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普通水兵一生都在不断地和困难、危险搏斗，而他们所得到的，除了在运用劳动熟练度与技巧工作，以及克服困难与危险时所感受的些许快感，几乎没有其他报酬。他们的工资，和决定他们所在港口海员工资率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多少差别。
由大不列颠各港口出航的海员，由于不断地来往于各个港口，所以其月工资也比各港口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更趋于一致。此外，由于伦敦港海员流量最大，所以伦敦海员工资率就成了其他港口制定海员工资率的标准。伦敦各级工人的工资，大约都是爱丁堡同级工人工资的两倍。而由伦敦出航的水手的月工资，却很少会比由利兹港出航的水手高，哪怕只高出三四先令。这种大差额是很少见的。
在和平年代，伦敦水手的月工资大约是二十一到二十七先令；而普通劳动者的周工资就达到了九先令或十先令，每月就是四十乃至四十五先令。当然，水手不仅有工资，还有粮食补贴。但是，即使加上粮食补贴，水手的全部所得也未必会超过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即使水手的全部所得因为加上这些粮食而超过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这些粮食也不算是水手的纯利润。因为，这些粮食只是水手一个人的补贴，他的家庭则必须得用他的工资养活。
冒险生活和九死一生的职业，不但没有挫伤青年人的勇气，反而会促使他们选择这类职业。所以，下层阶级的母亲，往往不愿意送儿子去海港城市读书，以免儿子受海船、水手和冒险事迹的引诱而选择海洋生活。
我们并不会因为遥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而畏惧，因为这些危险有望凭借勇敢与机智来摆脱。因此，即使这类职业潜藏着危险，其劳动工资也不会提高。而在那些勇敢与机智不能发挥作用的行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如特别不卫生的职业，其劳动工资总是非常丰厚。因为，不卫生的工作会令人不愉快，应该用丰厚的劳动工资来补偿。
收益的稳定性，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各种资本用途的普通利润率。一般来说，国内商业贸易的收益要比国外贸易的收益稳定；即使同样是国外贸易业务，这一业务的收益稳定性也可能会大于另一业务。比如，对北美贸易的收益稳定性，就大于对牙买加贸易收益的稳定性。行业危险程度的增高，会使得普通利润率也跟着增高，但普通利润率的增高程度，似乎并不与行业危险程度成比例。也就是说，增高的利润不一定足够补偿同时增高的危险。因此，在危险行业，比如最危险的秘密输入，破产是极其常见的。
冒险成功时，固然会得到丰厚的报酬，可一旦冒险失败，必然会无可避免地破产。在这种危险的场合下，成功的奢望也起了作用，就像它在其他场合所起的作用一样，诱使许多冒险家争相投入其中，从而使得行业利润降低到了不够补偿危险的水平。冒险家只有在获得了资本的普通利润之外，又获得了可以弥补一切临时损失的收益，并享受到与保险家所获利润同性质的利润时，才能使危险完全得到补偿。不过，如果冒险家的普通收益确实足够补偿全部危险，那么这些行业的破产危险也会大于或等于其他行业。
因此，在影响劳动工资的五种情况中，只有工作是否愉快、安全这两种情况会影响到资本利润。工作是否愉快，对大多数不同资本几乎没什么差别，却对各种不同劳动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此外，资本的普通利润率虽然会随着危险的增高而增高，可是这两种增高程度似乎并不成比例。因此，在同一地区，资本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要比劳动工资更趋于一致。事实的确如此。
跟生意好的律师与医生所得的差异相比，各普通劳动者所得的差异要明显大得多。而且，由于我们没有区分哪部分应该算作工资，哪部分又算作利润，所以各行业的利润差异就只是表面上的差异，往往靠不住。
人们在提到药剂师的利润时，往往都会想到“过分得利”一词。事实上，这种大利润只是表面的，它往往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药剂师的技能，比其他技工的技能要精巧得多，所以他肩负的责任也要重得多。他不但是药剂师，还是贫民的医生，也是患病比较轻微的富人的医生。因此，他出售药品而获得的报酬，应当与他的技能和他受托付的地位相称。在大都市，即使是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每年投在全部药品上的资本也不过三四十镑，而他卖出药品的总价却高达三四百镑，也就是说，他的药品是以十倍的利润出售的。虽然如此，也不为过。一般来说，这么高的利润只是他的合理工资。因为，他要想凭自己的技能获得合理工资，只有提高药品价格。从表面上看，他的利润占了很大一部分，事实上，这部分利润只是他的真实工资。
