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人性的至美与极恶
情势紧张的柬埔寨
当我们决定去柬埔寨首都金边时，朋友们纷纷警告：此时去不得，红色高棉（Khmer Rouge）最近动作频繁，外国人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台湾的中文报纸很少提柬埔寨，英文报纸在那一阵却常有显著报道。11月3日就有这么两则新闻。
一则内容是：“路透社11月2日于金边报道，在反叛军处决了三位西方人质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警告观光客避免造访该国。他表示柬埔寨正处于战争状态，‘显然并不安全’。‘这些卑鄙、不容宽恕的杀人凶手必须对这三位年轻人的死亡负责。我在此对他们发出最严厉的谴责。’”
被害的三位人质是英国人马克·斯莱特（Mark Slater），28岁；法国人让-米歇尔·布拉凯（Jean-Michel Braquet），27岁；澳大利亚人戴维·威尔森（David Wilson），29岁。三人于去年7月26日在一次柬埔寨南方的火车袭击事件中，被红色高棉军挟持。
另一则内容是：“美联社11月2日于金边报导：位于柬埔寨西北某省的副首长于星期三说，红色高棉军游击队绑架了71位村民，并强制他们步行四天抵达一处游击队基地后，处决了其中的50位。”
一位英国朋友用传真劝阻我们：“现在去金边太冒险了，是不是要考虑延期……”台北老友则建议我们干脆取消此行，因为“没什么事比老命更重要”！
举棋不定之下，我们发了封传真到瑞士，问约好在金边碰面的丹尼尔·施瓦茨：“最近柬埔寨情形紧张，需不需要把行程延后？”
丹尼尔满不在乎地回了传真：“你们不要那么紧张，金边是首都，很平静的。只要我们不离开市区，安全没问题。那个地方我熟得很，只要跟着我，保管没事！”
既然如此，还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次去金边的任务，是要察看一批十分吓人的照片。几个月前跟丹尼尔在巴黎碰面，他拿了13张来自金边的照片影印稿给我们以及当时也在场的老友陈传兴看，大家都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到底是什么影像，能有这样大的力量？
摄影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肖像
柬埔寨的原独裁者波尔布特（Pol Pot）于掌权时期（1975-1979），在金边设立了一个代号为“S-21”的秘密监狱。每个男女老幼在进来时，都被拍下档案照片，接着便会开始历经一连串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拷问。绝大部分人都是被挂上“莫须有”的罪名，却没有一位能获释，迟早都会被处决。
丹尼尔给我们看的，正是那秘密监狱中的13位囚犯肖像。照片并非惨不忍睹，有些人的表情还特别安详，被拍下的有军人、平民、少女、小孩，以及怀抱婴儿的母亲。
每个人都瞪着镜头，眼睛睁得大大的。有的一脸茫然，似乎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的人神色恐惧，为前方巨大而不可测的危险而惊惶；有的人好像已知道自己的命运，显得出奇地宁静，就像是在借着这个最后的机会，透过相机镜头对世人说：“这是我，虽然渺小，但曾经存在。”
就摄影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水平也非常高。构图不能再简单了，就像是证件照半身像，然而，人物的精神和意志却穿透纸面、直入人心。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照片的效果与摄影师的功力无关，之所以扣人心弦，纯粹是被摄人物因处境而自然产生的心灵反射。有几张照片，毫无疑问可称得上摄影史上最强而有力的肖像，其不朽的艺术价值，不但不逊于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作品，更凌驾于伊文·潘（Irving Penn）、理查德·埃夫登（Richard Avedon）的作品之上。
半年前，丹尼尔受我们之托，一直在帮《摄影家》杂志筹备“东南亚摄影专号”。他的想法是，把在柬埔寨看到的这一组照片列为专号内的一个小单元，可这13张照片让我觉得，应该把更多有关作品好好编辑，让它们发展成一集专号。
“这批照片一共有几张？”我迫不及待地问。丹尼尔回答：“可多了！当然并不是每张都这么强，但好的也不少。”
在我表明考虑做专集后，丹尼尔的表情是兴奋之中带点怀疑：“这个构想太好了，但实在很大胆，你真的想做整本专号吗，不怕有碍杂志销路？”
