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
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到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帮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以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月20日，蒋介石就派人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月4日至6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1）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2）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3）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
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