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夏印刷业
西夏书籍的内容十分丰富，一方面从宋、辽、金等引进各种书籍，另一方面，以这些书籍作为蓝本，翻译成西夏文在境内传播、使用。同时，西夏人还自己编写各种书籍，内容涉及政治、法律、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医药、占卜、历算等各个方面。西夏建国初，书籍以手抄为主。后来，西夏也创立了自己的雕版印书业。目前已发现的西夏雕版印刷品，年代较早的是刻印于惠宗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3年)的汉文佛经《夹颂心经》；较早的西夏文刻本，是刊印于惠宗秉常大安十一年(1085年)的《佛说阿弥陀经》。至仁宗仁孝时期，西夏的印刷业已步入繁盛时期，贺兰山拜寺口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西夏中末期的木活字印刷版本。现存西夏书籍约有四五百种，有数千卷之多。
据文献记载，西夏设有刻字司、造纸司等，这是与印刷业有直接关系的官设机构或作坊。西夏文辞书《同音》、唐《类林》西夏文译本及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等就是由刻字司刻印的。除官办的印刷机构外，西夏的一些佛教寺院也从事刻印活动。印刷佛经的寺院有名可考者，即有大延寿寺、京师周家寺、兰山慈恩寺、大度民寺、温家寺、北五台山大清凉寺、众圣普化寺等，它们很可能就在西夏都城的周围。近年来，在宁夏宏佛塔(在今宁夏贺兰县境内)出土了大量西夏文佛经雕版残块，说明这里可能也是一处印经场所。寺院印经是西夏印刷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西夏还有一些私人刻印坊，《同音·跋》中指出，私人刻印坊往往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西夏书籍印刷数量很大，质量也较高。
三、西夏宗教建筑——一百零八塔
青铜峡内最着名的景点是西夏的一百零八塔，位于黄河青铜峡内西岸一处陡峭的山坡上。
一百零八塔，坐西朝东，背山面河，塔数自上而下，按1、3、3、5、5、7、9、11、13、15、17、19的奇数排列成12列，构成一个斜边长均为61.48米，底边长54米的等腰三角形的大型实心喇嘛塔群，是我国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始建于西夏，元、明、清数次维修。塔体形制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覆钵式、八角鼓腹尖锥状、葫芦状和宝瓶状。第一排一座为覆钵式；第二至第四排为八角鼓腹尖锥式；第五、六排为葫芦式；第七至十二排为宝瓶式。
一百零八塔塔体结构分为实心和空心有龛两种，空心塔仅最上面的一座，面东辟券门，门高1.56米，进深1.5米，宽1米，塔高4.5米，塔心室高2.07米。更为重要的是塔心室内原雕塑有坐式女像1座且怀抱婴儿，待有志之士研究。
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的排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对宁夏地区的影响。
西夏国民为什么会在青铜古峡的山河之间，修造数量如此之多的佛塔呢？党项民族笃信佛教，西夏朝廷也将佛教定为国教，无论是大乘教、小乘教，还是喇嘛教，但凡是佛教，不分教派都倍加崇奉，深信不疑，所以才会有这群佛塔圣迹的形成。但为什么又要造108座塔呢？“108”是佛教惯用的数字。佛教徒认为，人生有烦恼与苦难108种，为消除这些烦恼与苦难，规定贯珠要108颗，念佛要108遍，敲钟要108声。
一百零八塔应是那些捐资造塔的“功德主”为消除人生烦恼与苦难而建造的。也有人认为是“功德主”崇仰《金刚顶经昆卢遮那一百零八尊法身契印》而造。
1998年，塔群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一百零八塔群之外，原来还有三座小塔。据雷润泽、于存海先生《一零八塔维修与考古发现》载：一是塔群沟北的残塔。此塔上部坍塌，仅存高30厘米基座，平面为八角形。经过专家清理，塔基内出土陶钵1件，泥塔模10多件和西夏文经书残卷。在出土时，经书已朽烂粘连。经过清理，有两种纸色，一种纸色泛白，保存页数较多，已腐烂粘连成为一叠。书页长23厘米，有上下边线。在一部分书页的上下边线内，各印一横排坐佛。在上下佛像之间印有西夏文字，每字2厘米见方，每竖行有5个字。另一种纸色泛黄，仅存一张残页。残页上印有西夏文字及一位贵妇及众侍从的图像。贵妇发髻高盘，头戴花钩，容颜秀丽，身着交领长裙，双手在胸前合十，有圆形头光。贵妇身后侍立3人。其右侧侍从头戴幞头，面相方颐，年龄较大，身着圆领衫，双手握一长把器物。另外两位侍从仅存头部。塔内出土的10余件泥塔模，其中有6件塔模的表面进行过彩绘。彩绘泥塔模中又分为两种：一种全部施用红色；另一种以红色为主，再配以黑色。
