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李晟传附李听传》载：“(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李听）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注“灵州回乐县”条称：“有特进渠，灌田六百顷，长庆四年诏开。”不仅汉代旧渠得到整修、扩建，而且新开一些渠道，如唐徕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溉面积大增，开始由银川平原南部进至中部地带。由于大规模的移民屯垦，至天宝元年(742年)，“人口已由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二万三千余人增至六万一千人”，当时，灵州驻军兵肥马壮，有“天下劲兵在朔方”的说法。
就屯垦政策而言，唐朝也是历代屯田政策的分界线。唐以前的历朝历代，移民屯垦时政府提供全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在以后的数年之内不再征收赋税。从唐代开始，政府不再无偿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而由政府借贷给移民或屯民，在一年或数年后收回相同价值的实物。为了调动移民屯田的积极性，唐朝规定凡招募移民在军事要地屯田的，五年之内不征税。自唐贞观年间，政府在衍沃有屯田之州置营田使专营屯田。开元十五年(727年)，政府在“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军事一人，品同诸军判司，专莅营田。”由于政府的重视和边镇官军的努力，到开元、天宝之交，到处呈现出稻浪翻滚、瓜果飘香的繁荣景象。自营田变为民屯后，银川平原的农业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李听就任灵州大都督，率部疏浚光禄渠，“溉塞下地千顷，后赖其饶”。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李听率部再次疏浚灵州特进渠，新开垦田地六百余顷。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户部尚书判度支王起上疏言：灵州“田地宽广，又复肥浓，番堪种莳”，文宗下诏准许大力开垦。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帝以灵州“皆有良田，缘无居人，久绝耕种”，下诏把罪犯迁徙到边地，死囚也免其死罪一同迁住，兼借农具，务使耕种，恢复了被安史之乱破坏的生产。
五代时期，宁夏虽然先后属梁、唐、晋、汉、周等政权，但仅为政权的更迭易帜。历任统治者均继承唐朝在宁夏移民屯田的安置政策，在宁夏境内广屯田以省转饷。五代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汝州防御史张希崇被任命驻守灵州，为解决军粮匮乏问题，率镇戍边将士广务屯田，岁余，军食大济。明宗亲书嘉奖，升迁张希崇为灵州节度使。
三、水利开发与农牧业发展唐徕渠大坝旧址
远在秦、汉时期，宁夏就开始了引黄河水溉田的历史。此后，各朝代把修渠、筑堰、引黄河水灌溉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要务，唐代也是如此。从《史记·河渠书》《匈奴传》《汉书》和《后汉书》的《西羌传》以及虞诩、郭璜等人的传记，到新、旧《唐书》李听、徐自为、郭子仪等人传记的有关史料进行综合考察，宁夏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渠，可能均开凿于西汉武帝时期，后经东汉、北魏、唐间多次疏浚而逐渐形成的大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唐廷令地方官修复了今银川平原多条渠道。
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卷四中只记载有汉渠，唐代宁夏引黄灌区示意图称汉渠在灵武县“南五十里……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吏、百家等八渠，灌田五百余顷”。这里所说的汉渠在灵武县境内，灵武县在黄河西岸青铜峡邵刚，故汉渠应指的是汉延(源)渠。