“好照片的数量要够多，我才会考虑做整本专号。至于销路问题，就先放在一边吧！”
“那你最好亲自跑一趟金边，跟发现和整理这些照片的两位美国人--克里斯·赖利（Chris Riley）和道格拉斯·尼文（Douglas Niven）见面。”
就这样，我们和丹尼尔在巴黎蒙巴那斯大道上的圆顶咖啡（La Coupole），定下了金边的约会。
美金比人重要
我们如期上路。原以为办签证要花上一些时间，没想到旅行社说柬埔寨是落地签证，只要备好大头照和美金，随到随办就行了。
在东南亚地区，泰国航空的航线算是最多的了，无论要去哪国都成，只不过都得在曼谷转机。在转机室已经有感觉，在这敏感时期，几乎没有外国观光客去柬埔寨，仅见的几位西方人，从穿着打扮以及所背的DOMKE相机袋，可以确定他们是摄影记者。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发生了？
金边国际机场又小又冷清，整个机场只有我们这架小飞机。飞机从跑道上转弯以后，慢慢滑到入境大厅的门前。原以为下了飞机，走几步路进去就行了，没想到所有乘客都被拦下，听指挥排队上了一辆巴士。人人一脸狐疑，想的大概都是同一件事：难道入境关口是在别处？但四下张望，明明只有这一栋平房！
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是既滑稽又荒唐，巴士在原地打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也就是说，车头和车尾互换了一个方向，大家还没来得及坐定，就又被赶了下来。没错，那平房正是入境处。近在咫尺的目的地还得又排队又坐车的，真是搞不懂他们的思维逻辑！
狭窄的入境处摆了几张长条写字台，每位旅客领了表格就站在台边填写。资料填完，大家排成一列，把护照、表格以及20元美金交给一排端坐的男办事员。他们共有五位：一位收件，一位填写，一位收钱，一位盖章，一位发件。没计算机，一切手写，表格马马虎虎瞄过，美金却是看了又看，好像人是假的不要紧，钱可不能假。一个老美缴的钞票比较脏旧，经办人员非要他换一张，搞得他哇哇叫！
一出海关，就看到瘦瘦高高的丹尼尔迎上前来。他和他的标准打扮，永远叫人看了亲切--虽旧却保养得很好的黑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永不离脖的黑白格子围巾。这回，他已在东南亚待了一个多月，脸庞晒得黑黑的，有四分之一越南血统的他，看起来更像东方人了。
在东方得自在的丹尼尔
我和内人去过丹尼尔位于苏黎世的家。跟他在瑞士相处的那几天，老是听到他抱怨西方社会的麻木不仁，时常喃喃诉说，他随时都在数日子，期盼下一次到东南亚出任务的时候。丹尼尔是个极好的摄影家，也是瑞士摄影记者中的“东南亚通”，因为他平均每年总会在这个区域待上三四个月，甚至更久。眼前的他不但生龙活虎，而且显得开心极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我只有在东方才能真正地创作”，看来的确不假！
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在第三国相见，感觉特别好，双方都既非主人也非客人，心情更轻松。丹尼尔与我们拥抱、问好，两手抓起我们的行李，长手长脚地就往外走。一堆出租车司机蜂拥而上，丹尼尔却挥挥手叫他们走，原来他每次到金边都包同一辆出租车，出入都有专属司机接送。
上车后，丹尼尔笑嘻嘻地从前座回过头来说：“我这个司机人脉可广了，他开出租车是兼差，没事就溜出来赚外快。你们猜他的正业是什么？”
左猜右猜都不对。丹尼尔卖足了关子，才得意地宣布：“他是警察，原来还是刑事组的，有一天翘班开车，在街头被上司碰个正着，所以被降级，调去指挥交通。虽然溜班更方便了，可是他一肚子牢骚，因为被降调很没面子！”
黑黑瘦瘦、40岁左右的司机看起来颇精明，但只懂必要的几句英文，见我们开心，也热络地陪着大笑，不知晓不晓得我们笑的是他。
离开机场后，一路都是石子路，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马路两旁的房子矮小破旧，风景荒凉，人烟稀少。我们问丹尼尔机场是不是离市区很远，答案却是：“市区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这里的政府很腐败，钱几乎都被官员贪光了！波尔布特当权时，老百姓被杀的被杀、逃的逃，金边几乎成为空城，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人陆续搬进来。”
