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只是从狭义的语言符号概念出发的阐述。如果从广义的语言概念来看，语言不仅仅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还可以用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如从云彩变化可以认识到气象的变化；如在月亮周围出现了光环，就说明不久要刮风；柱子下的石墩出现了潮润，就说明不久要下雨；目前各种气候迹象说明温室效应的存在，这是由于人类和自然的不和谐相处而造成的，为了保持地球的自然状态，人类就要改变过去对待地球的方式，要与地球和平相处才行；从人体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如一个人打哈欠，就说明想入睡；一个人流鼻涕和咳嗽，就说明可能感冒了。
医生不需要病人叙述身体情况就可以告诉你的病情，因为医生可以从皮肤的颜色、说话的声音、心脏和脉搏的跳动了解一个人的病情。可见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的符号系统。
地球上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当我们用母语去理解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如果有误，就可能以讹传讹，甚至形成历史上的笑话，争来争去，几百年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就出在不了解语言的不对等性这一个特点。语言的不对等性是指从一种语言翻译出另一种语言时，无论词语或单句两者都不是绝对对等的。例如：桌子就不等于table，因为table除掉具有“桌子”的意思外，还具有表、铭文、高原等许多不同的意思。比如：time table（时间表），the twelve tables（罗马法典），table‐land（高地）等，而“桌子”无法构成上述含义。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一般词的意思。即使外在的意义相同，而内在的意义也可能不相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会造成错误。例如“个人主义”这个词，汉语的意思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的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见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所以我们是不提倡个人主义的。而英语里的对应词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其意思是：美国人在美国熔炉中所提炼出来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独立、进取、改革和民主的精神；强调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强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还强调统治者的权力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可见美国是提倡个人主义的。有些批评家由于不了解语言的特点，一看到英语里的individualism 就会用汉语里的“个人主义”来批评，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不注意纠正，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这种情况就是由于语言的不对等性造成的。特别是一些哲学上的名词，弄不清原来的含义，自以为是地解释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场面。
在把一种文字转译成为另一种文字时，特别在译诗歌时最容易遭遇非对等性问题。当年严复先生翻译诗歌时也遇到一些类似问题，从而了解语言的非对等性，他认为如果一句一句地对译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翻译一首丁尼孙的诗时，先把原诗融会贯通，再用汉语根据原诗的意思一气呵成。当然，我并非认为诗歌一定不可翻译，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语言的非对等性和译不准原则。因为你如果想把诗歌和其他文章翻译得无论在内容上或技巧上和原文一模一样，那是很难办到的。我们不妨举一些诗句作为例子。英国文学史中的怪人阿历克山大·波普（1688-1744）曾经用诗歌写下了他的不朽着作《批评论》，我们现在引用其中两句来探讨有关的原则。
A needless Alexandrine ends the song，That，like a wounded snake，drags its slow length along.在一般情况之下，这两行诗句可以译成：“没有必要的阿历山大诗体的诗行结尾，就好像受伤的蛇拉着长长的身体爬行。”这里的译文只是从原意着手，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翻译得和原文一模一样。因为波普在这里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诗行结构和特殊的修辞，也就是说他在这里下了工夫的。第一行，他有意用五步抑扬格，而第二行他又有意用了阿历山大六音步诗行。他的目的是批评阿历山大的六音步诗行。用五步抑扬格写出的“没有必要的阿历山大诗体的诗行结尾”很整齐，而用阿历山大六音步诗行写出的“就好像受伤的蛇拉着长长的身体爬行”，从英语角度来看，这一行诗句本身就显得冗长而又乏味。可是，在汉语的译文里我们是看不出作者原诗特点的。
语言的歧义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美国着名诗人（后来入英国籍）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在他的一首诗《大教堂里的谋杀》里曾经提到一件事情。远在12世纪时，英国亨利二世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间发生了矛盾。亨利二世讲了一句话：
...rid me of the meddlesome priest...
