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这些古迹都是外星人留下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奇妙无穷的河洛图也是出自于外星人之手。
汉代的孙安国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洛书者，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这告诉我们河图和洛书是在部落首领伏羲王在位的时期出现的，而且它们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动物身上发现的。虽然此话不可完全当真，但所有的文字记载都把河图和洛书说成是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发现的。应该说，这两幅图分别出于两人之手。然而，河图与洛书之间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联系。
汉代的刘歆说：“《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其意思是说，从河图演化出来的水、火、木、金、土阴阳五行与从洛书演化出来的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八卦相互联系、交叉、不可分割，形成一个观察世界、反映世界的整体，以致历代大哲学家将这两图奉为包罗万象的宇宙图式。
河图与洛书清代著名经学家江慎修（1681~1762）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河洛精蕴》精辟地论述了河图、洛书与阴阳、八卦、五行的关系和它们在诸多领域中的运用。该书自序中的开场白最能说明他的观点：“天不爱道，地不爱宝，河出马图，洛出龟书，天地之大文章也。天以光气昭烁于三辰，地以精华流衍为五行，其为文章也大矣。复假灵天神物，出天苞，吐地符，示之图焉。倍五为十而显其常，又示之书焉。藏十于九而通其变，常者具无穷之变，变者毕自然之常。参伍而列，错综而居，天地不自若其妙道至宝，所以牖圣人，而启其聪明，发其神智，又将有不尽之文章于是乎起也。”
清代的胡煦在他的《周易函书约存》一书中写道：“《河图》之象，不独生成合也，而奇偶悉合。《洛书》之象，不独生成分也，而奇偶亦分。藉今当日，或只出一《洛书》，或只出一《河图》，伏羲即徇齐天纵，恐必无以窥天地之奥，明分合之机，察体用之微，而用以为画卦之资也。何也？无《洛书》之分，则无以显《河图》之合，无《河图》之合，无以显《洛书》之分。伏羲于此二图，看出一合一分之妙，则一体一用，一先天一后天，判如矣。圣人之道，体用一如，显微无问，皆此二图各具之妙，相形而互见者也。故四圣继天开道，率本此而莫之外也。”
“《河图》既为先天，先天所配，即属未发之中，则看图之法，但当玩其浑沦周匝，万理静含，合而未分，全无倚著，与未发相似，然后可耳。岂宜动著丝毫，如拆补之说耶？今观《河图》，不过自一至十之数耳。然数一也，而奇偶殊矣。奇偶易察也，而多寡辨矣。多寡易详也，而奇偶所列，各各相因，内外相钳，各不同矣。又且生成之数，各有合而不分，生成之象，各有居而无缺矣。此则《河图》自具之妙，即象而存，而其蕴无穷者也。然非从合处留神，乌得而审诸？”
“其一须知奇偶各个相连，盖一奇生于北内，三奇长于东内，七奇盛而出于南外，九奇尽于西外。二偶生于南内，四偶长于西内，六偶盛而出于北外，八偶尽于东外。凡生而未盛者皆在内，已盛而就终者皆在外，是亦生数在内，成数在外之义也。其中有奇偶相连之妙，有内外微盛之象，有上下定位之秘，有根阴根阳之旨，有循环不息之机，故伏羲所画，悉则其图而为之。今新订循环太极一图，实兼二图之蕴，而用以显则图之妙者也。不知其为先天，不知其妙在合，安得不认为有体有象，而倡为拆补之说乎？”
“《洛书》中，阳数居正，而阴数居偶，以万物生于阳而成于阴也。其生成相问而各居，则内外之体别矣。其奇偶亦相问而各居，则阴阳之体又别矣。凡皆于分处示之象也，然非有浑沦相合之《河图》，立乎其先，亦何由而知为既分者乎？”
总之，河图、洛书，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既变化无穷，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不论是以此推论出来的反映宇宙万物、自然环境、社会现象、人世百态的各种八卦图，还是方士们揭示人体奥秘的阴阳太极图，似乎都存在着一种极微妙的逻辑流变，有着贯通不息，整体性很强的效应，真如天地之势如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地之动如链，环环相接，不失一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