从汉延渠向北流四十余里有一名叫“千金陂”(今宁夏青铜峡国有连湖农场一带)的地方，长25公里，阔5公里。陂，有水堤、水塘的意思。其蓄水量很大，在“千金陂”的左右，还有胡渠、御史渠、百家渠等八条支渠，共溉田500余顷。灵武县南30公里的薄骨律渠，可灌溉1000余顷。在河东有灵州南的七级渠、汉伯渠。元和十五年(820年)，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听对灵州境内光禄渠重新加以修浚，溉良田1000余顷。
长庆四年(824年)，灵州特进渠又被修通，溉田600余顷。唐代由于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银川平原地区有可灌溉的良田50000多顷。
唐徕渠又名唐来渠，民间俗呼唐渠，从名称上看显然是唐朝时在这里大量驻军和大兴营田，招徕垦殖，所修成的一条大干渠。旧渠长212公里，灌地46.07万亩，引水量和灌溉面积，均为灌区各大干渠之首。
唐朝中后期，吐蕃部不断内犯，攻打北方军事重镇灵州。《新唐书》卷二百十六下载：为了困扰灵州军民，大历十三年(779年)，(吐蕃)“虏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载：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吐蕃寇灵州……攻陷水口城……塞水口及支渠以营田”。在被吐蕃大军破坏的干渠中，“汉”即汉延渠，“御史”可能就是唐徕渠的前身。在唐朝，银川平原是国家重要的营田地区，而且又在黄河灌区中心设立灵州朔方节度使，驻有重兵。为了保证军民的生计，巩固边防的安全，唐廷必然对受到破坏的各大干渠做到及时修复。唐五代期间，坚守灵州的执政者们始终坚持在银川平原引黄灌区大办营田，困守孤城，所以对于引黄灌渠的维护与修缮也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第三节中西文化的辐射吸收——唐代丝绸之路
盛唐时期，从长安至凉州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极为繁盛。自吐蕃占领河陇以后及晚唐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通过灵州走向西域。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的《西天路竟驿本》，记载了这条道路的走向，“东京（洛阳）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张掖）。又西行五日，至肃州（酒泉），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敦煌）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安西东南），又西行三日至沙州界……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这条路避开了凉州，直接抵达甘州，直至西域、西亚等国。
丝绸之路在宁夏可归纳为三个时期、三种走向。一是唐中叶以前的长安——凉州北道。二是唐末、五代及宋初使用的主线——灵州西域道。三是元代以后的六盘山——兰州新线。唐中叶，吐蕃由青海东进，不但占据了渭河流域的上中游，而且由六盘山区进逼关中。这样一来，原来使用的长安——凉州南、北两道都完全中断，中西交通只得另寻出路。于是，灵州西域道便应运而生。其线路以灵州为交汇点，又分东西两路，各有两种走法。东路：由灵州向南，经甘肃的环县、庆阳、宁县南下，在陕西的彬县与长安——凉州北道交汇，此为主线；由灵州向东，经宁夏的盐池县，陕西的定边县和靖边县白城子东南下，最后抵达洛阳或开封，此为辅线。西路：由灵州西渡黄河，沿黄河外侧经青铜峡、广武、中宁县的石空、中卫县进入甘肃，最后抵达凉州，此为主线；由灵州北渡黄河至银川，西越贺兰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再经额济纳旗的居延至河西走廊，此为辅线。
灵州从唐朝大中年间起，一直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各种记载由中原去西域的《行记》，也都把灵州作为程途的首站。唐末，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大食人就沿着丝绸之路进入灵州，其中有一部分定居下来。
第四节唐代名城——灵州
灵州，古往今来，枕黄河，凭贺兰，占水利，地灵而人杰，历代文臣武将、文人墨客云集灵州。名将蒙恬、卫青、郭子仪等都曾驰骋灵州；王维、杜甫、岑参等着名诗人也曾在灵州留下千古佳句。
