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杏绯又名曾瑜。回族，1911年出生，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共党员。
从画70余年，以工笔没骨花卉见长，尤其擅画牡丹。作品参加过全国第三、四、五、六、八届美展和百年中国画大展，作品被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中国当代女美术家作品选》等大型画册，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周总理纪念堂、宋庆龄纪念堂及外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文史馆收藏。1984年出版《曾杏绯花卉作品选》，1998年6月出版《曾杏绯作品画集》。作品在宁夏历次评奖中均获一等奖。
1986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授予“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0月，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民族百花奖”第五届民族作品展览组委会特授予“民族杰出美术家”称号。
她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宁夏分会名誉主席、宁夏书画院名誉院长。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被华夏美术出版社和中国当代美术家作品集出版社组委会命名为“国宝级艺术家”，其艺术传略收入国内各种艺术家名人辞典和日本出版的《中国当代美术家名鉴》。
1911年3月26日，我生于江苏常州。我的家庭是个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家庭。我祖父是秀才，但没有职位，一辈子守着曾祖父传给他的房产过日子。到我父辈，家业已日渐衰败。我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在南京政府财政部当科员。我母亲生我兄妹二人。我5岁时，母亲病逝，父亲再婚携继母外出自过。我和哥哥完全由祖父母抚养。我渐渐长大，看到别人家的孩子上学，也很想上学。但我祖父思想比较保守，不许我们上新学堂，只准在家念书。于是，他联络附近的十几个孩子，加上我们兄妹二人，在我家请老师办私塾。私塾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中庸》《大学》等，只读不讲，今天老师领读，明天我们就要背诵，背不出来就要挨板子。有一次我因没背熟，想偷偷看书，也挨了三板子，以后就咬着牙死背硬记，再也没有挨过打了。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许多亲友都劝我祖父让我们到新学堂去念书，我就到常州女师附设的小学班插班上初小二年级，直到初二。这时，我非常喜欢学校的图画课，我的图画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许多同学的图画作业都求我来做。可是1928年我因为患童子痨而辍学，我瘦骨嶙峋的样子，吓坏了祖父母。他们请来了算命先生为我算命，说是只能活一年，这更叫祖父母不安，对我的活动严加控制。祖父母让我在家养病，不让我出去找同学玩。我只能在家里寻找乐趣。好在我从小就喜欢那些千姿百态的花卉，便成天以花木为伴，在花园里栽花种树、打枝浇水、看花画花。这美丽的大自然不仅补偿了我幼年失去的母爱，竟还治愈了我的痨病。一年后，我的身体大有好转，祖父母看我这么爱画，在我16岁时便送我到常州有名的国画家徐凤林处学画。徐老先生长于人物画，而我酷爱花卉，一年后又拜著名的辉南田画派没骨花卉画家蒋志明为师，学画三年。
蒋老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他说话不多，总是把一些画稿交给学生去临摹。光是勾画稿就勾了一年。一年只描稿子不上颜色，一直画到花和叶子都有立体感时，才学上色，第三年才让独立作画。老师一摞一摞地给你，你得一张一张地描出来，真不是件轻松的事。十几个学生中，有些人早就不耐烦了，总想找机会休息一下，我就一个劲地画呀描呀。我性格好强，要学就要学出个样子，常常一坐就是八九个钟头。交给老师看时，心咚咚直跳。老师不说话，只用点头摇头来表示他的看法。当我看见老师对我的稿子点头时，一切辛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从老师的眼神里看到了老师对我的赞许，我便更加用功，更加迷恋花卉创作，我的没骨花卉的厚实功底，也就是这样苦练打下的。后来，老师干脆将我的一些作品署上他的名字，这样，我的作品得到朋友们的称赞，结业的时候我竟小有名气了。有一次，我父亲把我的画拿去送给他的朋友华主任，这位华主任喜出望外，赞不绝口。从此，我父亲的同事、亲友求画者甚多，应接不暇，我便终日伏案应付。祖父母怕我累着再次犯病，埋怨父亲多事。后来华主任出了个主意，他请了几位有地位的社会要人签名介绍，登报声明要收取润资。这样，一来可以挡一挡求画者，二来也可增加一点收入。后来，父亲让我好好画了几幅画交华主任送人，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邵力子、叶楚昌、马福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5人，他们联名在报上发了启事，不想这件事对我以后的生活起了转折性的作用。
马福祥看了画非常赞赏，而且还让华主任带话要聘我到南京给他夫人做家庭绘画教师。我自己不想当这个家庭教师，但我父亲坚持要我去，我无法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好顺从。
1930年，我开始了家庭教师的生活，干了两年，我的绘画技巧又有所提高，艺术水平体现在教课的示范作品中。开始时我很想家，也不习惯这种生活。日子久了，觉得自己学的东西都用上了，给别人讲的过程中，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心里也很高兴。
马福祥夫人马书城很喜欢我，就为她的弟弟马季康做媒，把我介绍给了马季康。1932年夏天，我与马季康在南京结婚。季康为人正直、善良、厚道。因此，婚后我心情很好，常常画画，小时候那种想留住春天，让花朵永不凋谢的梦想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可是，我和千千万万旧中国的妇女一样，要面对生活、家庭、孩子这些课题的考验。现实生活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作为家庭主妇，我要料理家务。过去在娘家，一切有祖母操心，现在得从头学起。1935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更是弄得我措手不及，不可能一心一意地画画了。孩子一岁多时，高淳县闹灾荒，卖儿卖女的站满一条街，接连几天，我发现有个比我儿子大些的女孩老在我家门口跟我儿子玩，一问她爸爸妈妈她就哭，只说她叫冬冬。大家议论说可能是逃荒的人家丢下的，劝我领上。看着孩子可怜的样子，我的确不忍心不管，只好把她留下了。可我自己的孩子还那么小，已带得够苦的了，何况又增加一个。更不幸的是，我先生因怀才不遇、失业潦倒而染上了鸦片瘾，家庭生活一步步艰难起来。
