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编着
评说与应用
一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名《李卫公问对》、《唐李问对》。这部兵书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公元649），为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唐高祖李渊次子。自幼熟读兵书，刻苦习武。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军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李世民应征从军，随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援救，他提出广布旗鼓为疑兵之计，使突厥军解围而去。
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豪强军阀乘势割据州郡，时李渊为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在李世民积极鼓励下，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在太原起兵反隋。李世民与兄李建成奉命率兵击西河（今山西汾阳），初战告捷。八月，李渊进军关中，在霍邑之战中，李世民临机果断，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大败隋宋老生军。九月，李世民率军西进，攻占长安。
李渊称帝后，李世民任为尚书令，被封秦王。唐武德元年（618年）六至八月，陇西薛举、薛仁杲父子率兵进犯关中，威胁唐都长安，李世民引兵迎击，坚壁固垒与薛军相待六十余日后，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一举击溃薛军十余万众，薛仁杲投降，夺取了陇西。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依附突厥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夺占太原，南下河东，威胁长安，李世民主动请战，针对刘军宋金刚部孤军深入、军无积蓄的特点，采取蓄精养锐、待机破之的战略，迫使宋金刚部粮尽而退，遂率军猛追，歼敌于介休（今山西介休），收复太原。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奉命东击在洛阳称帝的原隋朝将领王世充，于次年二月将王世充军围困于洛阳孤城之内，三月，河北窦建德领兵十余万援救洛阳，李世民果断分兵，以一部继续围困洛阳，又亲率精锐控制虎牢（今河南荣阳汜水镇），相持月余，窦军数战不利，将士思归，李世民遂寻机突袭，生俘窦建德。
再回军洛阳，迫使王世充出降，至此，河北、河南尽归唐有。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了皇位继承权，八月继帝位，改号贞观。不久，突厥颉利可汗兵临长安，李世民亲至渭水便桥与颉利可汗结城下之盟，使突厥兵退。唐贞观三年（629年）冬，突厥进扰河西走廊，李世民命李靖、李责率军分道出击，于次年二月大败突厥军，俘颉利可汗，北方诸少数民族部落多归附，李世民采取怀柔政策，对归附各部落首领均拜将封官，仍命其统领本部落。
唐贞观九年至二十二年（636一648年），李世民遣使出兵，出使西域，使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国，摆脱了西突厥的控制，与唐结好。晚年，曾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逝世。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备，统军驭将，兼听纳谏，在位二十三年，文治武功多有建树，史称贞观之治。
李靖，公元571年生，公元649年卒，唐代着名军事家，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少时研读孙吴兵法，深得其舅韩擒虎赏识。隋末曾任马邑的郡丞，后被李世民召人幕府，跟随作战。唐武德二年至四年（619-621年），李靖奉命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消灭南方最大割据势力萧铣。唐武德六年（623年），杜伏威余部辅公占据丹阳（今江苏南京）反唐，李靖奉命协助李孝恭前往镇压。次年二月，辅部水陆精锐五万人，据当涂（今安徽当涂）之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城栅防守，李靖出其不意，先以主力击破其水军，杀伤及溺死者达万余人，又乘势亲率轻兵直趋丹阳，擒获辅公褡。唐贞观三年（629年），李靖与李孝恭密切配合，进袭突厥，于次年二月消灭了突厥颉利可汗主力，俘获颉利可汗。唐贞观八年（634年），李靖以足疾上表辞官，得太宗称许，不久，吐谷浑扰唐，年逾花甲的李靖不顾家人劝阻，自愿请命镇压，于次年取得胜利。李靖辞官后，闭门谢客，谨慎自谦，然太宗仍常向其征询军国大事。李靖一生历任上杜国、岭南道抚慰大使、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代州道行军总管、定襄道行军总管、酉海道行军大总管等职，封卫国公。卒时年高七十九岁。李靖归唐时，已年近半百，十五年中曾四度统军征战，均获全胜，后人评论他用兵“临机果，料敌明”唐太宗时名相王均称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据书目记载，李靖着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只《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二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初二，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由枢密院、国子监等负责这一工作，具体承办人是枢密院检详官王震、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他们从当时流传的347部、共1956卷兵书中，最后确定上述7部兵书作为武学经典，命名为《武经七书》，以其作为考选武举的教科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成书的确切年代今已不详，但是从书名来看，顾名思义该书就是唐太宗与李靖君臣两人讨论兵法的言论辑录，由此可推断其成书年代大致当在唐贞观十八年u44年）唐军第一次进攻高丽之前至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靖病逝之间。书中记载，李靖曾阅《苻坚载记》，而《苻坚载记》是唐初房玄龄等人在前人编史基础上撰修《晋书》时增立的传记篇目，其时乃在唐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又如书中提到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李责等讨薛延陀，唐太宗巡幸灵州等史实都在庸贞观二十年，与史实相吻合。
然而，北宋陈师道却在《后山谈丛》中说：“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着。逸以草示苏明允（即苏洵），而子瞻（即苏轼）言之。”随后，陈师道的弟子何蘧在《春渚纪闻》中又重复这一传言：“先君（即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从此，对于《李卫公问对》成书的年代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师道、何远之说，断定《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托之作。还有一种意见既否定是阮逸伪托，也否定是唐李所作，如明代胡应麟说：“《李卫公问对》，其词旨陋陋猥俗，兵家最无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书，殊可笑。……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以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俚近，故多读之。”
