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去
夏季即将结束，巴塞罗那狭小的天地，已不能满足毕加索那热切的心，他渴望获得更多的艺术的自由。当然，巴塞罗那给了他很多，但毕加索开始厌倦了，像他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人，看着那些人一本正经地过着他们颓废的生活，他最初也好奇过，并最终感到了厌烦。他有时会喜怒无常，甚至会从正在谈话的一群人当中不发一言地站起来，走出酒馆。
在1900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他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关于法国的事。
这一年，有一些“四只猫”的人到巴黎去，有些是去参观博览会，有些是到那儿定居，而毕加索、帕利亚雷斯和卡萨吉玛斯也计划着要去。半年过去了，他们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实际。
1900年的秋天，毕加索和家里和解了，10月的时候，他和卡萨吉玛斯动身到巴黎去，帕利亚雷斯会在一两个礼拜内赶去和他们会合。
“这么多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呢？”萨瓦特斯多年以后问道。
“帕利亚雷斯、卡萨吉玛斯和我，三个人共同负担。我父亲负责车票钱。他和我母亲送我到车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几分钱了。一直到了月底，他们才把日常开销平衡过来。很久以后，我母亲才告诉我这些。”毕加索答道。
黎明时分，他们终于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火车冒着烟，以惊人的速度向北行进，在距边界1000公里的地方开进了巴黎。
他们从三等车厢爬了出来，背起画架、颜料盒、纸夹和行李，浑身都是煤灰。下车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们还没有离开西班牙，因为站台上到处都是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来的旅客和移民。但当他们都走完之后，眼前就是巴黎了。
巴黎像巴塞罗那一样肮脏，但是却充满着色彩：到处都有马车铁轮驶过石板路面的吼声，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一张张被丢弃的宣传广告，时常会有粪车、马屎、汽油的气味飘散出来，到处都有炫目的海报招贴，妇女鲜丽的穿着也不同于西班牙的黑衣。这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大城市，他们的周围净是说着法国话的人。而毕加索，这是个异乡客，一个字也听不懂。
不过他至少知道一件事：巴黎的艺术家大多住在蒙巴纳斯，因为在那儿可以租到便宜的房间和画室。当他们正准备租下一间蒙巴纳斯附近的空屋时，毕加索碰到了画家朋友诺奈，他正要赶回巴塞罗那。他马上把自己位于蒙马特尔小丘上的画室出让给他们。
毕加索和卡萨吉玛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么慷慨的赠与。几天之后，帕利亚雷斯赶到时发现，他们已经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十分自在。
这段时间里，毕加索有太多要看的东西，卢浮宫的大量珍藏，世界博览会和文化宫的艺术展出，这一切对外国艺术家也许相当刺激，对当地艺术家却不那么新鲜。
1900年的巴黎居民已经看了太多画，每年“法国艺术家沙龙”都要展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画作，“国家美术协会”也是。不过，真正新的作品要在“独立协会”才能看得到。
毕加索经常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乱逛。有许多商业性的小画廊，里面独有的现代画作远远超过了摆在博览会上的水平。有一位名叫伯萨·韦尔的女店主一直不断地大力扶持年轻艺术家，20世纪所有著名画家的画作，从马蒂斯到莫迪里阿尼，都曾出入过她的画店。不过她自己却没有从中赚多少钱——1909年时她曾卖了一幅梵高的画，只收了60个法郎。
毕加索走了很多路，来探索巴黎。他常常裹着件厚重的大衣，迎着北风，带着他的速写本从蒙马特尔郊外出发走下小丘。那是一个安静的小镇，有一条绿树相夹的巷道，还有一些真正的风车。那儿甚至还有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人们在此用枪射击野猫，而且把它们叫做“兔子”。
接着，他会走上一条繁忙的街道，街上到处是推着车子叫卖蔬菜的小贩、背着一筐玻璃到处找生意的玻璃匠、卖翻新补旧的桶匠，还有一些推着锅炉大桶的人沿街叫着，看有没有人要洗热水澡。街道两旁是正在施工的石砌的房屋，工匠们一边工作一边唱歌。
再往前走就接近了塞纳河，河上有小汽船、水上巴士、驳船与其他船只。巴黎到处都充满了色彩，然而最显眼的可能就是那数不清的兵士们。法国有50万的武装部队，正等待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德战争，他们大多穿着猩红色的宽松裤子，就好像印象派画家在拥挤的大街上抹下的鲜艳色调。