这句话的意思是：“替我摆脱掉这个爱管闲事的教士”。但是这里的“摆脱掉”这个词并不一定是“杀死”的意思。再从英语来看rid of 的意思是“摆脱掉”。除掉这里所说的意思，其实应该看到这里只不过是亨利二世在不愉快的情况下说的一句气话，并不意味着要杀死大主教。可是，他旁边的四个骑士以为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为了讨好亨利二世，他们就杀死了这位大主教，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可见，对语言的了解不是很容易。
再回过头来看汉语，现代汉语有十大方言。我们来看一个吴语的例子。上海人常常讲“要学会做人家”，一般以为“做人家”的意思是“小气”。所以无论在北京或广州都会听到有人说“上海人会做人家”。他们的意思是指“上海人很小气”，因此就形成了对上海人的偏见。其实，“上海人会做人家”的意思是：上海人既不占别人便宜，也不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这是上海人的一种处世哲学，而且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处世哲学，结果被很多人误解了。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即使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也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的不对等性是存在的，而且语言在不同的时代就可能出现不同的意思，出现各种各样的歧义并不奇怪。
所有以上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运用语言。在运用语言时又要注意如何使自己的语言起到作用。要使自己的语言起到作用，就需要理解语言力，因为语言力在语言的使用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就是谈谈语言力学的问题。
语言力与语义以及人群的集体无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就说佛教的禅吧，不了解禅的人自然对禅没有印象，但是一听到对禅的解说情况就不同了。人们知道了禅的意义是弃恶，是摒弃一切外在事物、自观身体的内在精神，而且在修炼之后就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就是语言力表现出来的意义，因为他们提倡的是乐在禅中，坐禅的人无所求，因为有求皆苦，而无求皆乐。通过渐悟，最终达到大彻大悟。人群的集体无意识都希望消除灾难和痛苦，达到幸福。这样，语言的意义和人群的集体无意识结合起来，就可起到不可估计的效果。
在历史中出现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相互之间的批评和指责，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忽视了求同存异，只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不同。
从语言力来看，只看到相互之间的不同，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就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样自然就会产生斗争。如果能够看到相互之间相同的地方，就可以进行更好的合作。语言力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就看如何运用，它既可以用来相互制约，也可以用来相互合作。比如有些人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势不两立的，除了殊死的斗争，别无他法。其实在我们中国，尽管提倡无神论，认为各种有神论都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对各种宗教都非常尊重，认为宗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这样唯心主义的宗教和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就起到求同存异、相互合作的功效。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功效，语言力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语言的另一个问题是语言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各个民族的语言不同。这里存在着一个普遍语法。人类对语言的认识是缓慢的，尽管人们都可以自由地用语言交际和写作，可是对语言的形成、语言的真正意义却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语言呢，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定义也是简单化的。特别，人们只知道如何使用语言，而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语言。对这个问题发问的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提出这个问题时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正是乔姆斯基提出了这个问题后，语言学界开始了一场革命。关于普遍语法的问题就是从这场语言界的革命而起的。
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理论的问世，在人类的历史上迎来了语言学的春天。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并不是仅仅研究一般的句法，而是解释为什么在人类大脑里存在着普遍语法，以及什么是普遍语法。为什么在每一种语言里都会存在相似的句法。尽管他的论点值得商讨，他的结论还不够成熟，而他在语言学领域的革命精神是值得赞叹的。
50多年来，语言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许多重要的成就，出现了不少的学派，特别是语义学、语用学和句法学开始鼎立于语言学界的三大部分。语义学、语用学和句法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研究其中的任何一门，都必须涉及其他两门。因为语言学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任意分割就会破坏语言的整体性。所以在研究这些学科时，既要注意其整体性，也要注意其差异性。在这之前，学者们常常孤立地看待语言学，比如把语言仅仅看成是斗争的工具，或者把语言看成仅仅是交际的工具，现在看来就显得片面。
其实，语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是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是世界历史的凭证，是一切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斗争性和交际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目前对语言的认识还很肤浅，但随着语言春天的到来，距离语言吐艳喷芳、万花争妍的时代就不远了。
语言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绝对不是上帝在制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在他们大脑里设定语言区后而形成的。看来倒是夏娃偷吃了智慧果以后才从朦胧之中觉悟，领悟到语言的重要性，同时也可看出撒旦语言对夏娃的诱惑力，魔鬼和魔鬼的语言不可以等同。世界有许多人种，人种的皮肤颜色不同，而基本形状是一样的，既没有三条手背的人，也没有天生一条腿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当然就属于怪胎了）。所有人的人体结构和内脏器官是相似的，这是人体演化的结果。世界上的民族、种族以及部落人群都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和文化，甚至于在同一个部落里就有多种语言，发音不同，书写不同，语法不同。不同语言的人要想交际就需要有人翻译，或者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因此学者们考虑，在人类的各种语言中是否存在着普遍语法呢？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全世界有几千种语言，是不是语言也像种族一样，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但是所有种族的人体结构是相同的，那么几千种语言虽然不同，是不是语言内在的普遍语法是一致的呢？乔姆斯基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也是这个问题。
在讨论到语法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考虑逻辑的问题。因为逻辑里的概念、判断以及推理和语法有很大的关系。从传统语法来看，句子的主谓语结构、各种词类的相似就属于普遍语法的范畴。
但是乔姆斯基把传统语法发展到句法结构。这就好像形式逻辑一样，形式逻辑已经探讨了一般的逻辑思维形式，可是数理逻辑的出现就发展了形式逻辑，而且推进了其他科学的发展。乔姆斯基提出句法结构的设想同样把传统语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换句话说，句法结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语言的结构。但是，这种句法的结构化的确推动了其他相关科学的发展，这是值得探讨的。
这样的解释仍然是不够的，所以要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普遍语法。全人类存在普遍语法吗？中国人称为“狗”的动物，英国人称为dog。这种称呼是任意的。形容词可以修饰名词等，由词和词组成句子，由句子和句子组成段落或语篇，总体看具有共同性。但是句子的结构不一定相同，因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习惯不同。
上个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自问世以来，一直活跃在语言学界，从而掀起了研究普遍语法的浪潮，而且启发了许多学者，大家纷纷提出各种新理论，诞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学派，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理论。除乔姆斯基对转换生成语法的不断改进外，还出现了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关系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以及乔姆斯基近几年来提出的《最简方案》等。在这50年间，理论不断的发展和翻新，目的就是一个：寻找人类的普遍语法。他们认为，所谓普遍语法不是表层结构（ss），而应当是从深层结构（ds）所表现出来的语法。他们还认为，普遍语法是人生而有之的，是固定在人类头脑里的，甚至于是人人相似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普遍语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