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规定殖民地的某几种非常重要的产物，必须运往它的国内市场。但是为了补偿，它采取对从外国进口的同类产品征以重税，而奖励殖民地进口的方式，使殖民地这几种产物在英国市场里占有优势地位。例如，对于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英国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即对外国进口的同类产品征收重税；而对于殖民地的生丝、大麻、亚麻、靛青、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英国采取的是第二种方法，即进口奖励金的方式。据我所知，第二种方法是英国特有的，第一种方法却不是，葡萄牙曾因为不满足了仅仅以高关税限制烟草从殖民地以外的地方进口，于是直接禁止外国烟草的进口，并规定违反者将受到严重处罚。
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在进口欧洲货物方面，对于殖民地的政策是最为宽大的。在英国，进口外国货物再出口时，将退还进口税的一半或一大半甚至全部。试想，如果英国对于进口外国货物征以重税，而在其出口时又不予退还，那么绝对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能接受这样的出口商品。从这个角度上说，重商主义提倡的运输贸易能够持续的条件，就是实行出口退税。而实际上，英国取得了向殖民地供应所有欧洲商品的垄断权。殖民地并不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英国本可以采取其他国家对待殖民地的方式，强迫殖民地接受这种进口税繁重的出口商品。不过，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国货物出口到我国殖民地时，都可以像出口到其他独立的外国一样获得退税。之后，1763年乔治三世四年第十五号法令却规定，除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外，欧洲或东印度的其他农产品、制造品，从本国出口到任何英属美洲殖民地时，不得退还旧补助税任何部分。这项法律的颁布，差不多取消了殖民地的上述优待。以前在殖民地，许多外国货物的价格都比母国低；如今，就只有一些货物还是这样的情况了。
在制定大部分有关殖民地贸易的条例时，主要的顾问就是那些从事殖民地贸易的商人。因此，这些条例当然是更关心这些商人的利益，而不是那么关心殖民地或母国的利益了。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这些商人拥有垄断特权，一方面可以将欧洲货物运往殖民地；另一方面可以将殖民地中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生产物运回本国。这种垄断特权的结果，明显是为了商人的利益而牺牲殖民地的利益。第二，在他们将大部分欧洲和东印度货物出口到殖民地时，可以像出口到独立的外国那样享受出口退税。在重商主义的学说中，实行这种退税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商人的利益而忽视母国的利益。在这些条例的保护下，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将外国货物运送到殖民地去，可以尽可能少缴税；而将外国货物进口到英国时，他们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收回支付税额的资本。这样一来，当商人们在殖民地出售等量货物时，较之以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总之，这些商人总是可以从这里或那里获得利润。对于殖民地来说，它想要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多的货物；但对于母国来说，上述条例的规定会带来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出口时退还这些货物大部分的进口税，必然影响母国的收入；二是退税使得将外国制造品运往殖民地更加容易，从而降低了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的售价，最后影响母国的制造业发展。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常说“针对德国亚麻布出口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极大地阻碍了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发展”的原因。
虽然英国同样受到重商主义的影响，但在有关殖民地贸易方面，英国的政策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狭隘而令人无法接受。
就其他方面来说（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拥有完全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务。他们的自由和国内同胞的自由是平等的，同样也由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种自由。人民代表议会，享有征税权以维持殖民地政府。在殖民地，行政权力是指只要遵守法律，哪怕是最卑微和令人厌恶的殖民地人民，也不用担心总督或政府文武官员的欺压。议会的权力在行政权力之上。殖民地议会和英国众议院一样，它虽然并不一定是最平等的人民代表机关，但还是具有这样的性质。母国负担着殖民地行政机关的费用，因此在殖民地，行政机关没有必要去讨好议会，当然也没有这样的财力。因此，议会在一般情况下，更容易受选举人意志的影响。和英国贵族院相比，殖民地参议院和其地位差不多，但人员不是世袭的贵族构成（所有的英属殖民地都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在一些殖民地，如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这些参议院议员是由人民代表推选，而不是由政府指派的。所有殖民地像其他独立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与有相同功德和财产的暴发户相比，更受到人们的敬重，但他们并没有妨碍他人的特权。在目前的变乱开始之前，殖民地议会享有立法权和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和罗得岛，议会还可以选举总督。在其他殖民地上，议会直接派人出去征税，征收员直接对议会负责。因此，英属殖民地的人们，感觉比在母国受到的平等待遇还要高，并且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尤其是新英格兰的那三个政府。
与英国相反，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三国，都在自己的殖民地上建立起了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统治，就是授予所有下级官员垄断权。这种垄断权的行使，由于距离母国遥远而非常苛刻。我们知道，在所有的专制统治中，首都相对而言比较自由些。因为对于君主自己来讲，破坏正义、压迫人民大众的制度，对他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君主居住在首都，对下级官员多少有些威慑；然而，在地方上，下级官员为非作歹，人民的怨声载道又很难让君主得知。与那些最大的国家中最远的省相比，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要远得多。自古以来，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才给殖民地人民完全的保护。不过，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政策相比，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也较为温和一些。这与法国民族的性格相称，其实也与所有民族的性格相称的。法国政府的统治和英国相比，仍然较为专制；但和西班牙、葡萄牙相比，还是比较自由的。
我们可以从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看出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优越。虽然英国蔗糖殖民地和其他殖民地一样享受着自由政治，但大部分英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相比，有的与它差不多，有的甚至还不如法国殖民地。这是因为，法国不像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从事精制砂糖的生产；另外，法国政府对黑奴的管理更好，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原因。
