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纳斯比维尔纽斯更小，看起来就像个小镇，市内也分老城区、新城区，任何角落都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老城区面积约1.06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幸运地未曾受损，到处可见哥特及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中心地带为商店围绕的市政厅，许多都是16世纪的建筑。
老波把车停在广场边，指着街角的一栋砖造老建筑，说：“这就是摄影协会的考纳斯分会，隔壁是协会艺廊，也是你作品展出的地方。明天大伙儿都会来参加展览开幕！”
艺廊原名考纳斯摄影艺廊，如今已更名为富士摄影艺廊，因为大部分展览经费都是由富士胶片公司赞助的。好在该公司并不干涉经营，一切决策都听马奇加斯卡的。考纳斯分会是全国最活跃的，大部分国际摄影活动都由马奇加斯卡在此策划。
天已经够黑了，街灯却依旧合着眼，立陶宛人的节俭与惜物，从小地方就看得出来。能生活在单纯朴素的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福气。
旅馆在新城区，一路上几乎看不到车辆与行人，整个城市寂静异常。正想问，老波就开腔了：“是啊，这里一到晚上就是这么冷清！前阵子本地报纸还讨论过，为何考纳斯不像许多欧洲城市，天一黑就不见人影。有人说是电视的影响，有人说街上不像以前那么安全，我倒觉得这跟生活形态有关。我们的老百姓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像西班牙人，午休时间长达四五个钟头，夜晚当然精力充沛，只想往外跑！”
摸不着头绪的用餐时间
“立陶宛”旅馆是我们在考纳斯四天的下榻处，虽说位于城中心，周遭还是沉静得很。旅馆规模不大，陈设老旧，可是入口处的镶铜旋转门、楼梯间的彩色镶嵌玻璃，仍能让人想见她过去的风光。维吉妮亚说，从前一切国营，“立陶宛”是考纳斯最好的旅馆。开放后，私人企业买不起，政府又没整修经费，气势已比不上后来新建的旅馆。
管理依旧保留着国营风格，每层楼都有带枪看守的警卫，可说是最令人有安全感的旅馆。除此之外，环境单调朴素，看起来就像给公务人员出差过夜的。不仅看起来像，我们很快就发现，住起来也像！每天都得自己铺床单，罩被套，然后去柜台领早餐票；被单、枕头套自然是一套用到退房。
行李安顿好，老波夫妇带我们上他家吃晚饭。那一整天，除了早餐跟日间塞过的几片饼干，我们还没吃到任何东西，肚子真是饿瘪了！
有关用餐时间，我们始终没摸着头绪，除了早餐在旅馆按时吃，其他用餐时间视陪伴友人而定，差异不可谓不大。大部分人一天只吃两餐，有些在12点左右吃，有些在下午2点吃，有些在下午5点吃，还有些到晚上10点多才吃。总之，入乡随俗、客随主便的我们，在立陶宛的那几天几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时羡慕着当地人那铁打的肠胃！
路灯已亮，才晚上10点多，路上冷清得却像三更半夜。老波家在老城犹太区，是一栋有小院子的公寓。指着坍塌的围墙，他无奈地耸耸肩表示：“院子是公产，还没从政府手里买下之前，谁也不会去修它！”
老波在此拥有两层空间，一层当工作室，一层当住家。在脱离苏联独立之后，政府除了发还土地及不动产给提供拥有证明的百姓，还让所有公民以低廉价钱向国家购买一套房子。艺术家们除了住处，还可得到一间工作室，多令人羡慕啊！
“每户人家只能有一次优惠购屋机会。”老波说，“那时凑不出买屋钱的人，现在都后悔得要命，因为现在的价钱，即使在优惠条件下，也比几年前要贵好多倍！”
他们家很宽敞，工作室更是大得叫人咋舌，虽然家具、设备都很基本，但夫妻俩的满足已写在脸上。
“你们老说台湾人有钱，可是在台湾，要千万富翁才住得起你们这样的房子！”我们跟他们打趣，老波却强调，其实他们国家的经济还不是很好，国民所得也低。目前每月平均薪资是388立特（litas，不到美金100元），官方的贫穷线是50立特（约美金11.5元）。“我们夫妻都有工作，收入算是很好了，可还是经常感觉钱不够用。真不知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过日子的！”