在海滨小镇，小杂货商人虽然只有百镑资本，却能获利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而大批发商人，虽然拥有万镑资本，其利润却很少能达到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小杂货业对该地居民是必要的。而且，由于市场狭小，这种职业不需要更大的资本。可是，这种职业是小杂货商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他要想以此过活，必然具备经营这一业务所必需的各种资格。比方说，他除了要具有购买商品的小额资本以外，还要能读、写、计算，并准确地判断出五六十种商品的售价与品质，再以最低价格把这些商品买回来，然后去小镇上卖。简单地说，就是他所具备的知识，必须和大商人所需具备的所有知识一样。一旦他拥有充足的资本，他也可能会成为大商人。所以，像小杂货商人这类有才能的人，即使每年的劳动报酬达到了三四十镑，也是合理的。从表面上看，这一利润似乎非常大。可是，一旦除去他的技能报酬，其剩余部分也不会比普通利润多。因此，这一利润的一大部分，都是小杂货商人的真实工资。
跟小市镇及农村的各杂货商人所得表面利润的差异相比，都市零售商与批发商所得利润的表面差异要小得多。如果某地杂货行业的投资有一万镑，那么相比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杂货商人的劳动工资就只能算是极小的附加值。所以，这一地方的富裕零售商们所获得的表面利润，跟批发商们所获得的表面利润相比，更趋于一致。就因为这样，都市里的小商品零售价都非常低廉，而且往往会比小市镇及农村的零售价低廉得多。比如说杂货的售价，城市一般都比村镇低廉得多；而面包与家畜肉的售价，城市和村镇往往同样低廉。
把杂货运往都市和运往村镇的费用，不会差太多。可是，如果把谷物和牲畜远远地运往都市，费用则要比运往村镇大得多。在都市和农村，杂货的原价都是一样的。所以，哪个地方的货物获得的附加利润最少，其货物的售价就会最低廉。面包和家畜肉的原价，在大城市要高一些。所以，在大城市，即使这些物品的利润较低，其售价往往也和农村一样低廉。这类商品表面利润减少的原因，和其原价增加的原因相同。市场的扩大，一方面使得投入市场的资本增加了，因而其表面利润也就随之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供应远地的货物要花费一定的资金，所以商品的原价就增加了。在许多场合下，表面利润的减少与原价的增大几乎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因此，在全国各地，虽然谷物及牲畜的价格相差很大，但面包及家畜肉的价格却相差无几。
都市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虽然一般都比村镇小，却有许多人因此而发了大财。村镇的资本利润虽然相对高，因此而发大财的人却几乎没有。
由于市场狭隘，村镇的营业未必全部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因此，虽然这些地方有个别商人获得了极高的利润率，但他们的利润总额却不大，因而他们的累年积蓄也是有限的。
相反的，大城市的营业额却能随着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且，勤俭商人信用的增加会比其资本增加快得多。这么一来，他的营业就会随着信用及资本的增大而快速扩张。所以，他的利润总额会增加，他的累年积蓄也自然会随着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在大城市，即便是从事一种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的行业，也很少有人能发大财。那些发大财的人之所以会发财，靠的主要是长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经营。
当然，大城市中也往往会有一些人因为投机生意而暴富。但是，这种投机商人所经营的业务，并不是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的。这种投机商人，今年从事谷物专卖，明年可能就变成了酒商，后年则可能又转行去做砂糖、烟草或茶叶买卖。对他来说，只要哪种行业有获得超过普通利润的希望，他都会马上加入。一旦他预测到他所加入的那一行业的利润将会回落到普通水平，他又会立刻抽出资本。因此，他的盈亏不同于其他任何正常、确定而又人所周知行业的盈亏。投机成功和失败的概率是大致相等的。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会成功两三次，从而获得大笔的财产；可有时候，也许会失败两三次，所以难免会遭受极大的财产损失。这种生意，只有大城市才能进行。因为，只有大城市这类商务繁盛、交易频繁的地方，才能提供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条件。
