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杰出的军事家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人，大约与孔子同时一时代。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朝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孙武原是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为逃避战乱躲到了齐国，改称田完，在齐国担任工正的职位，管理手工业生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因攻打莒国立下战功，齐景公赐姓为孙氏，赠封乐安为采邑。田氏家族当时在齐国不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具有革新进步的思想，而且是彼有渊源的军事世家。田书是孙武的祖父，能征善战。另一位兵学家，齐国分管军事的大司马田穰苴也是“田完之苗裔”，他着有《司马穰苴兵法》。此外，齐国的开国鼻祖姜太公本来就是一位军事谋略家，而他着有《太公兵法》，司马迁曾说“后世之言兵及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再加上《管子》等优秀的军事文化典籍，都为孙武学习和继承前人的兵法提供了良好条件。
当时的齐国，旧贵族栾、国、高氏同新兴势力田氏的斗争十分激烈，孙武在一次内乱之后离开了齐国，来到了当时新兴的吴国。他在美国的都城姑苏（今苏州）附近隐居，研究兵法，观察政治动向，并结识了深富韬略的楚国流亡贵族伍员。伍员也着有兵法，可惜已失传。孙武和伍员对兵法的研讨无疑将有益于孙武吸收楚国的军事文化精华。
公元前512年经伍员推荐，孙武晋见吴王阖闾，呈上兵法十三篇，斩美姬，任将军，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孙武在吴国与伍员亲密合作，协助吴王修理运河，建筑城郭，经国治军，发展生产，加强战备，使吴国很快就强大起来。
当时，吴国要发展，却受到西方强国楚国的限制，在孙武任大将之前，吴楚两国已多次交兵，发生过州来之战、鸡父之战等几次大的战役。吴王阖闾急于大举攻楚，但却被孙武阻止了。孙武指出：连年战争，军队没有得到休整，民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楚是大国，两国强弱对比还很悬殊，大举进攻楚国条件还不成熟，需要等待时机。伍员赞同孙武的战略主张，并且提出了用车轮战法疲楚、误楚的着名策略，他把吴军分为三部分，轮番袭扰楚国边境。吴军用此方法反复骚扰楚国六年之久，终于使楚国实力大减。
此时，吴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北方的盟国晋国吸引了楚国的注意力，楚的属国蔡国（都城上蔡在今河南上蔡西南）和唐国（湖北随县西北）倒向吴国；另一方面，楚国内部政治腐败，矛盾尖锐，宰相囊瓦贪婪残暴，国力日渐衰落。孙武和伍员看到，大举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建议吴王适时发兵。公元前506年冬，吴王亲率三万大军，从淮河西进，利用蔡、唐作掩护，越过大别山后，从楚国侧背进行了深远的战略迂回，在长江汉水地区寻机同楚主力决战。吴楚两军在柏举进行了决战。吴军大败楚军，攻占了楚国都城郢。
司马迁在记述孙武一生功绩时，除了说到这一次“西破强楚”“入郢”的大战之外，还谈到了“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吴国北威齐晋已是阖闾之子夫差继位之后的事情了，即指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打败齐军和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这样，从孙武公元前512年任将军算起，他在吴国的军事生涯有整整三十年之久。孙武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汉书·刑法志》说：“孙、吴、韩、白，皆身戮于前”，似乎孙武也同伍员一样被夫差所害，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却明确指出：“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曲品校录·能品哭吴》吴于东也说：“孙子十三篇兴吴，吴几霸矣。功成身隐，盖不欲为胥江之怒涛耳。”《越绝书》记载“吴县东门外有孙子冢”，还建有“孙子祠”。以此看来似乎他又像越国范蠡一样，功成之时，急流勇退，老死山林了。
二《孙子兵法》的流传
《孙子兵法》也称《兵策》、《吴孙子》、《孙子十三篇》，全书六千字左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传世本，可惜为残简，难以窥视其全貌。
《孙子兵法》完备的版本主要是宋代的三个做本。一个是《平津馆丛书》影宋本。三国时代，曹操为《孙子兵法》作注，依据的是刘向、任宏的注本，清人孙星衍将其收入《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内，它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早注本。
二是《十一家注孙子》本。此书系宋人吉天保辑《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十家之中本来没有杜佑，因杜佑修《通典》时征引用了《孙子兵法》，故多出杜佑，因此今本称为《十一家注孙子》。现有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十家本流传颇广，影响较大。
三是《武经七书》本。北宋元丰年间开设武学，将《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称为《武经七书》，由官方校定。宋本《武经七书》被日本岩崎氏买去，藏于日本静嘉堂，国内只《郁续古逸丛书》影宋本。
除以上诸本外，日本樱田氏刊《古文孙子》，俗称《樱田本》以及宋朝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朝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均可称道。此外，中外还有各种注本和译本，不下数百种之多。
三《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其内容博大精深，其文言简意赅。宋人郑有贤说：“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十三家注孙子遗说并序》）。所谓“包四种”，即包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特色；所谓“笼百家”，即囊括诸子百家的精华。正是由于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完整的体系，因此在中国军事史上被认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忘·兵决详》），下分四个方面加以介绍。
第一革新进步的战争观
《孙子兵法》开章明义便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在当时是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戌”（《左传·成公十三年》）。孙子看到，诸侯列国互相兼并，亡国惨祸不断发生，因此，他告诫国君要把战争问题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兵凶战危，只有深刻地认识战争，才有可能慎重地对待战争。孙子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他要国君“慎”，即“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不可以轻启战端；他要将帅“警”，即“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不要妄动干戈。
军事是一门科学，战争一种是艺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它是有规律可循的，有方法可依的。生活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孙子发现“胜可知”，同时也“胜可为”，并且对探求战争胜利的规律作了明确而辩证的论述。
首先，他认识到客观物质力量是战争胜负的基础，这物质力量他概括为“五事”——道（政治）、天（天时）、地（地理）、将（将帅）、法（法制），又归结为“称”这一概念。“称”就是军事实力，甚至可以说是综合国力，孙子是这样解释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意思是说，“称”是从土地、物产、兵源等诸因素综合推算出来的。