他的脚步朝向了繁华的地带，这里有巴塞罗那未曾见过的奢华，贫富的差别在此显得更为悬殊——有些人穿着常见的褴褛衣裳，而另一方面却是戴着发亮的高帽、穿着晨装的男士和一些出奇优雅的女人。
过了塞纳河，就到了蒙巴纳斯，这里住了几十个加泰罗尼亚人，其中许多是毕加索在“四只猫”就认识的。他们把他介绍给了皮尔·罗尼亚克，罗尼亚克也是加泰罗尼亚人，由于喜欢艺术，因此到巴黎做了画商。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并且认识许多人，包括伯萨·韦尔在内。
罗尼亚克把毕加索介绍给伯萨·韦尔，她马上买了三张画，包括两张胶彩的斗牛画和一张油彩，一共付了100法郎。
而皮尔·罗尼亚克很得意自己慧眼识英雄，便要求与毕加索订立合约。这种合约在法国相当普遍，也就是艺术家把所有作品提供给一位商人，交换按月付给的稳定酬金。罗尼亚克提供给毕加索的是150法郎一个月，这种收入不能让人发财，不过它足以使毕加索三餐吃得饱、有酒喝、有烟抽、还有房子可住。
一个19岁的无名画家，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多耀眼的法郎，毕加索绝不会拒绝的，他很快就签了字。
漂泊的生活
卡萨吉玛斯一到巴黎，就爱上了一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却对他的疯狂追求无动于衷。卡萨吉玛斯心灰意懒，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常常烂醉如泥。12月的时候，卡萨吉玛斯显然不能在巴黎再待下去了，毕加索把他带回了巴塞罗那。在那儿待了几天，卡萨吉玛斯的情况没有好转，毕加索又把他带到马拉加，希望那儿的太阳、气候和风景，以及新年的庆典能使他振作起来。
但马拉加的太阳也是冷的，马拉加不再是毕加索的家了。毕加索的家人和亲友的态度也使人痛心。他们没有邀请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住下，他俩只好在一间小旅馆投宿。
毕加索对此感慨颇深。此外，他为卡萨吉玛斯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卡萨吉玛斯失踪了。
1901年，卡萨吉玛斯又回到了巴黎，2月17日那天，他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他写了很多信，邀请朋友们当天晚上一同晚餐。
在餐厅里，帕利亚雷斯以及其他一些朋友都在。晚餐很好，他们喝了几瓶酒。在晚饭近尾声时，卡萨吉玛斯站起来开始用法文讲话，一面说一面把手伸入口袋。接着卡萨吉玛斯举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火，在一小时之内就死去了。
卡萨吉玛斯的死讯传到毕加索的耳中时，他正在马德里。当时他表现得相当平静，在几个月中，他的画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
他在马德里十分忙碌，有位朋友要和他合作发行一本杂志——《青年艺术》，这是一本文学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杂志，1901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他们想把它办成一本“真实可靠的刊物”，在西班牙推动艺术革新的浪潮。毕加索负责里面几乎所有的插图，包括一些广告。遗憾的是，《青年艺术》仅维持5期就停办了，因为没钱。
马德里的生活非常窘迫，毕加索在哲班诺街租了一间楼顶的房间，此外他只买得起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张铺草垫的行军床。到了晚上，他靠着一支插在酒瓶里的蜡烛来工作，饮食方面自然也很俭省，虽然抽了不少烟却很少喝酒，而用水做开胃饮料。他忍受不足的供水及光线，狂热地画着。
现代主义风潮才刚刚吹到马德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早已接触过它，而在巴黎更是吸足了这方面的养分。他自己的作品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毕加索来说，马德里除了普拉多博物馆之外，简直就是文化的沙漠。
虽然他在马德里认识了不少有趣的人，也卖掉了一些画，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他还是放弃了他的阁楼、他的桌椅，还有他寿终正寝的《青年艺术》，回到了巴塞罗那。
他带回了大量的作品，大多是用蜡笔画成的。其中有一幅《侏儒舞女》，这是一幅猛烈的、狂野的作品，构思、着色、下笔都极精彩，图中那粗鄙的、难以名状的畸形女孩，让人乍看之下会生起一种残酷的感觉，但再看一眼，就可以发现在那明显的残酷下，有着深深的同情，一种不动声色的怜悯。
