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挫手下做小官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挫的重视。在公孙挫临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孙挫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谁能想出好办法使秦国强盛，就让他做高官，还封给他土地。”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作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
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
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
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
这场舌战中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失败了，这也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不畏权贵，变法革新
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方便。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经过多年的努力，秦国日益富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从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印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印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印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印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分土地割给秦国讲和。魏惠王想起公孙挫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挫的话。”
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封给他，因而号为商君。
五马分尸，悲赴黄泉
商鞅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因而遭到旧势力的反对。在商鞅相秦十年之后，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贵族集团去见商鞅。开始时，赵良劝说商鞅让位，后来又劝商鞅取消残酷的刑罚，最后威胁商鞅，说他不遵守旧制，早晚要失败的。他还凶狠地说：“孝公一旦死后，秦国想收拾你的人难道还少吗？你的末日快到了！”商鞅掌握秦国的军政大权，独断专行，因而同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发生利害冲突，积怨甚多。商鞅对于这种处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门，都要有武装卫士的保卫。后来，秦孝公病重，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国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惠文王以残酷的刑法“车裂”把商鞅处死。
晏婴——重俭力行，齐国廉相
晏婴，字仲，谥号平，春秋末期齐国东莱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大夫晏桓子弱之子。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参政达50余年，为三朝重臣，一代名相。他以超人智慧、高洁品德，赢得生前社会尊重，身后世人赞誉。孟子曾赞之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敬佩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晏婴冢道尽一生清贫
临淄区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的田野里有一圈灰色的围墙，围墙后面有一座11米高的土丘。据村民介绍，这里是临淄八景之一——有名的“古冢遗迹怀晏相”。
土丘里躺着的是齐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宰相晏婴，一个与管仲齐名、而时代晚于管仲的春秋着名政治家。晏婴一生中参政50多年，曾经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国君，历史上称“三世显名于诸侯”。
晏丞相的墓地周围松柏森森，颇为寂寥。走过松柏夹道的路面，迎门是两低一高三座墓碑，其中一块隐约写着“齐相晏平仲之墓”。这块石碑距今400余年了，是明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公元1598年)钦差巡抚都察院御史尹应元所题。
绕过前面的石碑，晏婴冢的西侧有一个大而深的洞穴，从洞口情况来看，这个洞挖开有很长时间了。这样的洞应该不是考古工作者留下的，会不会有人盗过墓？以晏婴生前的节俭，除了他那件经年的破裘皮，大概不会有任何陪葬，这样的话，盗墓者可真是所盗非人了。据考古专家介绍，晏婴墓内还曾经发掘出一些东西，但那不过是一些汉瓦。
走到晏婴冢的后面，一个高一米左右的门洞让人好奇。这个门洞是做什么用的，目前很多考古专家还没有定论。
出使四方不辱使命
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楚王听说晏婴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他想当众羞辱晏婴一番，借此挫一下齐国的锐气。
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这时台阶下有两个差役押着一个被缚之人经过，楚王装模作样地问：“这人犯了什么罪？”差役答：“这个齐国人偷了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对晏婴说：“哎呀，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晏婴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讲了一个南橘北枳的故事：“我听说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就结橘，如果将其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土的缘故。他在齐国时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水土不好吗？”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成语，广为流传，让楚王的颜面丢了2500多年。
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出使楚国。楚王想起南橘北枳的话非常不开心。他知道晏婴的身材矮小，于是就吩咐人在城门旁边另外凿了一个小门。晏婴来后，侍卫便让他从小门进。晏婴说：“出使狗国，就得钻狗洞。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难道也要从这狗洞中进去吗？”楚国一干人慌了手脚，只得请晏婴从大门进城。
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晏婴以清正廉洁着称于世，有“管侈晏俭”之说。
晏婴身为国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餐桌上没有两种肉食，家人身上不穿绫罗绸缎，他住的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旧房子。齐景公得知情况后，命人送去粮黍酒肉，晏婴无论如何不肯收下。送去退回，退回送去，来回三次，最后使臣只好禀报景公。
还有一次，齐景公看到晏婴坐的马车非常陈旧，便说：“堂堂相国坐这等破车不怕人笑话？”晏婴说：“与百姓相比，坐车巡视边塞关隘已心满意足，我从不去想这是荣耀还是耻辱！”齐景公派人把一辆新马车送到晏婴府上，晏婴立即命车夫把新马车送回去，并跟齐景公解释：“朝廷已有俸禄给我，我不能再有别的奢望。”
明代《青州府志》评价说：“齐地汉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子的遗俗不无关系。”
“茗菜”到底为何物？
晏婴在植物研究上看来是颇下了点工夫的，譬如“桔过淮南是为枳”的故事和“两桃杀三士”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前者以桔枳之事回击了楚王对齐人的讥讽，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后者则仅仅以两枚桃子就为齐王除掉了三个飞扬跋扈的武士，取得了内政上的成功。这种智慧让后人钦佩不已。
晏婴任国相时，力行节俭，这点却为茶所证实。《晏子春秋》中说，晏婴担任齐景公国相时，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劳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唐代“茶圣”陆羽把《晏子春秋》这段文字引入了《茶经》中的《七之事》里。
但是，已故当代“茶圣”吴觉农对此却不以为然。
吴觉农在其《茶经述评》中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居住在山东的晏婴，是否能在吃饭时饮茶，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从我国茶区扩展的历史来看，在春秋时期，除了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早已有茶外，我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山东，还是不可能产茶的。即使由于他身居国相，可能有人把茶作为礼品馈赠给他，但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还是茶的药用时期，晏婴是不可能把作为药物的茶与饭菜同时进用的。除此以外，又没有发现关于晏婴饮茶的其他记载，自也无法肯定他曾饮过茶。因此，陆羽把《晏子春秋》条列入《七之事》中，作为春秋时代茶的史料，是不适当的。另外“茗菜”二字，有的版本作苔菜，认为晏婴所吃的不是茶而是苔菜，那就更不应该把这条列入《七之事》了。
古今两位“茶圣”对晏婴吃茶一事看法截然不同，煞是有趣。
但更有人认为，“茗菜”就是茗菜，而不是茶和菜，也就是说，承袭上文，晏婴不是饮茶，而是吃一种叫“茗菜”的菜。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至今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仍爱吃“凉拌茶菜”。这种茶菜叶色黄绿鲜翠，有咸辣之味，又有茶香，用以佐食蕉叶糯米饭，味道非常爽口。另外还有南方的名菜“龙井虾仁”、“碧螺虾仁”、“樟茶鸭子”等茶菜。远的如果不说，近在山东的孔府名菜“茶烧肉”也是一例。
勤俭治国的一代良相——晏婴所食“茗菜”究竟为何物，已无确切的证据，只能由后人在前人依稀的文字里去揣度了。
范蠡——被称为儒商鼻祖的“三无宰相”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我国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
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轻时，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