终于要吃饭了！维吉妮亚在工作室的壁炉旁摆了张小桌子，铺上桌巾，摆好餐具，点上蜡烛，放上音乐，还开了一瓶立陶宛香槟酒。气氛好极了，包心菜卷也相当美味！主人的盛情不用怀疑，可是，感觉仍然像是吃了顿减肥餐。香槟喝完上伏特加，主人频频劝酒，兴致高昂，客人把食物扫得一干二净，若有所失。
我们对立陶宛菜的渴求，大概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
老波的改装放大机
饭后，老波拿了些作品给我们看。他是非常用功的摄影家，效率也很高，作品得过许多新闻报道类大奖。暗房技术精湛，但放大机却是简陋的波兰机，这让我大为好奇。
“据我对这款机器的了解，它好像无法达到你照片上的高解像力。”
老波得意地笑了，答：“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我把它改装过！你看这灯头，原来的220伏特钨丝灯泡，被我换成了12伏特的工业用直流电小灯泡，灯罩内部原来的银色也被我完全涂黑了。像这样，光线无法反射，只能笔直地从我在灯泡前所加的毛玻璃穿过去，射到聚光镜、底片、镜头和相纸上。这样放出来的照片，连最角落的粒子都会锐利无比地显现出来！”
原来，老波在拍照之前是学工程的，难怪手艺这么好！要是他哪天生产放大机，我非买一部不可！老波替《立陶宛晨报》（Lietuvos Rytas）旗下的周刊工作，另外也在大学兼摄影课，接拍一些零星的案子。这份周刊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每期主题都以图片故事来表现。由于人手少，几乎所有图片故事都是由他一人担纲完成的。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工作量如此大，发表作品又这么多，他仍能维持一定的水平，且每期周刊总有一两张杰作，旺盛的创作力令人钦羡！
老波显然在这里干得过瘾之至，等我们翻完那一大沓杂志，他朝我们顽皮地挤挤眼睛，道：“朋友都说，这份刊物应该改名叫《波哲斯基周报》！”
意义重大的展览
第二天中午，老波带我们到摄影协会办公室。除了亚历山德拉斯·马奇加斯卡，《摄影家》所介绍的摄影家：罗穆亚尔德斯·拉考司卡（Romualdas Rakauskas）、朱斯凯利·罗马斯（Juskelis Romas）、约拿·达尼乌纳斯（Jonas Daniunas）、阿尔贝塔斯·史文希欧尼斯（Albertas Svencionis）以及史妮歌乐·米契可维修特（Snieguole Michelkeviciute）也都在等我们了，一张张笑盈盈的脸孔真挚又热情。
他们之中，有的腼腆，有的开朗，可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立陶宛专号》的喝彩，同时也对这么高质量的杂志如何生存感到好奇。这跟在世界各地碰到的情形一样，大部分人都以为我们有财团或政府单位支持，当听到内人与我既是创办人，又是主编、艺术编辑、美工完稿与搬书小工时，都惊讶极了！
我告诉他们，《摄影家》杂志之所以被大家看重，跟时机很有关系。欧美各国经济不景气，本来就凤毛麟角的严肃摄影杂志接二连三地停办，纪实摄影的发表园地越来越少。世上许多摄影家都愿意免费提供作品，希望我们的杂志能撑久一点，而我们能回报的，就是用最有力的编排、最好的纸张、最棒的印刷，将他们的杰作最忠实地复制。
展览下午5点开幕，马奇加斯卡带我们到楼下画廊看照片顺序有无需要调整。空间呈长方形，我那涵盖“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等单元的70多幅作品，依序排在四面墙壁与当中两根大柱子上，其中一本书上的序被翻译成立陶宛文挂在入口处。尽管画廊经费短缺，海报印刷品质不佳，裱框与衬纸略显粗糙，我却对一切都满意极了！这个展览对我意义非凡，距离这么遥远的两个地方，因为摄影而彼此有了接触。而我若不是以摄影为志，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造访这个国度，也没有机会认识这群可爱的朋友。
开幕酒会简单而隆重。除了两朵鲜红的玫瑰花，摄影协会还特别印制了一份用皮面衬套装裱的感谢状，由马奇加斯卡郑重地交给我。它代表了珍贵的纪念与厚实的情谊。
温暖无比的同志情
酒会结束后，我们回到马奇加斯卡的办公室，每位摄影家都准备了最近的作品请我过目。
立陶宛摄影家的照片内容多半有主题，很少漫无目标、随兴所至地去拍。罗马斯在做完那组很美术性的染色作品后，就专注于以写实手法拍摄考纳斯的十几座废弃战壕。拉考司卡曾致力于表现立陶宛农民的生活，最新体裁则是借由裸体来歌颂少女的青春。年轻的史文希欧尼斯从彩色的拼贴作品转回黑白纪录。女摄影家米契可维修特则从男性人体转向风景。
