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吃了这个姑娘的东西，就不得不和她说话。于是就聊了起来，大家一开始都很矜持，可是她说话很知道分寸，大家也就不再拘束。德·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拉玛东太太都是熟悉交际礼貌的人，知道怎样对她不失身份的表示和气。特别是伯爵夫人，她显出最高贵的夫人不怕接触任何污秽的那种屈尊俯就的和蔼态度来，对羊脂球她也就显得格外的和气。但是身强力壮的鸟太太，她具有一个顽固不化的脑袋，仍旧是那么不可侵犯的样子，她说得少，吃得多。
很自然，他们谈起了战争，他们讲了许多普鲁士兵士的残暴行为和法国人的英雄事迹；这些自己在逃跑的人，却衷心钦佩着别人的勇敢。很快话题转到各人的经历上，羊脂球把她怎样离开鲁昂的情形讲给他们听，她的愤慨是真实的，言词也非常激烈；妓女们发泄真实地愤怒时往往是这样激烈的。她说：“我原以为我可以留下不走。我家里存着很多食品，供给几个兵士吃喝总比离乡背井四处流浪好些。可是等到我真见着了他们，这些普鲁士兵士，我可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叫我气不打一处来；我羞愧得哭了一整天。如果我是个男子的话，那当然就好办了！我从我的窗口望着他们，这些戴着尖顶钢盔的大肥猪，我真想把我屋里的家具丢下去砸他们，但我的女仆紧紧握着我的手，不让我动手。后来他们要住到我的家里来了，第一个走进我家大门的人就被我扑上去掐住了脖子。掐死他们这些人并不比掐死别人更费事。要不是他们拉住我的头发，这个家伙一定是叫我给结果了。这样一来我只好藏起来，一找到机会，就逃了出来，上了这辆马车。”
大家夸奖了她一番。她的这些旅伴并没有表现得像她这么果断大胆，在他们的眼里，她变得高大起来了。高尼岱一直是带着赞许的、善意的微笑听她讲，他的微笑是神甫们脸上常有的那种微笑；一位神父听见了一个虔诚的教徒颂扬上帝，其表情也不过如此，因为爱国是这些留着长胡子的民主党人独家经营的专利品，正如宗教是那些身穿长袍的教士们的专利品一样。轮到他说话了，他的口吻是说教者的口吻，并且用了一大堆从每天张贴的宣言中学来的慷慨激昂的词句。最后他真的搬出了一段演说词，狠狠地把那个“无赖巴丹盖”痛骂了一顿。
羊脂球立刻勃然大怒了，因为她是崇拜拿破仑皇帝的，她的面色变得比野樱桃还红，气得说话也结巴了。她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妨坐在他位子上去试试看。那可就有好戏看了！这个人，他是被你们给出卖了，要是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家伙上台治理法国，大家只好远离法国了。”高尼岱很镇静，面上还保留着一丝轻蔑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微笑。但是大家却感到快要听见骂人的粗话了，这时伯爵挺身而出，用权威者的口气宣称“一切真诚的意见都应该受到尊重”，才好不容易把这个义愤填膺的姑娘的气平了下去。伯爵夫人和那位棉纺厂厂主的太太同所有体面人一样从心眼里对共和国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恨，并且对一切威风凛凛的专制政府怀有一种天生的爱慕之情，因此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妓女颇有可爱之处，她是那么庄严自重，令人钦佩；她的情感和她们的情感又是那么彼此相像。
那一篮子东西是吃光了，十个人吃光这一篮子东西是毫不费力的，只可惜篮子只有这么大而不更大一点，东西吃完以后，谈话稍稍冷淡了一些，但还持续了一些时候。
天黑下来，夜色愈来愈浓，一个人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对寒冷的感觉格外敏锐。羊脂球尽管身体肥胖也冷得直打哆嗦，德·布雷维尔太太愿意把脚炉借她烤一下，脚炉里的炭从早上起已经换过好几次，羊脂球马上就接了过来，因为她觉得她的双脚已经冻僵了。卡雷·拉玛东太太和鸟太太也把各人的脚炉递给那两位修女。
车夫已经点上车灯。强烈的灯光照出了辕马汗出如渗的屁股上方的一片热气，同时大路两旁的雪，也在灯光闪耀之下滚滚向后飞驰而去。
车厢里已经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不过在羊脂球和高尼岱之间突然有一下骚动。鸟先生的两眼在黑暗里竭力搜索，他确信看见那位长着大胡子的人急忙向旁边一闪，似乎很结实地挨了不声不响打过来的一拳。
快要到多特了，在大路前方出现星星点点的小火光。马车整整走了十二小时，加上四次停下来让马吃燕麦和喘口气的两小时休息时间，一共是十四小时。马车开进了市镇，在商务旅馆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开了。一阵很耳熟的声音使所有的旅客都不由得一惊，他们听见的是腰刀皮鞘触击地面的声音，紧跟着一个德国人高声喊叫的声音。
