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夫妇是萨缪尔子爵——英国指派的巴勒斯坦总督的贵宾。萨缪尔子爵身为英国皇家代表，因此也就生活在皇家荣耀中，每当他离开官邸，都要发射礼炮致敬，每到一处，都有一队戎装的骑兵跟随。在隆重的接见、宴会和早餐时，都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国礼仪。到这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学会不去理睬他认为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繁文缛节。但艾尔莎由于长久以来公开露面，突然产生了反抗心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主妇，”她愤愤地说，“我喜欢自然而舒适的生活，我对所有这些荒唐的礼仪不感兴趣。对我丈夫来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一位著名的人，他可以不拘礼节，人们会说，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但是，如果我不遵守某种礼仪，人们却说我缺乏教养。”
她越说越激动：“报纸记者在厌烦了为我丈夫编些愚蠢的报道之后。他们就开始对我乱加报道。他们知道我近视，就写什么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绿叶当成沙拉吃掉了。”
爱因斯坦夫妇回国时，是搭船沿着可爱的地中海海岸悠闲地航行，他们很高兴暂时摆脱了受人注目的社交生活，彻底地享受着航海之乐。他们抵达马赛港时，艾尔莎急着要赶回家。但爱因斯坦喜欢当地的美丽景色，以及西班牙的艺术，忍不住接受邀请，前去访问那个国家。
在马德里大学，他又接受了一个荣誉学位。到目前为止，他已接受了许多荣誉学位，这是不是国际间已获得谅解的一个良好的象征？他在心里如此想着。在战争期间，西班牙一直和德国维持着友好关系，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位犹太人，犹太人在1492年曾被西班牙驱逐出境，过着流亡生活。即使是现在，也只有少数的犹太人住在西班牙。但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却推选他为西班牙学院的委员，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皇宫召见他。奇怪的是，这位不负责任只知享乐的国王十分仰慕这位不拘小节的教授。爱因斯坦对待阿方索国王的态度没有什么特别，和他在旅途中对待每个人的方式一样。他在漫长的旅程中，曾见过日本皇后，也碰见一位印度脚夫要求他多赏些小费，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他的温情和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信任，他从未想过要取悦任何人，始终保持自己纯真的本色。
他知道，在德国，仍有许多敌人歧视及嫉妒他。但当回到德国以后，他却发现，他在祖国的声名已比以往更为稳固。因为当他还在东方旅行期间，已经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荣获诺贝尔奖
在1922年秋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旅行途中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这个奖项是全世界科学家所梦想获得的最高荣誉。爱因斯坦并不是作为“相对论”的发现者而获得这项大奖的。诺贝尔委员会认为，目前要正确评估那项引起广泛争论的理论的价值，为时太早。对于他的获奖，诺贝尔委员会只提及他早期在瑞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杰出表现。
除了获得这项殊荣之外，爱因斯坦还获得了大约四万美元的奖金。他的收入本来就不少，现在又加上这笔额外收入，却未使他改掉简朴的习惯，他也不知道如何生活才能像一个富人。“上帝并不喜欢奢华的生活。”有一次他说，“我相信他甚至痛恨奢侈。”爱因斯坦只在捐款或从事慈善事业时，才会显得特别大方。
爱因斯坦获得这项莫大的荣誉之后，大部分德国人都把他当做偶像崇拜。德国这个战败的国家正处于饥饿、不安与羞辱的惨境中，现在他们的一位教授却获得了这项世界性的荣誉。爱因斯坦是自大战结束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人，每个德国人都陶醉在这份荣耀中。
有时候，他的声誉也为他带来困扰。当玛戈尔出嫁时，她坚持爱因斯坦博士代表她已死去的父亲出席婚礼，并在婚姻注册局的仪式中，牵着她的手将她交给新郎。教授却抱怨这将占去他部分的研究时间，而且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他仍然答应了。
“但是，你可别想要我戴上高高的大礼帽，或是穿上大礼服，”他警告玛戈尔说，“我还是穿平常所穿的那套舒适的便装，你放心，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在婚礼上，大家只会注意新娘，谁也不会注意我的。”