1936年，我们离开高淳县到南京暂住。不久，季康随朋友到广州去找工作，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常州娘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我想到广州去找季康，而家里的长辈和我哥哥都觉得广州太不安定，主张我到陪都重庆去躲一躲，我的婆母、兄嫂都在那里。我们一路坐难民车、难民船，历时一个多月才到达重庆。不久，季康在广州工作无着也到重庆来了。一大家人只有兄嫂有点收入，生活十分困难。无奈之中，由邻居介绍我到附近于学忠家为其女儿做家庭绘画教师，略有补贴。
1939年5月11日，这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家的所在地重庆南岸弹子石被日机炸成一片瓦砾。我们没有了安身之处，除了身上的衣服，别无所有。我的那些画具及画稿（即使逃难我也没舍得丢掉）全被烧光，我的心痛上加痛。我们只能钻稻草窝过夜，幸得那位姓于的学生家送来衣物，帮我们渡过难关。婆母和我们扶老携幼又逃往隆昌亲戚家住了一段时间。1941年，我们在四川绵阳有了第二个孩子，更增加了一层艰难。我们只能买稗子和碎米充饥，买菜根本谈不上，买一碗酱要吃一星期。现在回想起来，在绵阳的那几年真不知是如何度过的。
1941年，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又从绵阳前往平凉，投奔季康的弟弟马汝邻。当时，汝邻在平凉任陇东师范学校校长，他安排季康在陇师教书，我亦在平凉女师和女中任美术教员。
在平凉，有幸认识当时画坛颇有名望的国画家赵望云。他看了我的画后很是称赞，并鼓励我举办一个个人画展。我当时拖家带口，经济拮据，办画展谈何容易，更何况那样的社会环境，一个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年轻女画家的画展，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马书城得知我的艰难情况后，带信要我带孩子来宁夏住。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47年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银川。到银川后，开始与马书城住在一起。但我因为家境拮据，无力应酬，又不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常遭人白眼，总觉低人一头，寄人篱下的滋味使我内心痛苦不堪。为此，我毅然从马家大院搬了出来，自己独立生活，我家的生活主要靠我在宁夏托儿所附设的妇女识字班代文化课维持，直到宁夏解放。
解放前夕，马书城离开银川时，曾劝我一起同行。但我一心向往自由，觉得再穷再困难还是自己过自在些，所以拒绝了与她同行。
1949年8月，兰州解放。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季康陪着一个陌生人拖泥带水地来到家里。季康简单地告诉我说宁夏快要解放了，他是和谈代表，回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做牵线搭桥的工作。他很快又与那人走了。我怀着喜悦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盼望着。半个月后，即9月6日，季康随着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和谈代表回到银川，开始和平解放宁夏的谈判工作。当时，我虽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但从季康的言谈神色里，我感受到新生活即将开始，季康是在做一件大事情。
9月26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入城仪式。我和银川人民一道，举着红旗欢迎解放军。紧接着，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季康很快戒掉了烟瘾，完成接管工作以后，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使他得以发挥才能。我当时的那种喜悦心情的确无法形容，也为这个原因，这一辈子无论何时，无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流言蜚语，我心里对党一直保存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共产党救了季康，也救了我的一家！我的一家，是从解放这天得到新生的！
1950年冬天，我被妇联选为出席第一届西北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大冷的天，我带着刚三个月的孩子到西安去开会，有些好心的同志觉得我的孩子太小了，劝我不要去了，而我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怎能不去呢？代表们坐的是卡车，大家筑成一圈人墙，把我和孩子围在中心，即使这样，孩子的尿布还是结冰了。虽然这么困难，但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义，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从西安回来以后，1951年组织上派我参加教师训练班。训练班结业后，省妇联海涛同志把我调到省妇联工作。解放前宁夏各族人民长期受地方军阀马鸿逵的统治，妇女更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妇女解放的工作艰巨而繁重。其他年轻同志常常下乡，因为我年龄大，孩子又小，常常留守机关，包揽全部机关事务，还常常举办各种训练班。
1954年，我作为少数民族参观团宁夏代表团成员，到南京等地参观时，我迫不及待地请假去常州寻找冬冬。听二婶说她顶替婆婆进了纺织厂。母女俩像是有一种心灵感应，离开时，她还是个8岁的孩子，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在厂门口见面时，互相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她含泪诉说了别后的种种苦难，我陪着她也一串一串地掉泪，当得知解放后她家庭幸福，生活不错，爱人待她很好时，我几十年的牵挂总算放下了。
妇联的工作是繁忙的，但繁忙中艺术的花朵也在我心里萌芽了。以前苦难重重，生活不安定，我只能把对艺术的求索深深埋藏在心底。现在好了，乌云散去，我怎能不画呢？但当时共和国刚刚建立，各种事业千头万绪，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而我不可能全力投入绘画创作，我对新生活的喜悦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无论什么工作我都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做。那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恢复了绘画创作。但因孩子小，家务重，下班回来料理完家务，把孩子安顿睡下已是深夜，只有这时，时间才是属于我的，我摊开画纸，调好颜色开始画画。我把我对新生活的感受、我的激动心情都融入了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