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好几天，溃败下来的军队零零星星不断地从城里穿过，这哪里称得上是什么军队，只能算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他们脸上长满了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的制服也是又破又烂的，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疲惫不堪，脑子已经失去作用，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决心，只是出于惯性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停住，马上便会累得倒下来。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被动员应征召入伍的人中，有些是本来有固定收入，只希望能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却被沉重的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一些是年轻灵活的游击队员，他们既容易惊慌失措，也容易兴奋狂热，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有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军，他们是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一些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冒出个别戴着闪闪发亮钢盔的轻骑兵，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很吃力地跟着步伐比较轻松的步兵一起前进。
有九批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他们每一队都有自己的英勇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样子很像土匪。
这些游击队队长们，在以前，有的是布商或粮商，有的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都成了应时的军人？他们被任命为军官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身穿一套法兰绒军服，全副武装，佩着饰带，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夸夸其谈地讨论作战计划，断言垂危的法国完全是靠了他们这群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支撑着的。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部下，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虽然奋勇起来超乎寻常，但是却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据说普鲁士军队马上会开进鲁昂城。
两个月来，当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情，有时还会误杀几个自己的哨兵；哪怕是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会马上准备作战。现在他们都逃回自己的家里了，他们的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方圆三法里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所有杀人装备都一下子无影无踪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到奥特玛桥去。心灰意冷的将军走在最后，他已经一筹莫展。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残兵败将，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一个向来英勇无敌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打击，英勇昭著的民族竟一败涂地，将军自己也是张惶失措；他徒步走着，左右有两个副官陪着他。
此后，城市便笼罩在一片沉寂中，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等待着。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在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扦或厨房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论处。
生活仿佛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悄无声息。偶尔有一个居民出来，被这种沉寂吓坏了，急忙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反而使人们希望敌人早点到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普鲁士的枪骑兵，他们飞速地穿城而过。随后不久，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下来了黑压压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两股侵略军也从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潮水般地涌来了。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上会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一营接着一营的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沿着那些死气沉沉好像无人居住的房子，传出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许多眼睛偷偷地凝视着这些战胜者，依据“战时法”，他们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阴暗的屋子里，惊慌失措，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也都毫无用处了。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横遭推翻，人们的安全感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可理喻的暴力来支配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被水冲走；打胜仗的不可一世的军队一到，便随心所欲地屠杀那些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凭着军刀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天主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惊心胆战的大灾难，使我们无法再信任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庇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小分队去敲门，紧跟着就钻进屋内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就开始了，此后对战胜者必须谦恭温驯。
过了一些日子，最初的恐惧消失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很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出于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说不定哪一天也许还会需要他的保护呢。把他款待好了，也许还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冒犯他们，只能算是鲁莽，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不会再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了，当年使本城名扬天下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后他们总算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谦恭待客原是法国人应有的礼貌。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素不相识，而回到家里，便很高兴地谈谈说说，以致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连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以前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尽管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大摇大摆，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厉害多少。
然而在空气中却平添了点儿什么东西，一种捉摸不透、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弥漫各家各户和公共场所，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感到仿佛居住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之中。
战胜者贪得无厌地索取钱财。居民们总是照付无误，好在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愈是有钱就愈吝啬，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真是无以言表。
与此同时，就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夫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的是被人一刀砍死的，或一脚踢死的，也有的是被当头一石砸死的，或是从桥上被人推落水中淹死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掩藏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却是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英勇行为和悄无声息地还击，这远比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战斗更危险，但享有不到声名显赫的荣誉。
要知道，对异族的仇恨总会激怒一些无畏的人，为了某种信念他们是随时可以牺牲生命的。
后来，侵略者虽然迫使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铁的纪律之下，但是人们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罪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念头在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很想重操旧业。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的几个大商人在那里都有大笔投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结识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在车行里有十个人订了座位，定下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最近几天，由于严寒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一大片乌云，雪纷纷扬扬降下来，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停止。
清晨四点半，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旅客们都已到齐了，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人人都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虽然裹着毯子，还是冻得直打哆嗦。在黑暗之中，大家互相都看不大清楚。由于那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迭迭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甫。后来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也凑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走。”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补充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向勒阿弗尔推进，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性格脾气原是相同的。
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提了一盏小灯的马夫从黑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另一个门里。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头传来一个男子训斥马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持续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中间还伴着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
门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再说话，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织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隐隐约约的、无以名状的、若有若无的之声，但这种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杂在一起，充塞了整个空间，盖满了整个世界。
刚才那个马夫又提着灯出现了，他牵着一匹耷拉着脑袋丝毫不愿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套上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擎着灯。当他正准备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浑身是雪，成了雪人，于是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里待着，至少车里没有风雪。”
一听这话他们便急忙忙都冲了过去，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上去，那三个男子先把自己的太太安置在车厢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遮着头脸、看不清楚的身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地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此时便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重复着这些其实大家早已知道的事情。
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拉起来很费力。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马车启程了。
车子一小步一小步，很慢很慢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像呻吟似地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声。那六匹马一步一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处飞舞，不停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长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拼命向前冲去。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那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作天降棉花雨的雪已经不再下了。田野里忽而出现一排枝干披着冰淞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帽的茅屋。一道昏暗的光线透过又厚又浓的乌云射下来，使得大地更加显得苍茫耀眼。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黯淡光线，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磕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盘下店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质量很差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表面乐呵呵、实际诡计多端的典型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人人皆知，以致本地的文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在一次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要打瞌睡了，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的各个客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了一个月之久。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看来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个有钱也买不到的活宝。”
他的身材很矮小，却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红彤彤的脸，两边蓄着灰白色的颊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