车虽然已经停住不动，却没有一个人下车，好像预料到一走出去就会有杀身之祸似的，这时车夫出现了，手里提了一盏车灯，灯光一直射到车厢尽头，照出了那两行恐慌万状的脸、张着的嘴及因为又惊又怕而睁大的眼睛；在车夫身旁，灯光里站着一位德国军官，他是一个大高个子的青年，身材过分瘦长，头发金黄，上身紧紧裹在军服里，好像女子裹在紧身胸衣里一样；他歪戴着漆布的平顶遮檐军帽，活像一个英国旅馆里的侍役；嘴上两撇长得出奇的胡子，一根根胡子毛又长又直向两旁翘上去，越来越稀，稀到尖上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细丝，长到简直令人无法看出它的尽头儿。这两撇胡子好像很有分量，垂在嘴角，把脸蛋坠得往下耷拉着，嘴唇便成了两头向下的一道弧线。
他用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下车，口气很生硬：“先生和代代(太太)们，里(你)们还扑(不)下来吗？”
两位修女是惯于依从一切命令的圣洁女子，所以首先服从了命令，显得非常驯服。伯爵和伯爵夫人也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的是棉纺厂厂主和他的妻子，再后面便是鸟先生和被他从后面推着的他的大个子老婆。他脚一挨地就对那军官说了声：“你好！先生！”与其说是表示礼貌，还不如说是出于小心谨慎。有权有势的人总是傲慢无礼的，对方也不例外，看了他一眼并不答理。
高尼岱和羊脂球虽然坐在车门口却最后下车，他们在敌人面前显示出严肃高傲的气概。那位胖姑娘竭力控制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那位民主党人不住地用手揉搓着自己黄褐色的长胡子，手有点哆嗦，颇有点悲剧的味道。他们两人都是要保持自己的一点尊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场合下，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代表着自己的祖国。看见旅伴们的那种恭顺态度，他们心里同样起了反感；她竭力想表现得比那些与她同行的正经妇人更有自尊心。而他呢，感到自己应该树立榜样，于是在一举一动中都显出他当初大路上挖洞刨沟时就开始负有的那种抗敌使命。
他们走进了旅馆宽敞的厨房，遵照那个德国军官的吩咐呈验了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每个人的姓名、相貌、职业，证件上都注得明明白白，那个德国人于是一面看证件，一面看本人，把这些人审视了好大半天。之后他突然说道：“号(好)了。”说完就走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肚子还感到饿，就赶紧叫旅馆准备晚餐。晚餐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好，于是，在两个侍女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他们就去参观了一下各人的住室。他们的住室都集中在一条长廊里，长廊的尽头有一扇玻璃门，门上写着“一百号”(厕所)。
终于到了要坐下吃饭的时候，旅馆的老板出现了。他从前是马贩子，后来改了行。他是个有哮喘病的胖子，喉咙里不停地发出嘶嘶声、呼噜呼噜声和粘痰声。他的姓是弗朗维。他问道：
“伊丽莎白·鲁塞小姐是谁？”
羊脂球不由得一惊，转身答道：
“是我。”
“小姐，普鲁士军官要马上跟您谈话。”
“跟我？”
“不错，假如您就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
她先是很为难，但考虑了一秒钟，就断然地回答：
“也许是找我，但是我不去。”
在她四周起了一阵骚动；大家议论纷纷，研究下达这个命令的理由是什么。伯爵走近她的身边：
“夫人，您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为您这样一拒绝，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不仅对您本人不利，也对您所有的旅伴们不利，绝对不要和有权势的人作对。去一趟不会有什么危险，一定是有什么手续没有办理。”
大家也都附和着帮伯爵说话，带着央求和催逼，又讲大道理；因为大家都害怕她这种轻举妄动会引来麻烦。后来终于把她说服了，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好吧，我去，这可是为了你们大家我才去的。”
伯爵夫人赶紧握住她的手：
“所以我们都很感激您呀。”
她出去了，大家等她回来再开饭。每人心里都有点懊恼，懊恼的是为什么偏偏请这位脾气暴、性子躁的姑娘去而不请自己，同时心里都在默默准备着万一叫到自己时该讲些什么阿谀奉承的话。
十分钟以后，她回来了，喘着气，脸涨得通红，好像要窒息过去，怒气填膺，嘴里不停地嘟囔：“呸，这个浑蛋！这个浑蛋！”