上述五种情况，虽然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使得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平衡；但是，它们却影响不了由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造成的利害的平衡性。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所造成的利害，能够增加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钱利得，或抵消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钱利得。
要使某地由劳动或资本的不同用途造成的利害平衡，除了要求该地的市场是自由的，还要求这些用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是该地人所周知且确立很久的；第二，它们必须处于自然状态；第三，它们必须是使用者唯一或主要的用途。
第一，这些用途只有在该地人所周知且确立很久，才会产生这样的平衡。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新行业的工资一般都比旧行业高。新制造业的计划者在立业之初，必然要招募工人。只有当他所给的工资高于其他行业或本行业应有的工资时，其他行业的工人才会被诱惑过来。而且，就算他想把这一高工资降到一般水平，也得经过很长时间。
有些制造品的产生，完全是出于时尚和一时爱好，所以它们总是不断地变动。像这种很少能持久的商品，就不能看作老制造品。反之，另一些制造品的产生，则主要是因为其不容易变动的效用。像这类老制造品，即使其形式和构造数世纪不变，也会被人需要。所以，前一类制造业的工资可能会比后一类高很多。在伯明翰，多半的制造品都属于前一类；在设菲尔德，多半的制造品都属于后一类。据说，这两地的劳动工资非常适合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制造品。
新的行业，无论是制造业、商业还是农业，都是一种投机。新行业计划者的期望，就是由此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利润时大时小，但一般都不和当地及其周边地区其他旧行业的利润成比例。如果计划成功，最初的利润通常都非常高；但是，当这一行业确立时，其利润就会因为竞争而降得和其他行业相同。
第二，只有这些用途处于自然状态时，其利害才会有这样的平衡。
人们对各种劳动的需求时大时小。当临时劳动需求大于平常需求时，劳动收益会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而当临时劳动需求小于平常需求时，劳动收益则会减低到普通水平之下。在锄草期和收获期，农村劳动需求是一年中最大的，因而其工资也会随着这一高需求而增高。在战争中，被迫为国王服务的商船海员就达四五万之多。这么一来，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会因为人员的减少而增加。这时，海员的月工资就会增加，而且经常是从二十一至二十七先令增加到四十至六十先令。相反的，在日趋凋落的制造业，许多劳动者都不愿意舍弃原有的职业，反而满足于获得低于其工作性质应得报酬的工资。
商品价格一旦变动，就会使资本利润跟着变动。如果某一商品的价格高于其普通或平均价格，那么投入其中的资本，至少有一部分会获得超过原有水平的利润；而当商品价格下降时，资本利润也会跟着降到原有水平以下。不管是什么商品，其价格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但是，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动，比其他商品大很多。人类每年生产货物所用的劳动量，必然受制于当年的需求。这么一来，就可能使得当年的平均产量，能够尽可能地适应当年的平均消费量。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或资本的有些用途，可以使同量劳动生产几乎同量的商品。就拿麻布或呢绒制造业来说，在劳动者数量相同的情况下，麻布或呢绒的产量几乎每年都相同。所以，决定这类商品市价变动的因素，只有偶然的需求变动。在国丧期间，黑布的价格会因为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可是，麻布或呢绒的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动，因为其市场需求并没有因为国丧而变动。
但是，劳动或资本的另外一些用途，却不能让同量劳动生产出同量的商品。比如说谷物、葡萄酒、啤酒花、砂糖、烟草等，即使劳动量相同，其各年的生产量也可能极不相同。因此，影响这类商品价格变动的因素，就不仅仅是市场需求的变动了，还有更大、更频繁的生产数量的变动。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变动相当大，因而此类商品经营者的利润也必然会随之变动。此类商品，一般都会被投机商人用来进行投机活动。这些投机商人，一旦预测到其价格会上升，就会立即买入；而一旦看到这类商品的价格将要下跌，就会立刻将其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