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由黑奴负责种植甘蔗。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种植甘蔗还是手工劳动。据说，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体格不适宜在西印度的烈日下从事挖土的劳动。很多人使用锥犁来劳动，认为这会比较有利。而在很大程度上，犁耕的利润和效果是由良好的牛马管理来决定的。同样的道理，奴隶耕作的利润和效果也是由良好的奴隶管理来决定的。大家一般都认为，与英国种植者相比，法国种植者更善于管理奴隶。在专制政治的殖民地上，要对奴隶给予一定的保护，使他们不受主人的欺凌，比在政治自由的殖民地采取这种政策要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在有奴隶法规的国家，在保护奴隶时，地方长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主人的私有财产。在自由国家，奴隶主要么是殖民地议会的代表，要么是代表的选举人，非经慎重考虑，地方长官是不敢干涉他们的。由于地方长官对奴隶主有一些顾虑，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奴隶了。在这些国家，奴隶享有的就是一般奴隶的待遇。在政治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会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如果有人不按照他的意思管理，他就会逮捕他们，因此，他想要保护奴隶也容易得多，并且出于普通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也愿意保护他们。有了地方长官的保护，主人便不敢轻视奴隶，因而会给予他们比较好的待遇。而这样好的待遇，会使奴隶更加诚实、能干，也更加有用。虽然他们的境遇与佣人差不多，但他们又与佣人不一样，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忠于主人，并为主人的利益行事。
我们可以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政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奴隶在奴隶专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拥有更好的待遇。在古罗马史上，皇帝是第一个保护奴隶使其不受主人压迫的人。曾经，维迪阿·波利奥要把一个犯了一点错误的奴隶切成小块，扔进池塘喂鱼，奥古斯丁大帝非常生气，立即下令释放该奴隶和其他奴隶。但在共和政治下，长官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保护奴隶，就更不用说处罚主人了。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法国对殖民地的改良，尤其是对圣多明各殖民地的改良，基本上都依靠殖民地自己的改良和开垦。也就是说，殖民地土地的改良以及殖民地人民劳动的产物，是他们自己依靠良好的经营、逐渐的积累得来的。
与此相反，英国改良和开垦其蔗糖殖民地的资本，大部分是从英国来的。因此，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要原因，是财富充足的英国向这些殖民地投入了一部分资本；而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要原因，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从这一点上看，法国移民是优于英国移民的。并且，从奴隶的良好管理上，也可以明白地看出这个优点。
上述是欧洲各国对所属殖民地政策的一个纲要。
从政治上来说，欧洲政策对于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和此后的繁荣，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贡献。
最初计划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差不多是幻想和不正义。幻想，可以从寻找金银矿山上看出；而不正义，可以从侵占善良的土著人的居住地可以看出。善良的土著人从来没有损害过欧洲人，还曾经亲切热情地接待了那些最初的欧洲冒险家。
后来，冒险家建立殖民地的目的，除了幻想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合理和可称赞的，但这也不能为欧洲的殖民政策增添什么光彩。例如，英国的清教徒，是由于在国内受到限制而逃往美洲追求自由，从而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的；英国的天主教徒，也由于待遇不公而逃到美洲，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了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由于受到宗教法庭的迫害，被剥夺财产并被赶到巴西，他们在这个曾经是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传播了某些知识和产业，教当地人种植甘蔗。在上述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暴政与专横迫使人民移民到美洲从事耕作的。
对于建立殖民地的一些重要目标以及目标的实现，欧洲各国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贡献。例如，古巴总督决定（而不是西班牙议会的决定）征服墨西哥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就是因为大胆的冒险家们的行为的推动。即使总督后悔将这一任务交给冒险家，事后又对他们百般阻挠，也没能阻止这个计划的成功。而对于智利和秘鲁的征服，或对美洲大陆上西班牙其他殖民地的征服，征服者们得到的仅仅是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来建设殖民地，而没有得到其他任何帮助，他们是通过自己冒险并支付费用来建立殖民地的。同样，英国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开拓，也没有作出什么贡献。
在这些殖民地建立以后，由于从中取得的利益很大，母国政府也开始加以关注。比如，针对殖民地贸易颁布一些条例法令，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垄断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通过限制殖民地的市场而扩大自己的市场。所以，这种关注不但没有促进殖民地的繁荣，反而抑制了它的发展。欧洲各国为实现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使用的方法并不一样，这也是造成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区别较大的一个原因。其中，英国采取的政策可以说是最好的了。但其实，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如其他国家的政策那么苛刻而已。
那么，欧洲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促进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和如今的繁荣呢？其实只有一个方面的帮助，那就是它培养、造就了能够完成这项伟大事业、建立伟大帝国的人才。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都没有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也没有培养过；欧洲政策造就了殖民地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目光远大、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对于那些最大、最重要的殖民地，这也是欧洲政策作出的唯一贡献了。
两大发现对欧洲的意义
两大发现是指美洲的发现以及从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道的发现。上面已经述说了欧洲政策对于美洲殖民地的贡献。那么反过来，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殖民中又获得了多少利益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利益分成两类：一类是欧洲的大国从这些殖民地中获得的一般利益；另一类是他们从殖民地可以得到的特殊利益，即对殖民地享有的统治权。
欧洲的大国从美洲的发现和殖民中取得的利益有：他们可以享受的生活用品增加了；他们的产业发展了。美洲的发现和殖民，给欧洲送去了美洲的剩余生产物，给这些大陆居民提供了品种丰富的商品，其中有的是便利品和实用物品，有的是装饰品，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生活用品。
同时，美洲的发现与殖民还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诸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与美洲间接通商的国家或地区，它们以其他国为媒介，将大量麻布和其他货物运送到美洲，如奥属法兰德斯以及德国的几个省。对于这些国家，殖民地是销售他们剩余生产物的广阔市场，从而也鼓励了这些国家剩余生产物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