大家都急于要知道底细，可是她什么也不说。伯爵再三追问，她才神色庄严地回答：“不，这和你们不相干，我不能说。”
大家围着一个大汤盆落了座，盆里飘出白菜香味。虽然经过了那场惊慌，这顿饭还是吃得很高兴，苹果酒味道很好，鸟先生夫妇和两位修女为了省钱都喝苹果酒。其他各位都要了葡萄酒；高尼岱要了啤酒，他喝啤酒有他自己的一套特别方法，怎样开瓶子，怎样让酒起泡沫，怎样把杯子歪举着仔细端详，都和别人不同。最后他把杯子高举到灯和自己的中间，细心鉴赏一番酒的颜色以后，这才喝下去。喝的时候，他那脸跟他所喜爱的饮料颜色相仿的大胡子仿佛也兴奋地颤动起来；他的一双眼睛斜盯着啤酒杯一眨也不眨。他生在世上惟一的职责好像就在于此，而他现在就在履行这个职责。简直可以说，他在头脑里已把浅色啤酒和革命这两大毕生爱好互相接近，甚至合成一个；因此他细品这一个滋味的时候就不能不想到另一个。
弗朗维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桌子的另一头用饭。丈夫像一个破火车头那样呼哧呼哧喘着，胸膛里抽进抽出这么多的气，是无法边吃边说话的；可是妻子，话却没个停止的时候。先讲普鲁士人一到本地时，她对他们的印象，随后讲他们的所作所为。她所以恨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害她花了不少钱，其次是因为她有两个孩子在军队里打仗。她特别爱跟伯爵夫人谈天，跟一位有身份的贵妇人说话，她感到荣幸。
后来她把嗓音放低，谈起一些不能随便说的事，她的丈夫不时地阻拦她：“弗朗维太太，你最好还是少开门。”不过她一点也不理会，仍旧说下去：
“是的，太太，这些家伙，他们不吃别的东西，除了土豆和猪肉，还是猪肉和土豆。不要以为他们多么洁净，他们才不洁净呢。恕我冒昧，他们到处拉屎撒尿。幸亏您没看见过他们操练，一操练就是整整几小时甚至几天，全都待在大空地里。老是向前走、向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这些人如果去种地，或者回到家乡去修路，那至少总还算不错呀！可是，太太，这些当兵的，对谁都没有用处，难道可怜的老百姓养着他们，就是叫他们什么也不学，光学会大批杀人吗！不错，我不过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老婆子，可是看见他们从早到晚老是踏来踏去，一个个都踏得个精疲力尽，我心里可就不免这样想了：有些人发明那么多的东西，为的是于人有益，而另一批人呢，吃尽辛苦却只是为了损害旁人，这难道是应该的吗？杀人总是丑恶可憎的事，不管杀的是普鲁士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波兰人、或是法国人。假如有人伤害了你，你就去报复他，这当然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受刑事处分；可是拿着枪大批屠杀我们的孩子，跟杀飞禽走兽似的那么杀，那就对了吗？如果说不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勋章奖给杀人最多的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弄不明白。”
高尼岱提高嗓门说：
“战争如果是去攻击一个与世无争的邻国，那么它是野蛮行为；如果是保卫自己的祖国，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那个老婆子低下头来说：
“是的，为了自卫而去打仗，那是另一回事。然而那些专为寻欢作乐而打仗的帝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都杀个干净呢？”
高尼岱的眼里闪出了火光，他说：
“女公民说得真好！”
卡雷·拉玛东先生陷入了沉思，虽然他一向狂热地崇拜那些声名显赫的统帅，但这个乡下女人的见解使他想到这样一件事，就是这么多的人手，废而不用，任他们坐耗国帑，这么大的力量没用在生产之地，如果一旦把它们用到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大工业上去，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财富啊！
这时鸟先生已离了座，走去和旅店老板低声谈话。那个胖子又笑、又咳嗽、又吐痰；听了对方打诨逗趣的话，他的大肚子快活得一起一伏不住地颤动。他向鸟先生订购了六大桶红葡葡酒，等春天普鲁士人走了再交货。
由于大家一天下来已经累得腰酸背痛，晚饭刚一吃完，就立刻都去就寝。
可是有些事，鸟先生却已觉察到有些蹊跷，他把太太服侍上床以后，便时而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时而又用眼贴着锁孔望，想发现他所谓的“走廊上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