不料报社的记者和摄影人员却全都拥进注册局，成为一群不请自来的吵闹客人。爱因斯坦说没有人会注意新娘的父亲，他的猜测却错了。穿着漂亮结婚礼服的玛戈尔反而被人忽视了。报社记者们围在穿着宽松便服的爱因斯坦教授身旁，并坚持要访问他。他被迫浪费了宝贵的研究时间，真是觉得厌烦无比，最后好不容易设法溜回了家。
“为什么大家对我的私生活这么有兴趣？”他自言自语道。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一般大众永远不会厌倦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爱因斯坦的照片，或是阅读有关他日常生活的琐碎报道。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每个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有惊人的成就。”罗素评论说，“但很少有人懂得他的成就。”也许这位英国哲学家兼科学家已经解答了爱因斯坦如此受人欢迎的谜底。他像个魔术师那般引人注意，他神秘性的成就更使人对他感兴趣。
艾尔莎·爱因斯坦继续站在她丈夫和大众之间担任保护墙般的工作。“要当这个人的妻子还真不容易，”她在为数不多的一次访问谈话中说道，“他很顽固，却又像个小孩子，必须要好好管住他，但又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管着他。”
因此，爱因斯坦夫人继续很有技巧地从许多访客中挑选出他可能愿意接见的客人。当他的胃病又发作时，她亲手替他调制他可以吃的食物。她督促教授及时上床睡觉以获得充足的睡眠，并定时运动。她跟海伦·杜卡斯（她担任教授的秘书多年）处理他的许多来信，把应该由他自己拆阅的信件放在一边，来自其他国家需要翻译的则另放一处。这项工作要占去整天的时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艾尔莎被迫放弃自己喜欢的阅读、音乐及社会工作。
“他比较重要。”她在这次访问谈话中下结论说，“跟一位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生活在一起，虽然有很多困扰，但也有很多趣事。”
也许，爱因斯坦夫人对她丈夫最大的帮助，就是她能够用很多巧妙的方法，使他不要在书房内坐太长的时间。每当在书房那张他最心爱且已磨损不堪的椅子上坐下来后，他也许根本忘记了自己究竟坐了多久。有一位天文学家告诉爱因斯坦，他有时候每天工作八到十小时。爱因斯坦说：“我无法工作那么久。”他相信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超过五小时。但他有个习惯，在离开书房后，他的脑海里往往仍继续思索一个问题，久久不散。
他经常专注于计算工作，以致无法回答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当他正在思考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的事情时，如果有人打扰他，往往会令他大吃一惊。
经常地，在妻子催促他出去散步时，他也会因为思考一个问题而忘了走到了什么地方。天气变化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也喜欢一面散步，一面让雨点打在脸上。
很多次，当他回到家之后，立即冲进书房，因为他在刚才的散步时解决了一项复杂的问题，现在正急于把它写在纸上。
玛戈尔现在是一位专业雕刻家。她的作品曾在柏林、巴黎及伦敦展出，广受赞誉。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因此也陪着他的继女参观过柏林的许多艺廊。这些参观活动及观赏戏剧与歌剧是他的主要消遣。
平时，音乐是他最大的乐趣，在旅行途中，他最怀念的是钢琴。当他从东方旅行归来后，虽然身上仍然穿着外衣并戴着帽子，却立即在客厅里坐下来，弹奏起莫扎特的音乐，而由爱因斯坦夫人去处理行李。
有一次，他应邀在德国一个小镇举行的慈善会中独奏小提琴，当地报纸的一名记者问说，这位来访的音乐家是谁？被问的这人感到十分惊讶，德国竟然还有人认不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他说：“你真的不认识他吗？他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
这位新闻记者自认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料，于是在第二天刊出的报道中写道：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爱因斯坦所表现的演奏技巧“是举世无双的”。他又夸张地说道：“另外一些所谓的小提琴天才，如果昨晚也在场聆听这位最杰出的大师演奏的话，他们每个人都会吓得脸色苍白。”
