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新回族，1931年出生，宁夏西吉县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宁夏泾源县泾北区委副书记、书记，泾源县监委副书记，泾源县人民法院院长，泾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泾源县委书记兼泾源县县长，固原地委常委，固原行署副专员，自治区纪委副书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委主任，中纪委委员，自治区纪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31年，我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今年81岁。旧社会我家三代贫苦出身，九口人种三亩地，加上国民党抓兵要款就像牛毛一样，负担太重，生活很艰难。我父亲弟兄三个，三叔被抓去当兵，二叔过继给别人，家里只剩父亲一个。我有弟兄三个，哥哥不满15岁就开始给人拉长工，一家人靠父亲卖油挣点钱维持生活。我5岁时，过继给别人的二叔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二叔被抓后，父亲决定去当兵，以换回二叔。这时候，三叔从国民党部队跑回来，但看到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维持生活，只好又去换回父亲，因为如果把父亲抓走，家里生活的就断了。
到了1935年，家里实在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父母把我奶奶托付给二叔，带着我们母子逃难到了宁夏西吉县白崖乡，借住在别人的一间草房里，靠收野外生长的胡麻榨油换钱维持生活。就这样过了两年。之后，我家买了头毛驴，租别人家房子住。1937年，我大哥又被国民党抓走当兵，国民党还天天上门要款，无奈把毛驴卖了。后来，我父亲也要被抓去当兵，就是当时所谓的“父子当兵”。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这时海固回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兵款太重，老百姓承受不了；二是国民党兵纪律很坏，在农村奸淫妇女；三是国民党兵不尊重回族宗教信仰。另外，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海固地区，红军的严明纪律与国民党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老百姓反抗国民党的种子。当时，回民中传唱着“红军好，红军好，红军不害老百姓”，老百姓觉得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由于这些原因，海固回民起义以燎原之势发动起来了。现在想想，那时候起义的人数是不少，有3万多人，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党的领导，缺乏政治远见，而且农民们家庭观念、乡土观念浓厚，不愿离开家乡。起义失败后，马思义对大家讲：“现在愿意跟我去陕北延安的，就跟上我出发，投靠共产党，不愿去的就各讨方便。”当时，跟随马思义去的有500多人，我父亲也跟去了。
当时我还不到10岁。父亲走了，家里没办法生活了，住在村子边上有个叫马连彪的老汉对我们说：“你们娘几个赶快走，你们走后，他们（国民党）就没办法上门要款了。”于是，1941年，我10岁就出门给人家拉长工。当长工没有工钱，我也不敢向人家要，就是人家给点粮食让全家人吃饭。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拉长工时，人家给的燕麦馍馍都放坏了，长了毛才拿给我吃。1945年夏天，从陕北来了个人托村上的人带话，让我晚上到山上的废窑洞，说有我父亲的音信，我当晚就去了。这个叫马生荣的大叔给我说：“你大（父亲）在陕北，托我把你们带到延安去，你不要收拾东西了，啥也别拿了，现在就跟我走。”其实，说收拾东西，我还哪里有什么东西！身上就一件破袄子，炕上就一个烂被子。当天半夜我和母亲就跟着马大叔走了，天亮就到了白崖乡的边界上。这时候，马大叔说：“天亮了，不能再走了，你们在树林里躲起来，等天黑再出来，我去找点吃的。”一直等到天黑，他拿着吃的回来了，我们吃了一点，喝了点水后又继续走，走了一夜。第二天白天躲在一个车马店喂牲口的棚子里，晚上又继续走。马大叔边走边给我交代周围这个叫什么庄子，那个叫什么村。如果有人问就说到这个村子里找亲戚；如果有人挡的话，他就在我身后，因为他身上带着一支手枪。不过一路顺利，没有遇到什么人阻拦。走了几天，到了甘肃环县，那里有回民骑兵团的十几个战士在等我们。在环县休息了三天，我们骑马开始往延安进发，到了回民骑兵团的驻地延安西华池，见到了父亲。因为我年龄小，被安排在连队当通信员。当时，马思义不在，他去抗大学习去了。杨静仁是我们的参谋，当时叫杨仁，我们还是个娃娃，经常私下开玩笑，叫他“洋人”，把他当外国人。杨静仁在延安民委工作，在骑兵团只是兼职，过来的次数不多。马克当时是文化教员，后来任宁夏军区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
