辄犯罪，但奸邪却并没有消除，这是什么原因呢？”董仲舒答道：“成康之前有武王和周公重视礼乐教化，因此成康时不必用刑罚便能使社会安宁。而秦朝不施仁政，不对人民进行教化，只一味地利用严刑峻法管制人民，又贪婪无度，使百姓民不聊生、衣食无着，因此犯罪的人反而增多。”在关于时政的问题中，汉武帝问道：“朕重视农耕，勤勉治国，求贤若渴，但是所追求的德政始终没有实现，原因何在？”董仲舒认为，原因在于：一是皇帝的恩泽未遍及百姓；二是因为皇帝平时不注重培养士人，往往造成无贤明之士可举荐的情况；三是由于人才选拔不合理，导致愚贤不分。并建议皇帝选择有才学的人做老师，兴办太学，以为朝廷培养贤良之才。
第三轮策问中，董仲舒提出要进行革新，归根结底要在吏制和教育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并就治国策略的问题，向汉武帝指出，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要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才能使政治统一，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作为引领，才能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使社会安定。如今，由于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人们的思想没有得到统一，皇帝也难以施行统一的治国策略。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凡是不属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学说，禁止其发展和传播，这样才可以将人们的思想进行统一。汉武帝听了董仲舒这一席话，深受启发，并对他提倡儒学的思想感到十分欣慰。但是窦太后听说此事之后，怒不可遏，随即便将董仲舒任命为江都相赶出了长安城。
汉武帝继位后不久，就有匈奴的使者前来请求和亲。武帝早就对和亲一事大感不满，这种忍气吞声的做法只能得到一时的平安，并且会损失掉大量的财物。因此汉武帝暗自下定决心，要出击匈奴。早朝时武帝便同朝中大臣们讨论匈奴的事：“我大汉朝当初之所以屈辱和亲，是因为当时政权初建，国力匮乏。而如今我大汉兵强马壮、财力充足，为何还要委曲求全呢？朕决定不再和亲，而与匈奴宣战。”
然而满朝文武各执一词，大多数武将都赞同对匈奴宣战，而文臣则认为匈奴擅长骑射，汉军则需要长途跋涉，到时候兵乏马惫恐怕很难取胜。一群人吵吵嚷嚷，始终得不到统一的答案。汉武帝虽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匈奴宣战，但很多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计划。刚退朝，有几个主张和亲的文臣就跑到了窦太后面前，向她汇报了武帝在朝堂上的决定。
窦太后气得立刻召来武帝询问道：“皇帝认为自己与太祖爷爷相比怎么样？”
武帝回答道：“孙儿哪里敢与太祖爷爷相提并论？”
窦太后又问道：“如今朝上的文臣武将，与当年的陈平、樊哙相比又怎样呢？”
汉武帝听窦太后这样说，便明白了太皇太后的意思，他明白又有势利小人在向窦太后打小报告了。他向窦太后据理力争道：“太皇太后明鉴，这些年大汉朝一直用和亲政策来换取与匈奴之间的和平，然而匈奴人却出尔反尔，为了掠去更多的财物仍然不断侵扰我朝边疆。他们不会因为汉朝公主而停止侵略，和亲的路是行不通的！”然而武帝的激昂演说并没能说服窦太后，窦太后态度强硬地说道：“无论皇帝有何高见，必须立刻停止讨论宣战的事宜，并请皇上派人办理和亲的事务。”武帝在窦太后的威胁之下，无奈只能妥协。
窦太后信奉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喜好儒学，主张进行革新，统治思想的对立，使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然而武帝年纪尚幼，不敢忤逆窦太后，许多政事都受到窦太后的左右，因此在朝廷内部就形成了相互挟制的二元政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