陈师道之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托，其实是不可信的。其一，阮逸是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的进士，皇祜年间（1049-1053年）之后还做过屯田员外郎。而《武经七书》从宋神宗熙宁初年（1068年）到元丰三年（1080年）前后长达十年左右，因此，宋王朝不可能把几乎同时代人的赝品伪作堂而皇之地列为皇帝钦命的经典之中。其二，早在《武经七书》颁发之前，北宋就有一个名叫麻皓年的官员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作注，又从主持校定《武经七书》的国子监司业朱服的奏章可知，当时《武经七书》所列各书都已经有了注本，他说：“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他书虽有注解，浅漏无足采者，臣请宜去注行本，以待学者之自得。”（《宋会要辑稿·崇稿》）由此可以说明，早在宋神宗年间校定《武经七书》之前，就已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及注本问世了，因此可见其流传已广，因而也不可能为阮逸伪托之作。陈师道从得于苏轼的传言，即认定《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系既逸伪托实在是太武断。难怪南宋着名学者朱熹批评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多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晦庵》第三十八卷）元代着名学者马端临也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
胡应麟之说《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浅陋猥俗”，失之偏颇。从军事学术上来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决非什么“浅陋猥俗”之作，书中对一些军事思想的分析是精深入微的，至今仍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纵观全书，可以认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即使不是李靖的手定稿，也应当是深谙兵法韬略、握有唐太宗与李靖论兵言论材料的隐士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能断定，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载）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自宋神宗诏令校定列入《赋经七书》，镂版刊行后，得以流传至今。据《陆心源蜚宋楼藏书志》记载，宋代曾刊印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现在已经不见了。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这本书。现存较重要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江解本。建国后主要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三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涉及的军事范围比较广泛，其中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也不乏古代兵法的注释；既讲训练教阅，又讲作战指挥；既讨论治军任将，又讨论理政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辨，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在军队的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全书阐述的军事思想突出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1.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的作战思想。
奇正在古代军事学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曾经成为历代兵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而有见解，分析透辟精炼，系统把奇正这一军事理论作了总结，特别是奇正在作战中的运用。它引《握奇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指出：方阵中有东、南、西、北（四方）四块“阵地”，此为“实地”，是战斗部队的位置；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隅）四块“闲地”，此为“虚地”，是战斗部队的间隙地带。在“实地”作战的部队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以及中央军阵将领的控制的机动部队就是“奇兵”。从这里我们知道，奇正起源于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奇正包含战术变换，兵力洲署和使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正是从奇正这两个基本含意出发，系统探讨了运用奇正有关的问题。
在作战指导上，它认为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要“正”，进行军事打击要“奇”。它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也就是说，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是“正”的，即“师以义举者，正也”；战场上兵戈相见，以奇谋诡道破敌称为“奇”。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在其轨道上遇到阻碍运行不下去时，就变成以武力推行政治，战争来解决问题。它提出“先正而后奇”，把奇正的运用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加以阐述，明确地提出军事必须配合政治，政治支撑军事，进而克敌制胜的思想，这是很精辟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它指出：“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
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兵。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统称为奇兵。《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肯定了曹操《孙子注》的意见，僻如兵力五倍于敌，那么六成兵力作正兵，四成兵力作奇兵，又指出这只是“此言大略尔”，而不是刻板的规定。是从兵力部署和使用的角度进一步阐述奇正的运用，明确地提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在部署和使用兵力上必须要区分主次，最忌讳平分兵力。
在战术上，“正”是常法，“奇”是变法，“奇正”运用贵在“临时制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讨论霍邑之战时，对奇正的战术意义曾经作了详细剖析。霍邑之战是一次野战，这次战役中，李渊军以正义来讨伐腐朽、残暴的隋朝统治者，“师以义举，正也”，两军交锋时，“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这就为隋军提供可乘之机，脱离既设坚固阵地实施追击，则是奇。李渊、李建成以主力正面迎战进逼的防军、是正；李世民果断地抓住防军翼侧暴露，及时投入精锐发起翼侧攻击，是奇。在此基础上，它对“奇正相变，变而神之”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指挥作战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来灵活运用奇正，慧心独运，这就是“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办胜，奇亦胜”，“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比《孙子》讲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前进了好多，从而更全面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