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命如此延续，有何意义和尊严！”
人到老年，体衰多病，这种外形上的改变是明显的，令人一目了然。然而，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精神上、性格上的变化，却是内心世界发生扭曲，甚至是心理变态的某种外化。蓉子的“老人题材”作品，在观察人生百态、洞悉人性善恶的同时，又以一种独到的心理解剖的视角，向人们揭示了有些享受到社会化“赡养”恩惠和人道关爱的颐养天年的老人们，有时候并不领情，他们以种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发泄着心中的怨气和怒火，作为对自己失去天伦之乐的精神补偿。于是，我们看到那些“人生责任已尽”的老人们，在老人院中“为了找点事做做，只有吵架。在鸡蛋里挑骨头，在暮夜里擦火花。为一杯开水，为邻床的风油味，为半张纸片，撒泼哭闹，寻死觅活，惊天动地，给大家忙碌的生活添些热闹，加点色彩。彼此精神不至于太空虚。”请听一位整天吵闹不休的骂人者的自白：“我辛苦一世，现在老了，人家都不要我，骂骂也过瘾！”（《胸口永远的痛》）还有整天将“死”挂在嘴边的：“有的老人爱耍赖，动不动以死相胁。招式虽老，百试百灵。于是他们一招走天涯，从家里带到老人院，一路死缠烂打，要求的尽是些‘神灯’奇事。任你百般劝说，劝得自己晚上讲梦话，他就是舍身忘死地嚷：‘我死，死给你看！’”可是只要一听到让儿子掏医药费，则立马收敛不提“死”字（《钱为何物》）。还有一位施了神经线手术的作天作地的老妇人，“除了不能行走，一切正常”，却将老人院彻底当成了吊嗓子的“练功场”：开始，“不论白天晚上，她一喊就有人到，迟了一点，声音响彻云霄。可怜的护士，夜夜要替她按摩脚，泡牛奶，陪她说话，一走开，马上大声喊痛。早晨，她总是装神弄鬼，不肯洗澡，人家工作，她睡觉，醒来再大嚷大叫”；当护士不再陪她玩这“狼来了”的游戏时，她竟然“扯掉裤子，拉出尿布，撕碎了往窗外撒，在床上玩大便，东抹西涂……”最后从半夜两点直叫喊到凌晨四时，厨师亚珍忍无可忍，前去制止，她却倒过来大叫“上帝打救！”一副无辜受害者的可怜相（《上帝打救》）。更有一位半醒半醉的老人，整天“闭着眼睛讲的都是当年风月情，R加三级。隔邻老人齐声怒斥，问骂他何来？说：天天讲的都一样！”（《杂碎新闻》）
由此可见，老人们的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健康问题，并没有随着老人院一流的服务质量和衣食无忧的生活待遇而加以改善，相反，他们以形形色色有违常理和人性的乖张、怪异的行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意义，以期引起旁人的关注与重视。对此，作者在文中所做的解析和归纳，大体上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心理上的孤独感。在老人们的心灵深处，真正渴望的还是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以及合家团圆的家庭氛围。逢年过节，尤其是“过新年”，尽管老人院内“挂花饰，打彩带，摆糖果，封红包，播年歌，红柑一堆堆”，一派喜气洋洋，但还是有些老人并不快活：福伯意兴阑珊，独自发呆；丁婶只顾发脾气，抓脚皮，因为“不能回家过新年，是心底最大的悲哀！游子还有归家日，老人院的住客，住下就是家”。对于老人院中的老人而言，“任你山珍海味堆满桌，不如家中子孙围绕坐”（《过新年》），人文关怀无法取代天伦亲情。
其次是对死亡的恐惧感。住进老人院的老人们，犹如塞林格笔下的“麦田的守望者”，“在茫然的岁月中等待，一天又一天”，而最后等到的却是人生的尽头——死亡。因此，他们忌讳一切与死亡有关的事情和字眼，“除了痴呆者忘了死为何物，几乎人人怕死，正确地说：是自己很怕死，对别人的死就真很淡”，“他们总是笑谈他人生死，毫不伤感。话题一转到自己身上，悲伤就来了”（《钱为何物》）。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对人生末日的恐惧感以寻衅的方式转嫁给别人，以此得到心理平衡与精神慰藉。
第三是虽老而未泯的情欲需求。每个老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当他们形体上老态龙钟，并非等于所有的人性需求都已结束。老女人也有自己的“少女的梦”：那位80岁的“单身贵族”江小姐，“每每听见医生要来巡院，赶着唤护士给她换衣”，搽粉描红；甚至主动要求院方帮己增肥，为的是能“找个老公公”（《少女的梦》）。更令人咋舌的是，“那瘫痪了的人，还终日不忘芽笼风光，隔邻古稀阿伯更是叮咛：要去告诉我，一同去住几日！”“80老头，身龙钟，心蠢蠢，朝思暮想要一亲芳泽的，竟是仅余呼吸的‘标本’。生蹦活跳的人，又怎怪他偷香窃玉？”关于老人的情欲问题和性的需求，在目前的老人院中是不予考虑和不被允许的，但还是有人偷吃了禁果。“食色性也，至老未休，下世纪的老人院，是否列情欲为护理项目之一，也照顾了？”（《老人院春秋》）