其次，他在重视客观条件的同时，又十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并且把这二者加以辩证的分析。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任其外。”“计利以听”之“计”是指根据对敌我双方“五事”的分析对比所提出的作战方针，这方针还只具有胜利的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加上主观能力的努力，“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为胜利的取得创造现实的条件。孙子所说的“造势”，便是指靠指挥的将军能动地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和凌敌威势。
孙子论战争，他还看到了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修道而保法”，等等，但是，他毕竟还未能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而只是停留在功利主义的认识上。在他看来，只要有利就可以兴师，就可以进攻，“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是孙子在战争观上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但这种局限性在那个时代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全”为上，“破”为下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在战争指导思想上表现为智与力的完美结合，力量是基础，谋略是运用。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考察，《谋攻》最有代表性。在这一篇里，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略主张，其最理想的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而不通过直接交战迫使敌人放下武器而投降。不战而胜，他称之为“全”；战而胜之，他称之为“破”。“全”为上策，“破”为下策。因此，他明确地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另一个方面是在作战过程中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通观《孙子兵法》，其绝大多篇幅是论述如何战而胜之的，对于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作了全面而是系统的论述。
第三因敌致胜的作战指导
在作战指导上，孙子主张“因敌制胜”，灵活多变。为了作到这一点，他十分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强调“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要求通过“五间俱起”，了解和掌握敌情，从而作出准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孙子十分反对将帅打仗鲁莽、有勇无谋。他指出“将有五危”、“兵有六过”、“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一个优秀的统帅必须是“静以幽，正以治”，具有沉着镇定、机智果敢的军事素养和人格修养。在指挥作战时，作战方向要正确，所谓“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即要将主攻方向指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翼侧，攻击点必须是关键点，是敌人的要害部位，所谓“避实击虚”，“先其所爱”。拥有兵力优势，就应当发起进攻（“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而实施进攻作战时，就要速战速决（“兵之情主速”）、突然袭击（“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快速行动（“动如脱免”）、大胆深入（“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
孙子强调，一个五德皆备的指挥员，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要善于害中见利，利中见害，所谓“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胜不骄，败不馁，始终注意要通过“示形”惑敌之法，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
第四上下同做，赏罚分明的治军主张
孙子着重强调上下之间、官兵之间要“上下同欲”，“与众相得”，具有共同的意愿，同心同德共赴危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作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从而提出了一系列治军主张。他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是奖赏，要重赏有功的官兵，提拔立功的将士。爱兵也是“文”的重要内容，孙子提出；“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在奴隶制时代的春秋末期能提出爱兵和优待俘虏（“卒善而养之”）的主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于士兵的训练，孙子提出过“士卒孰练”的问题、“兵无选锋则北”的问题，但是比较他对将吏的要求，则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大为不同。孙子认为“将者国之辅也”，将帅是“生民之司命”，是国家“安危之主也”。一个“知兵之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还要“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在品德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还特别指出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这五种性格上的缺陷，将帅必须克服，必须避免。
四《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
《孙子兵法》之所以能够揭示出若干至今仍是科学真理的一般战争规律，千百年来永葆顽强的生命力，是与孙子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和军事辩证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
孙子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研究战争，坚持从客观条件出发来探索战争胜负的规律，他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一知敌之情者也”。战争是力量的比拼，正确地估计敌我条件和战争态势是研究战争的基本前提。孙子提出的“五事”、“七计”，就是把战略决策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估量上。“五事七计”，包举了政治、天时、地理、将帅、士兵、武器装备、军事后勤等各个方面，孙子要求根据对以上各个方面的敌我情势的优劣比较，作出判断，定下决心，进行部署。
难能可贵的是，孙子在论述客观条件重要性的同时，还充分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他提出“任势”，就是要能动地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这就是说，有了胜利的物质条件不仅仅是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在孙子看来，自己兵力强大时，再发挥官兵的能动性，胜利就可以用很小的代价取得；自己兵力弱小时，只要充分发挥官兵将士的能动性，就可以使弱变强，以少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