他们从一个主题跳向另一个主题时，表现手法的差异性，简直不像出自于同一个人。勇于创新，不重复自己，可说是立陶宛摄影家的共同特色。
马奇加斯卡的最新作品依然让我赞叹不已。有一个系列以墓碑上的死者肖像为主题，因为立陶宛人认为，死者的灵魂会永远绕着在世的亲人不散，眷恋他们，也保护他们。这组照片他依旧用超广角镜头来表现，借景深把墓碑与后面的景物压缩成一个平面，形成生死两个世界的对照。令人称奇的是，在这么一大沓照片当中，很少看到意念的重复，每张作品都有个别内涵，耐人寻味地诉说着生者与死者之间那怎么也断不了的牵连。
马奇加斯卡是以“市集”系列作品扬名立万的，很多人都以为那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要超越如此富有原创性的风格实在是太难了！若非亲眼看到他产量如此多、质量如此佳的其他作品，我也会这么认为。他的眼睛充满了对外在世界的好奇，心中随时燃烧着炽热的创作火焰，丝毫没有被庞杂的行政工作阻碍！这一点是让我最羡慕的地方。
看完照片，大伙儿又开了香槟，七嘴八舌地询问关于中国文化、台湾情形、我对摄影前途的看法、在学校怎么教学等问题。人人抢着讲话，把担任翻译的英文老师--史文希欧尼斯的太太忙得人仰马翻。
有人说：“你们帮了立陶宛人的忙，就是所有立陶宛人的朋友！”听到我们曾想卖房子办杂志时，又有人说：“你们要是把房子卖掉了，我们就从这里运砖头去台湾帮你们盖新房子！”搞得我们眼眶发热……
讨论告一段落，马奇加斯卡要我们夫妻坐好，正感好奇，就见在场的所有朋友都站起来，挥舞着手里的酒杯，扯开喉咙为我们唱了一首雄伟热情的立陶宛民歌。“歌词的意思是祝人快乐、长寿，希望你们和《摄影家》杂志都长命百岁！”
我们感激地频频道谢，他们却笑嘻嘻地表示：“我们这是在为自己打算啊！《摄影家》办久一点，我们的作品才有好园地发表嘛！”
“越穷的人越慷慨”--这句话一点也没错！在很多富裕的国家，摄影界人士有自筑围墙的情形，在这儿却让我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那一天，在离家万里的小国立陶宛，我体会到了一份澎湃的摄影同志之情，令我至今一想到就温暖不已！
小国也有摄影博物馆
接下来的几天，马奇加斯卡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文化观光”项目。第一对向导是他的儿子马立欧和未来的儿媳妇裘姬达。两位年轻人长得真好看，这好看，除了五官清秀，最主要的是摩登社会青年人身上少见的谦恭、温良与持重。
首先，我们去了立陶宛的第三大城，也就是考纳斯北方168公里的苏列（Siauliu），参观“苏列摄影博物馆”（Siauliu Fotografijos Muziejus），也是我的展览巡回的其中一站。
苏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乎被夷为平地，除了一所教堂是古迹之外，整个市区均为新建。创立于1967年的这座摄影博物馆位于市中心最大的一条人行道上，馆中设备同样朴素简单，所陈列的收藏品虽然不多，但经过细心整理与陈列，仍然可以让人对立陶宛摄影史的发展一目了然。
除了摄影光学与化学的发展史料，展览橱窗还依年代顺序，列出立陶宛著名摄影家的作品及著作。从早期用达盖尔摄影术创作的摄影家，到现今依旧活跃的当代名家苏卡斯、马奇加斯卡等人都在列。
除了常设收藏品空间，还有两个面积不小的画廊也有展览。那天展出的是一位立陶宛摄影家的“世界各地的女人”以及一位立裔美籍的摄影家作品回顾。
这么一个小国家的一座小城内，却有如此精心规划的摄影机构与终年不断的展览活动，真是叫人替民众高兴！见微知著，立陶宛的摄影人才辈出，不是没有道理的。
十字架之丘
下午继续开车北上，来到离拉脱维亚边境不远的一个圣地--位于多蒙台（Domantai）和尤盖夏（Jurgaiciai）两个村落之间、靠近卡贝河（Kulpe）的“十字架之丘”（Kryziu Kalnas）。
这个奇妙的小山丘，直到14世纪都是一座抵御敌人的要塞。人们会称呼她为“十字架之丘”，是因为在山丘顶上散布着各式各样的十字架。自古以来，立陶宛农民就有制作大十字架，将其高高竖在住家附近，以驱邪避凶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