爱因斯坦读到这篇特殊的音乐评论之后哈哈大笑。虽然他从来不曾炫耀他所获得的荣誉与学位，但这次他却拿了剪报给每个人看。他说：“目前流行的一则笑话，也许还是有点儿道理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海菲兹，打算放弃音乐改学‘相对论’，因为爱因斯坦似乎已打算放弃物理学改学音乐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慕尼黑求学时，就不喜欢游戏或任何运动。但当他年岁渐高后，却对航海产生了很大的乐趣。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他的崇拜者送给他一艘游艇，他在驾驶出海航行时，从中获得了最大的乐趣。这艘游艇是根据爱因斯坦本人仔细设计的规格所制造的。他穿着皮质运动夹克（他这副打扮经常出现在照片上），在海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航行时光，有时候与少数几位要好的朋友一起，有时候则是单独一人出海。
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爱因斯坦博士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他很高兴，艾尔莎已经同意，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所以不会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在过去几年内，爱因斯坦因为从事太多的工作，不免体力透支。他到过瑞士，在一所疗养院发表了一些演说。院内有些年轻病人因患病与外界隔绝，现在，爱因斯坦为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乐趣。
但是，瑞士疗养院的高海拔使他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爱因斯坦因此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之久。要他放弃全部的讲学，以及他为国际和平所作的努力，是相当困难的。不过，这段时间并不难挨，因为他仍然可以靠在垫高的枕头上，研究和思考他的磁能场问题。他以典型的科学家的好奇心，向他的医生提出了许多有关医疗的问题，逼得那位好心的医生只好随便说些好玩的事来哄他，而不必费神去思索合理的答案。
到了192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一家人决定享受一些小小的家庭乐趣。“我们简直没有一点私人空间，”艾尔莎·爱因斯坦抱怨说，“我们不能上餐馆、旅社或剧院，走到哪里，别人都会盯着我们看，令人很不自在。”他向一位朋友寻求帮助，因为这位朋友在柏林附近的哈维尔河拥有一片很大的产业。这位朋友欣然答应把园丁的小屋子暂时借给他住，因为那间小屋子相当隐蔽，附近还有一个小湖泊。爱因斯坦计划的庆祝节目是：驾驶游艇、在安详宁静的环境里休息、弹奏风琴。
连续好几天，贺卡和电报不断地涌到柏林公寓，向这位“国家英雄”致敬。送来生日卡的包括德国总理本人、政府官员、各国的学者与科学家，以及受他援助的各个团体的领袖，当然，还有爱因斯坦的很多朋友。然而，最令他感到高兴的却是那些谦卑的无名仰慕者的祝福——学生、缝衣女工及工人。有一张便条还附上一小包烟丝，便条主人写道，他现在失业，但存了几分钱，买了这个礼物。他写道，他的礼物“相对”的小，但这些烟丝却来自很好的土地。
“好极了！至少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爱因斯坦博士欣慰而感慨地说。他在还没有回复皇室及科学界领袖们的祝贺信之前，就首先提笔，向他众多礼物中最简单的一份表示感谢。
还有一封信也令他十分高兴，那是美国寄来的。当地的一群犹太主义者募集了一些钱，但不是为了购买礼物送给爱因斯坦，而是要在巴勒斯坦种植一些小树林，并以爱因斯坦的名字为这些树丛命名。玛戈尔为他做了一个蜡像，也很令他喜爱。另外一项珍贵的礼物是一个显微镜，爱因斯坦像小孩子一样兴奋而性急，他故意刺破手指，好奇地透过显微镜，凝视着神奇的血滴。看完血滴，他又转过头去欢迎他唯一的访客——那是住在附近的一个小男孩，他高兴地把一束从花园摘来的鲜花送给爱因斯坦。
艾尔莎把这束鲜花插在餐桌上的一个花瓶里，她为丈夫准备了他最喜爱的汤，以及鱼和馅饼。她觉得很抱歉，但又不得不禁止他在愉快的生日里喝咖啡和酒。她甚至很想念那几瓶送到他们柏林公寓的珍贵而稀罕的陈年葡萄酒。但由于爱因斯坦最近刚刚生过病，他无法享受这些美酒。
玛戈尔和伊丽莎，还有她们的丈夫一起前来参加这个生日大餐。大家快乐地说着故事，并愉快地举杯祝贺这位“过生日的小孩子”。
爱因斯坦喃喃自语道：“德国的每个人对我实在太好了！”
不仅只是个别的德国人，甚至连整个日耳曼共和国都在爱因斯坦五十岁生日当天，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柏林郊区波兹坦的一处小山上，耸立着一座现代化的高塔建筑，是用来观测星星的。这座天文台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为了对他表示更进一步的尊敬，现在他们又在那儿举行了一项盛大的仪式，在仪式中安置了一尊爱因斯坦的半身铜像。
但是，柏林市所赠送的一份正式礼物，为这位教授所带来的苦恼却多于快乐。由于大家都知道他喜欢驾驶游艇，因此柏林市送给他一处靠近哈维尔河的小产业，距柏林不远。这处产业包括一栋漂亮的房子，一家人在此度假似乎是最理想不过了，为此爱因斯坦一家人都很高兴。房子的照片刊登在当日报纸上，柏林市民羡慕地看着照片，也觉得这是送给这位为他们带来如此多荣耀的科学家的最佳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