我们打量经过的建筑，东指西指，丹尼尔便为我们解惑。像是该拆掉的几栋破楼房是一所大学，两三栋灰扑扑的平房是医院，稍微坚固点的是国防部。外表有点样子的多为外国使馆，日本大使馆尤其让人眼睛一亮，是栋漆得白白新新的法式殖民建筑。直到抵达市中心，还是没有柏油路，真不知世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是这样的。
总算到了一个人车比较稠密的地区，最醒目的就是那栋老旧但造型独特、充满现代感的球顶圆形大建筑，占地面积不小。丹尼尔告诉我们，那是法国人在殖民时期盖的，从前做什么他不清楚，但现在是中央市场。
“第一好”的旅馆房间
下榻之处就在市场正对面，招牌除了标示着法文La Paillot，居然还有“荣华饭店”几个中文字。
我问：“这家饭店敢情是中国人开的？”丹尼尔摇头，说是一位住在这里很久的瑞士人开的，但他并不是捧家乡人的场，而是因为这家老店有摄影记者的传统，从越战时期开始，这就是战地记者喜欢的落脚处。几位大名鼎鼎的摄影记者，如唐·麦库林（Don McCullin）等，都曾是La Paillot的常客。
“楼下是餐厅，”丹尼尔领着我们绕过，从旁边的窄楼梯往上爬，“我给你们订的是全旅馆第二好的房间，因为我已经住了第一好的。照规矩，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摄影记者同时入住，比较资深的有权享用最好的那间。我跟前辈来总住不到，所以一个人来的时候一定要住这间过过瘾！”
看他讲得喜滋滋的，我们忍不住先去参观那“第一好”的房间。推开油漆剥落的木门，里面平平常常地放着铺着旧床单的大床，桌椅、衣柜、小电视、小冰箱，无一不简陋。唯一有点意思的就是那面让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的斜墙。此外，房间位于旅馆顶楼，也就是第三层楼的边间，视野开阔。看丹尼尔心满意足的模样，可见任何具备传统意义的事物，其魅力均不可小觑！
“第二好”的在二楼。虽然也面街，有小阳台，可视野被乱七八糟的电线搞得惨不忍睹。其他的陈设则是大同小异，感觉不像住旅馆，倒像在台湾最偏僻的乡下农家借宿。
急忙打开行李，把衣物收到门钮一拉就掉的橱柜里，迅速到地板凹凸不平的浴室冲个热水澡。在柜台登记的时候，女服务员告诉我们，由于电力不足，整个金边都必须分区停电，旅馆从下午3点开始停电一个小时。3点一到，嘎嘎作响的冷气机果然在一阵剧烈晃动后停止了呼吸，仿佛中了弹的蛮牛。室内温度开始急速上升，12月的金边竟然热得有如夏天的台湾。除了打开窗户别无他法，街头的喧嚣乘着热风肆无忌惮地冲进来。心情倒是意外地平静下来，一路至此，没有感觉到丝毫不安--丹尼尔是对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丹尼尔敲门入房。“我知道你性子急（其实他的性子也不慢），已经帮你约好了克里斯和道格。咱们现在就去法新社（Agence France Presse），他俩已经把照片准备好了，等着我们。”
先前丹尼尔就提过，道格是法新社驻金边记者，克里斯则曾是法新社驻香港记者。为了让照片重见天日，克里斯离职后专门为这项计划奔波--在美国找经费，在柬埔寨和道格一起整理这批照片。
刚走到旅馆门口，“丹尼尔的车”就滑过来，一尺不差地停在我们面前。丹尼尔很喜欢和司机逗趣，常常反复学着司机的口音，怪腔怪调地讲些简单的英文字句，把司机逗得叽叽呱呱笑。
“Now--go--Agence France--You know？”
“Yes--Go--Now！”
像这样引人发笑的对答，几乎每隔一段路就要重复一次！
克里斯和道格
法新社就在日本大使馆旁边，也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老房子，高围墙、大铁栅，给人门禁森严的感觉。丹尼尔显然是常客，大剌剌地把铁门打开后，便领着我们直闯办公室找人。
道格是个典型的美国青年，有一张娃娃脸和可乐喝多了的身材，心里想什么脸上出现的就是什么。克里斯与他年纪相当，却显得沉稳内敛多了，像个小老头儿似的。后来才知道，他在大学时修过几年佛学课。
握完手，寒暄几句，喝了两口冰可乐，我再也按捺不住地问：“可以马上看照片吗？”两位年轻人笑道：“早就准备好了！”
办公室的一张长桌被整理得干干净净，正中央放着一个大大的无酸照片保存盒。不用说，里面应该就是他们筛选过的“S-21”档案照片，也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几个月前在巴黎看到那13张影印稿的冲击，现在不但回来了，而且还加倍地沉重。首批虽然是丹尼尔的精心挑选，可是盒内这些近百张的肖像，至少有三分之一并不逊色，照片的放大质量好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