二是河滩上的两座小塔。在一百零八塔下面的河滩地上，还有两座小型覆钵塔。其中一塔位于塔群下方东南面约20米；另一塔位于塔群下方正中，与最上层的塔和最下层中间的塔在一条直线上，距塔群约15米。在此塔距地面高20厘米处的塔基座内，发现彩绘绢质佛画两幅，各自成卷，夹于麦草之间。两幅画画面严重污染，多处破损。当时因宁夏无修复保管条件，送北京故宫博物院，请专家精心修复，并长期寄存在故宫博物院库内。这两幅作品是藏密风格的卷轴画(千佛图)。两幅作品的布局、尺寸及装裱方法相同。有一幅画画面较为清晰，画幅通高107厘米，上宽51厘米，下宽49厘米。画面高65厘米，宽37.6厘米。画面用深绿色绸缎装裱，顶端镶竹质扁形细轴，底端装木质圆形轴杆。画面中部的主尊为大日如来佛及两尊菩萨。一幅画背面右下角墨书几行西夏文字，但已漫漶无法辨识。
从一百零八塔塔群内外发现的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遗物，印证了史志文献的记载，说明一百零八塔始建于西夏，兴盛于蒙元时期，在明代称其为“古塔”，并延续至清代，成为香火旺盛的佛教寺院建筑的中心，受到善男信女的养护与崇拜。
四、西夏墓群
西夏墓群位于贺兰山南麓的北岔口以东15公里，邵刚西20公里处的甘城子沿山公路侧一个较平坦的沙砾地上，有大小陵墓20余座，2000年甘城子吊庄在此开发荒地时发现。2001年8月由青铜峡文物管理所配合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专家对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发掘，共发掘墓葬7座、碑亭2个。出土各类文物60余件，其中有镀金腰带饰件，石狮、石刻，铜制饰件、铜铃，铁器，陶器残片等文物。此西夏墓群与银川西夏陵是同一时期的陵墓。其陵墓的设计和建造具有独特的风格，是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和党项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夏墓群有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内涵，为研究西夏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五、宋夏灵州之战
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正值西夏太安七年，西夏内部矛盾加深，幼帝秉常(惠宗，16岁)，废夏礼，行汉礼，要联结宋朝。而梁氏母党掌握实权，反对变革，于是国内大乱。宋朝对西夏形成了包围，宋神宗以50万大军兵分五路围攻西夏。初期，连续得胜。南线以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出环庆，以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出泾原，受高节制；东线王中正出河东，种谔出鄜延(延安)，受王节制；西南线经制使李宪领大兵出熙河，分道并进。十月，刘昌祚率泾原兵由赏移口(今同心县南)绕向西北，沿葫芦川(清水河)至鸣沙，夺取西夏御仓粮百万石，后由牛首山东麓率军至灵州城下。在刘昌祚即将攻入灵州时，高遵裕嫉妒他的功劳，遣使者制止进军，失去战机。十一月，高遵裕合军进攻灵州，但西夏军早有准备，实行坚壁清野，又派轻骑截断宋军粮道。宋军围攻灵州城18天不能破，适值天下大雪，军粮断绝，兵卒饥寒交迫，不战自困。西夏梁太后命令掘开七级渠，水淹宋营，宋军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高遵裕所率13万大军，逃归者仅13000人。其他各路军也因粮饷不继，无功而返。灵州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军遂溃，即南还”，沿途是兵败如山倒，白骨无人收，一派凄惨景象。
“通练西事”，为高遵裕“辟掌机宜文字”的张舜民，参与此战，在回军途中作诗两首。其中，“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是写宋军这次大战败归的情况，后被转运使李察闻奏得罪，被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监税。
六、青铜峡的得名
青铜峡在东汉元初四年(117年)，称为“上河峡”；北魏时称为“青山峡”；唐代称为“峡石”，亦称“大石山”；北宋始称“青铜峡”。
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3年)，吏部侍郎张舜民的《过峡口山》一诗中有：“青铜峡里韦州路”，句中所指就是今天的青铜峡，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
在北宋以前，志书上还不曾出现过“青铜峡”这一名称。清王谟辑录的《水经注》里也只有“上河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有“峡口山，一名青铜峡”。《续修中卫县志》载：“青铜峡在广武之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