毕加索的目的地是巴黎，罗尼亚克催得很紧，他几个月未收到毕加索应允的一些绘画了。因此毕加索只在巴塞罗那作了短暂的停留。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举办了一次画展，不是个人展，而是和拉蒙·卡萨斯的画作一同展出，但是能和这样有名的画家一同展出，对年轻的毕加索而言就是一种荣幸。
巴塞罗那的美术评论杂志刊出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是由极具分量的郁特里罗所写的：
这些展出的蜡笔画它们是一对具有观察力、不放过这一时代弱点的眼睛下的产物，表现出美，甚至是丑恶的美，是一种因为画家忠实画出他真正看到的东西所产生的美。毕加索的作品非常杰出，但只不过是毕加索才气的一部分而已，这位艺术家会引起很多争议，但也会引起所有企图打破既存形象、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的人们的尊敬。
对一位未满20岁的画家来说，这些赞扬非常有分量。但毕加索并未留在那儿享受它。他很少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得穿着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让陌生人问他：“这幅画想要表现什么？”另一方面，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挂在墙上，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事，这令毕加索难以忍受。
在画展还没有结束时，毕加索已经到了巴黎。罗尼亚克住在克里希大街130号的一间小寓所，他邀请毕加索住下，还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安排了一场展览，不是在伯萨·韦尔的画店，而是在一家更大、更重要的画廊。
1901年6月24日开幕的这场展览又是一个合展，和毕加索共同办画展的是30多岁的巴斯克·埃多里诺，而批评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年轻的毕加索身上。古斯塔维·柯奎欧特——巴黎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在评论上写道：
像所有纯粹的画家一样，他崇拜色彩的本身，而每件物体都有它的色彩。他爱所有的主题，而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是个主题——花朵从瓶中腾跃向光线，花瓶本身甚至它下面桌子的跃动，还有那飞舞着的、充满光线的空气毕加索是个画家，全然美妙的画家，他对所画对象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
这次画展真正带给毕加索的，除了赞美之外，就是麦克斯·雅各布的友谊。雅各布是一个感觉敏锐、聪明而又一贫如洗的批评家、诗人和作家，他对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深刻，因而想结识他。
当时的麦克斯·雅各布25岁，看起来却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是个极有天分的人，读书多、吸引人、口齿伶俐、非常感性、害怕女人，并且无可救药地不实际。
他在画廊留下一张字条，而后被邀请到克里希大街去拜访毕加索。事后他描述道：
他被一大群西班牙穷画家围在中间，坐在地板上吃喝聊天。他跟我一样戴着顶高帽，每天画两三幅画。在那些日子里，他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音乐厅的布景后面，画那些明星的像。
他们握手，很快地笑了笑，然后，没办法用语言沟通，又握了握手。雅各布看了看那些画布，一会儿又来了更多的西班牙朋友。刚才的拘谨消失了，有人煮了一盘豆子，他们就散坐在地上吃着。晚餐结束后，除了毕加索，其余人开始用人声来代替乐团，想要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第二天，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蜂拥到雅各布住的小房间去回访，到最后，有些人离开了，身为翻译的罗尼亚克也睡着了。毕加索和雅各布注视着挂在墙上道弥尔、加伐尼兹和丢勒的木刻。
毕加索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表达出他想听雅各布的诗，那天晚上剩下来的时间，他都在听诗。他们黎明分开的时候，雅各布把那些道弥尔、加伐尼兹和丢勒的木刻都送给了毕加索。
此后他们就常常见面，而毕加索和罗尼亚克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太愉快。很少有人能成功地把生意和友谊平衡好。罗尼亚克也开始不高兴那些成批拥来的朋友们，他们几乎成了他家的掠夺者。
比起卡萨吉玛斯的阴影来，这位商人对毕加索的影响根本不算什么。毕加索住的地方离他朋友自杀的小餐厅只有几步路，在全巴黎，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使他不想起那桩悲惨的自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