一座老人院，就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的剪影，只不过，聚集于其中的大都是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对于这些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的有意识、有情感的血肉之躯进行社会化“赡养”与临终关怀，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与义不容辞的人道职责。然而，对于其中一部分已失去知觉和清醒意识、现代医药尚无可救治的“躯体”，又该如何善待他们，让他们在人生的终极阶段体现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减轻他们的儿孙及其家庭的痛苦与负担，同时也让他们自己早日得到解脱，这正是老人院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在蓉子的“城事系列”中，这一无法回避的问题呈现出人道主义与自然生命形态之间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例如：有的老人明明已无可救药，自己也“早已放弃生存”，“一心求死”，但“‘爱护’他的人，想尽方法给他吊葡萄（糖）水，强灌营养汁，还混入维他命等等，由不得他了”（《人间慈母心》），以此强迫他们苟延残喘，生不如死地苟活下去，这难道是人道关怀的初衷吗？有一位怕拖累儿子和别人而绝食求死的风瘫老人，既不能动也不会说话，她在作者的规劝和开导下终于放弃了绝食：
一年，两年，她还活在床上。
我以为，成功了！
看她的子女们，日日来探，坐在床沿，面对一个不能动不能说话的物体。我心困惑：他们是否背负责任与痛苦而来？
我开始觉得自己劝食的残忍，万般无奈！（《人间慈母心》）
对于像这一类不死不活、无知无觉却又带给儿女及其家庭痛苦和负担的“物体”，实行人道主义的关怀与护理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落幕时候》中那因糖尿病而瘫痪在床、浑身布满褥疮的昏迷病人，护士每天都顶着恶臭与恶心为其进行清创护理，“做到半死，再怎么尽心尽力，她也不会站起来，不能吃饭、不会讲话、不再有思想！”“可怜还有她的女儿，一天天的带泪奔波。生命如此延续，有何意义和尊严！”作者对此不免发出了“既是落幕时候，何必硬拖延，徒费人力、医药、金钱和感情”的呼问！像这样有违生命的自然形态的苟延残喘，从另一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这些老人的亲属、儿孙的健康人生和生命的摧残。那位一边替老母缴付住院费，一边问“我妈妈几时才死？”的女儿，大逆不道的话语中也充满着生活的无奈和艰辛：“我起早摸黑做到半死，养孩子，孩子要读书；养老人，老人要医药费。孩子读了书还可以做工，到时我可以退休；老人吃再多的药，病也不会好。她不如早点死了，我还可以少受些苦。”从老人院的角度、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而言，“不允许见死不救，拖多久是天意，我们的责任是尽量不让她死。”（《天要下雨人要老》）虽然作者对这对“躺着的受罪，看着的受累”的母女充满同情，但却无法放弃护理的职责。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与正在忍受精神和财力双重折磨的健康生命相比，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不近人情。在“老人题材”作品中，作者不断地扪心自问：“病入膏肓的人，有年纪有呼吸，没有知觉没有希望，再苟延残喘，对生命是不是一种折磨呢？生者都在履行责任，不敢有怨，病者魂儿有知，怪不怪我们？”“我们对生命如此执著，究竟是痴还是善？”（《生老病死总无情》）“如果，人类尊重生命，是不是应该更为尊重，甚至珍惜更有生存意义的生命？”（《安乐死》）
“天要下雨人要老”，“生老病死总无情”。这既是生命形态的自然规律，也是作者在其“老人题材”作品中道出的至理名言。为维护生命的自然形态和人的尊严，作者表示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其实可以再活多久，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活得像一个人，还是像一件物体。”因为，“大好生命，用于照顾毫无意义、毫无生命的‘物体’上，生活中有关联的人，怎能不悲哀地发出疑问呢？”这就又回到生命的终极意义与自然生态上面来了。
由此，蓉子的“老人题材”作品虽然文体比较单一，描述也极少带修饰语词，但给予读者的启示和思考的东西却不能不说是丰富而深刻的。她给读者留出了非常值得回味与反思的余地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