1946年马思义从抗大回来后，就把我调到团部给他当勤务兵。这时候，部队要出征，还抽调了一部分地方干部，骑兵团的老人、孩子也都一起出发了。为什么要出征？是因为王震的部队在中原被敌人包围了，派骑兵团去牵制国民党的部队，掩护王震部队突围。因为骑兵团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便于掩护，所以带一些地方干部去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部队出发以后，在泾源县老龙潭和敌人打了一仗。我们的电台被打坏了，连地方干部在内一共牺牲了七八个人，其中骑兵团牺牲了三个排长。由于国民党地上有骑兵、步兵，天上有飞机，加上当时泾源的泾河水很大，过不去，也走不了。这三个排长就是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牺牲的。电台打坏之后，与边区和王震部队都联系不上了，部队只好返回陕北。
我退休之前，有一些回民骑兵团的老战士找到我说：“你现在官当大了，能不能在老龙潭给建个烈士陵园？”我给民政厅的厅长讲了这个情况，他们给泾源县拨了两万元建园款，但由于种种原因烈士陵园没修成，就在老龙潭立了个碑。前几年，由于泾河的水干了，三个排长牺牲的附近的河底下挖出来当年用过的机枪，木头已经朽了，枪管还没朽完。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给泾源县委的人打电话：“这个机枪你们不要丢掉了，这是文物，泾源文化馆要收藏就收藏，要么就交到固原或者自治区收藏，这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不知道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我也再没有过问。
回民骑兵团当时有100多匹马，我们这些娃娃和家属就给部队喂马，后来马多了，喂不过来，又给庆阳分区给了一些，自己留了一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后，部队要转移了，就把我留在地方上了，留下的都是一些娃娃和老人。胡宗南部来了以后，我们一直过了黄河，待了两三个月，贺龙的部队也上来了。我干的工作就是为随军的家属服务，担个粮、挑个水之类的。
1947年，马鸿逵配合胡宗南的部队进攻边区，与马思义率领的骑兵团打了一仗。马思义的兄弟骑兵团一连连长马思贞牺牲了。那时我父亲是二连连长。那一次非常危险，马鸿逵是一个整建制的骑兵团，盘踞在庆阳城。他们骑的都是大洋马，白天出来抢老百姓的粮食，抢年轻妇女，晚上就钻到庆阳城里不出来了。我们决定打马鸿逵的部队。我们回民骑兵团说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连，100多人，还有三边地区的八团和一个独立营，这三支部队合起来准备打庆阳城。但是，部队进发时，由于我们是骑兵，速度快，把另外两个部队甩在了后面，没有跟上，结果在庆阳塬遇到马鸿逵的骑兵，就打了起来，马鸿逵的骑兵冲了两次，两次都被我们打回去。据俘虏讲，因为他们冲不上去，他们团长把连长都毙了。因为我们两个连只有三挺机枪，子弹也不多，一个人手里只有十来发子弹，我们也快支持不住了。骑兵团一连连长马思贞和我父亲商量：“不行了，现在撤退吧。”他们向马思义汇报情况，马思义不同意撤退。最后决定，骑兵变步兵，在庆阳塬上把马拉下沟去，人上到塬上，这样以守为攻。马思贞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正在危急时刻，八团追上来了，独立营也上来了，八团的装备好，肩膀上架着机枪打，这就把马鸿逵的骑兵团收拾掉了。
战斗结束后，在马思贞的葬礼上，马思义说“：你们这些娃娃，都去教导队学习去。”我们就被送到陇东工委政治教导队学习了。其中有马思忠和我，彭阳的海正明，西吉的马国璋，还有李生福。陇东工委当时有三个学校，一个党校、一个军事教导队、一个政治教导队。我们在政治教导队学习，在那里一是学文化，二是听政治形势报告，三是开诉苦会，激发斗志，树立人生观。1949年2月，我进入教导队，张仕儒是我们的班长。
回顾我成长的过程，刚到边区的时候，由于年龄小，还不懂什么道理，只想着有碗饭吃，不饿死就行了，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更没有共产主义信念。到了部队以后，讲抗日，讲解放老百姓、解放全中国，通过学习，自己的人生观就逐渐树立起来了，也有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这是个逐步学习、逐步理解的过程。1949年5月，我就入团了，那个时候入团都是保密的，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谁是团员。
1949年7月，解放大西北开始了。我们随着部队出发，为部队准备粮草，动员群众。我们陇东工委政治教导队2000多人都被分配到从平凉一直到西海固地区的地方上工作。我们先接管的是隆德县政府，留下十几个人以后，又接管了甘肃静宁县，后又接管了西吉县。1949年冬，我们在西吉县收缴枪支，组织武工队开始剿匪。南华山、月亮山、烂泥河那里土匪很多，我也被抽调去剿匪。我们穿上便服去侦察，发现哪家有人当土匪，晚上就去抓。那时候党的纪律严，抓住土匪不许打骂，不许虐待，关上十几天就放出去了，政策确实很宽大。有时候，我看到这些土匪被抓后又很快就放了，也很生气。老百姓对政府也有意见，他们编的顺口溜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土匪实际上就是抢钱财，一般又不伤害人，只要老百姓不反抗，他把钱抢了就走了；如果老百姓要反抗，就打上一顿，或者把老百姓捆起来，一般不杀人。土匪自己也编顺口溜“：进班房，避闲呢；戴脚镣，耍环呢；进食堂，过年呢。”所以土匪治不住，六盘山泾源县附近的老百姓出门都提心吊胆的。泾源县公安局派人去平凉领服装，土匪把三个去的人打死，东西全抢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