“灵州者，南北之喉舌也。灵州失，则宁夏隔为外境而环固危，环固危则陕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因此，作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的灵州，在我国古代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五代时，因灵州西域道成为中西交通要道，灵州则为重要商贸交易市口，其中尤以马匹交易最盛。西北各少数民族所居地盛产良马，后唐明宗采取“马来无驽壮皆售”的政策，高价大量收购。回鹘、吐蕃、党项马商不绝于路，少则数十匹，多则数千，经灵州入朝。明宗亲临御殿接见马商，劳以酒食，厚给马价，每年支付白银数万两。重赏之下，马如潮水涌进，朝廷只好改令在灵州交易。冯晖任灵武节度使，每年得良马五千匹。这种交易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
灵州是银川平原开发最早的地方。秦汉时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迁移大量内地居民到此垦殖。汉武帝时甚至由官方贷给母马，三年还驹一头作利息，以发展畜牧业；秦汉开凿的古渠绕城而走，形成田连阡陌，谷稼殷实的丰足景象。唐贞元间吐蕃攻入灵州，首先是堵塞渠道，然后是“毁我稼禾”，力图破坏灵州境内的农业生产。
秦始皇派遣蒙恬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县城临河，在灵州之西南又筑有神泉障，灵州东北筑有浑怀障。南北朝时，薄骨律镇屯驻重兵，成为北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西魏、北齐都力图控制灵州，最后西魏取得胜利，北齐只好派3万军队将灵州军民接到山西隰城，置侨治灵州安置。隋朝与突厥作战，置灵武路行军大总管，勋臣杨素、太子杨广(登基后称隋炀帝)都曾率兵到此作战。唐开元九年(721年)为防御突厥，又置朔方节度使于灵州。唐朝的宰相、名臣曾先后任朔方节度使之职。到天宝年间，朔方已成为唐朝最大的军镇。朔方节度使又兼领关内度支营田使，关内盐池使，陇右兵马使，关内道采访处置使，称得上“权重一时”。唐天宝元年（742年），朔方节度使驻守灵州辖区的兵力647002人，战马14300匹。因此，有“朔方天下劲兵、灵武之处”一说，而灵州又有“关中屏蔽”“兵食完富”“朔方雄镇”之誉。
唐朝，灵州始终是朔方节度使所在地，是朔方精兵强将的大本营和军需重地，直接控制着整个西北战场的局势。唐安史之乱，太子李亨西逃平凉，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大臣杜鸿渐献策：“朔方天下劲兵，灵武用武之地。”
李亨绝路逢生，“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之后，李亨在灵州继位，由此“唐灵武之兴复两京而有余”。
第五节唐代墓葬
1.玉泉营唐墓
青铜峡邵刚玉泉营昊王废渠西岸，1976年，宁夏博物馆先后两次发掘11座唐代墓葬。发掘时，这些墓已被盗掘破坏。墓葬的形制是：墓室以砖砌长方形为主，墓壁向外略有弧度，墓门向南，正对墓门的后壁前面用砖砌出高于墓室的棺床，两面有放置随葬物的砖台，墓顶为四角攒尖式。随葬品多为“冥器”，有大宗陶器，少量铜器，陶器有瓶、罐、碗、灯、井的模型；大量的陶俑，有仆俑、骑马俑、文臣俑、武士俑、胡俑等。“骑马女俑”，双鬓贴面，黑发中分，髻垂脑后，白面施粉，口露朱唇，身穿翻领橘红色长袍，胸露翠色，圆领襦衫，足登黑履；左臂下垂，右手作持缰状，造型生动。出土的铜器有铜带饰，开元通宝等。
2.新田唐墓群
新田唐墓群位于青铜峡峡口镇新田村牛首山下。已知古墓有八座，青铜峡文管所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抢救性发掘了其中的一座双人合葬墓，墓葬坐北向南，为砖室墓，拱形顶。墓室南北长3．09米，东西宽3．17米，墓室内砌有高0．21米，长2．83米的平台。通过对出土的陶罐、陶钵等陪葬品及墓葬形制研究，专家认定为唐代墓葬。
3.契苾氏墓
1991年6月，青铜峡文管所在连湖农场九队发掘一座古墓，墓主是唐代左卫将军，皋兰州（今中宁县鸣沙一带)都督的夫人契苾氏。墓中发现“大唐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墓志铭一块，还有少量陪葬品，从墓志铭看，契苾氏，其先是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人，从她的曾祖到父亲世代为将，其祖契瑟何力，唐初名将，死后陪葬昭陵。其夫浑大寿，唐开元初将领，其孙浑瑊为唐代中兴名将。
契苾氏，于唐神龙二年(706年)十月二十六日，病逝于皋兰州官舍，终年24岁，后葬于贺兰山南原的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