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桐汉族，1926年出生，河北省安新县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2月，任兰州化工厂军代表。
1951年正式转业，在兰州化工厂任厂长。1952年，在甘肃省企业处生产科任副科长。1953年，任甘肃省计委处长。1958年，调宁夏任计委处长。1970年4月，任石嘴山钢铁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0月，调任5225厂筹建处主任。1974年4月，任国防工办副主任。1978年，任自治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自治区建工局党组书记、局长。1981年，任建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任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1986年离休。
我是河北省安新县人，生于1926年4月。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离休，参加革命49年。我这一辈子是紧紧跟着共产党，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死，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日本人不费一枪一炮就占领了安新县，我们村也进驻了日伪军。日伪军非常残暴，我亲眼看到他们杀人、烧房、强奸妇女，到处抓人修岗楼、修公路。当时老百姓的谚语是：“迈步上公路，抬头看岗楼，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就是说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没有一个村不被烧、不死人的。日本人占领安新县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苦，反抗情绪也很强烈。虽然我当时只有12岁，但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我的抗日思想却已经很坚定了。
1938年1月，我跟着共产党员刘特参加了抗日队伍，在冀中军区第四分区第四路第一团给团长当勤务员。4月，第四路攻打安新县城，我们一团负责阻击从保定来增援的敌人。说是一个团，其实只有200多人，而且大多是当地农民，缺乏训练，装备也很差，主要是土枪土炮，步枪也有但不多，子弹也不多，仗打得很艰苦，伤亡很严重，团长吕书元负伤，政委刘鹏寿、政治部主任刘九如都壮烈牺牲了。仗打完后，全团只剩下70多人。随后，第四路整编为独立第六团，我们团长任副团长。到年底，安新县委组织一些干部去开辟新区，要找一些本地人，我就到武装工作队去开辟新区，即安新县第五区，我任儿童团团长。开辟新区是非常困难的，日伪军控制得很严，白天根本进不了村，晚上睡在野地里，成天吃不上饭，因为睡在湿地上时间长了，很多人长了疥疮。为了开展工作，区委决定将经过劝说还坚持给日伪军干事的伪村长杀掉，其中一个就是我的亲姑父。伪村长被镇压后，我们的抗日政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后来工作就好做多了，因为给日本人据点报信的实际是我们安排的人。9月份，我和青年干事沙千里去区里开会，我们有些大意，在穿过敌人的一个据点时，被敌人发现了。那时我13岁，沙千里17岁，他跑得快，敌人就集中射击他，他中弹牺牲了。我钻进了苇子地，才侥幸逃脱。
1939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参加革命时，也没有明确的理想信念，更没有共产主义的概念，许多道理我还搞不清楚，但心里有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领导我们打鬼子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叫李凤霞，她知道的比我多，入党时很简单，入党也没填表，不公开。李凤霞介绍我入党时，说：“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代表穷人，要带领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就是这些说词。还有就是入党不能跟别人说，甚至家里人都不能说，其实我父亲、姐姐都是共产党员，大家互相不知道。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党有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做主而奋斗的，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之后，我被调到县里，担任县儿童团团长。
1941年2月，冀中军分区决定让各县的县儿童团长都到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同年8月，日本人调集7万多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使边区人民的生活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到了没吃没穿的地步，华北联合大学中学部也被迫停办。中学部300多人被分散到白求恩学校和晋察冀军区工业部的兵工厂，我们20多人被分配到化工一厂。这个厂子主要生产无烟药和炸药，厂子条件很差，工作非常辛苦，工人基本上都是从农村招来的女青年，没有文化。我上过大学，有点文化知识，再加上我原来在部队待了一年，在武工队待了两年多，又是党员，所以一进厂子就在硫酸班当班长。做无烟药和炸药必须有硫酸、硝酸，没有是不行的。当时，晋察冀根据地能制造出无烟药和炸药那可以说是奇迹，太不容易了，因为条件太差了。那时的工厂不像现在的工厂条件好，厂房就在山沟里面，是用土坯垒的平房，设备除了有一台压力机外，其他都是坛坛罐罐和大水缸。我们把有底和没底的大水缸摞起来，然后用管子连在一起，一共组成了11个塔制作硫酸，我们给这种制作方法起名叫塔式制酸法。接缝用石膏抹起来，可在生产中硫酸气把石膏腐蚀得开了缝，屋子到处都是烟，呛得很厉害。因为这样的情况，工人工作两到三年，没有一个不得气管炎的，有的人甚至得了肺病。后来，工厂改为6小时工作制，即使这样，下班后工人躺在地上还喘不过气来。有些人就要求到前方去打仗，厂长批评说：
“这比前方打仗还重要，前线没有子弹、炸药、手榴弹能行吗？”1944年，我得了肺结核，那时得肺结核（俗称痨病）十有九死，当时盘尼西林非常短缺，领导对我特别关照，给我用了盘尼西林。在医院住了20多天我就不吐血了，加上伙食在医院调剂得也好一点，我挺过来了。但肺结核真正治好是在1950年，那年我的肺结核病二次发作，住了7个月的医院，用了链霉素、雷米芬等药才算治愈。
到了1942年，边区的生活更加困难。我们工业部的各厂都断了粮，我们就吃黑豆、野菜和树叶。黑豆本是喂马的饲料，但就是黑豆也吃不饱，吃黑豆时间长了，人都拉肚子。这一年的冬季没有发棉衣，我们穿的衣服被硫酸气腐蚀破得用针线都缝不起来了，只好用麻绳捆起来，这真是叫吃不饱、穿不暖。当时，晋察冀军区唐参谋长来厂里视察，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感动，他答应给我们解决粮食和衣服。后来给了我们一些绿豆和工作服。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人们依然很乐观、很努力地工作，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到了1944年，我们厂子一个月能制造出上万发的手榴弹、5万多发子弹，生产的炸药、子弹、手榴弹基本满足了晋察冀边区军队的需要，还供给一部分民兵，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说实在的，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说什么也挺不过去的。
1943年4月30日，工业部打来电话，通知说保定来的敌人可能要偷袭化工厂，要求我们立即坚壁清野，迅速转移。我们把能坚壁的设备坚壁好后，天已经黑了。连长让刘排长和我出去侦察敌情，我们出工厂走了3华里就碰到了敌人，返回去报信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就打了两颗手榴弹，一方面阻止敌人前进，更重要的是为厂里送信。我们回到厂里后，连队已经转移到山上去了。敌人占领了厂子，同时占领了制高点白驼岭，包围了清虚山。天亮后，上面通知我们到红草洼集合，两架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侦察，白天已经走不了了，我们一直等到天黑，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转移到了红草洼。清点人数后，连长张德耀分析了敌情，说我们已经在敌人的包围圈内，不能集体行动了，大家化整为零，分散转移。我和韩润卿、张宗奇等8人钻到了一个山洞里，我们排长季刚和苏更民、李金章在另一个山洞里。天亮以后，敌人开始搜山，苏更民也是硫酸组的，因为做硫酸，他的气管不好，经常咳嗽，一咳嗽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枪往洞里打，打不着，就弄了很多柴草堆在洞口烧，苏更民、李金章硬是被呛死在洞里，排长季刚冲出山洞后，被敌人刺倒后抓去了。我们8个人在山洞里整整蹲了5天，没吃没喝，敌人撤退后，我们才出来。这次扫荡，我们连队牺牲了4人、被俘2人、失踪1人，工厂被夷为平地，烧得光光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