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抒发了诗人陆游对“国家”的执著热爱。自古以来，爱国主义便成为文学作品中最亮丽的色彩。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野蛮大妈”虽然只是一位村妇，却以她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对“国家”的理解。
一
我没回过维尔洛涅已经有十五年了。今年秋天，我去那里打猎，来到我的朋友塞尔瓦尔家，他终于让人重新修好了他那座被普鲁士人破坏的城堡。
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世界上有许多赏心悦目、妙不可言的角落，对那些角落我们怀有一种本能的爱。我们，还有许多被那些大地引诱的人，对某地的泉水，某地的树林，某地的池塘，某地的丘陵，都曾有过许多温馨的回忆，即使能经常看见，它们仍像那些甜美的往事一样让我们感动。有时，思绪甚至会回到森林的某个角落，或一段陡峭的河岸，或一片正开花的果园，仅仅在某个快乐的日子里见过一次，却留在了我们的心里，犹如一个春天的早晨，在街上遇见的身着明丽服饰的女子的身影一样，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在我们的肉体上留下难以平息、难以忘怀的渴望，以及那种擦肩而过的幸福感觉。
我喜欢维尔洛涅的整个乡村，那儿到处都是小树林，小溪流犹如人的血脉一样从中穿过，在土地中流淌，给大地注入血液。人们在小溪中连螯虾、鳟鱼和鳗鱼都能捕到！这真是莫大的幸福！随便一个地方都可以游泳，小溪流两边的深草丛中经常能发现沙滩。
我轻盈得如同一头山羊一样往前跑，看着我的两条狗在我前头的草丛中搜寻。塞尔瓦尔在我右边一百米处的一块苜蓿田里搜索。我绕开了那片给索德尔森林做界线的灌木丛，发现一栋废弃的茅屋。
此时，我想起了1869年我最后一次见它时的样子，干干净净的葡萄藤爬满了墙，门前有许多母鸡。没有什么比一栋只剩下破败不堪、阴森可怕的骨架的死寂的房子更凄凉的了。
还记得有一天，当我累得筋疲力尽时，一位慈祥的太太叫我进屋去喝一杯葡萄酒，那时塞尔瓦尔跟我说起过住在屋子里面的人的故事。男主人是个老偷猎者，被警察打死了。他们的儿子我从前也见过，个头很高，干瘦干瘦的，也被人看做是一个凶猛的猎人。旁人把他们叫做索瓦日——“野蛮人”。
这是他们的姓名吗？还是绰号？
我将双手围成喇叭形，叫了一声塞尔瓦尔。他迈着涉禽似的大步走了过来。
我问他：
“那所房子里的人现在都怎样了？”
于是他向我讲述了这个有些意外的故事。
二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33岁的小野蛮人应征入伍，于是母亲独自一人留在那栋茅屋里。人们并没有对老太太寄予过多的同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钱。
就这样，她孤身一人留在这远离村镇、位于树林边上的茅屋里。尽管这样，她并不害怕，她和他们家的男人一样，是一个充满野性的老太太，高瘦的身材，不苟言笑，别人从不敢与她开玩笑。即使在田里干活的女人也几乎都是不带笑容的，笑，是男人们的事情！农妇们的心灵受限制，经常闷闷不乐，由于她们过的是一种沉闷乏味的生活，所以，她们的天空异常阴暗，见不到一丝晴朗。农民们在小酒店里寻得了一点点吵吵闹闹的快乐，可他们的妻子却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从她们脸上的肌肉神情来看似乎还没学会笑的动作。
这位野蛮大妈一如既往地在小茅屋里过着平常的生活，不久，大雪覆盖了小茅屋。她每个礼拜去一次村里，要点面包和肉，随后回到那所简陋的茅屋。人们说有狼出没，所以她出门时总背着那杆枪，那是她儿子的枪，已经生了锈，枪托也被磨坏了。这个高个子野蛮大妈佝着背，在雪地里迈着大步，枪杆比她的头高出一截，看上去非常怪。她头上戴着一顶黑帽子，将一头银白的头发包得严严实实，很少有人见过她的白头发。
有一天，普鲁士人来了，他们被分派到各户居民家去住，按居民的财产和收入定人数。因为人们知道老太太家有钱，于是分了四个人到她家里。这是四个肥肥胖胖的小伙子，金黄色的皮肤，大胡子，蓝眼睛，虽然吃了不少苦，显得很疲惫，可还是胖乎乎的。他们都很乖，即使他们到了这个被他们征服的国家里。他们四个远离其他士兵，单独居住在老太太家里，对她体贴入微，尽量地不让她花太多的钱，费太多的力。一大早，野蛮大妈走来走去准备大锅汤时，人们看见那四个士兵穿着衬衣和背心，围在井边梳洗，在天寒地冻的雪天，把北方男人白里透红的肌肤浸泡在水里。再后来，又有人看见他们为她打扫厨房，擦洗玻璃，劈柴火，削土豆，洗衣服，几乎把家务活全包了，犹如四个围着母亲转的乖儿子。
可老太太，仍是不断地思念她自己的那一个，那个长着棕色眼睛、鹰嘴鼻和两撇又浓又黑像软垫一样的小胡子的瘦瘦高高的儿子。每天，她都会问住在她家里的士兵：“你们知道法国第23边防军团开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儿子就在那个团里。”
他们用很蹩脚的法语回答说：“不，不鸡（知）道，一点都不鸡（知）道。”他们明白她的痛苦和忧虑，因为他们也有母亲在那边，因此他们对她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不管怎样，她很爱他们，爱她的这四个敌人，通常农民们不大有爱国仇恨，这种仇恨是上等阶层的人才有的。而这些普通老百姓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贫穷，新的负担又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大批大批被屠杀、充当真正的炮灰，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他们是残酷的战争灾难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最弱小，最没有抵抗能力。所以他们不太理解那种好战的热情，那些激动人心的荣誉攸关的事，以及那些在短短半年内谁胜谁败，都能把两个国家拖垮的所谓的政治手段。
当地人一谈到住在野蛮大妈家里的那四个德国人时，都说：“他们四个算是找到了栖身之所。”
可是，一天早晨，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看见远处的平原上，有一个人朝她家走来。很快，她就认出他了，那是负责分送信件的邮差。他递给她一张折好的纸，她拿出缝纫时戴的眼镜，念道：
索瓦日太太，这封信对于您来说是一个噩耗。您的儿子维克多昨天被一枚炮弹击中，几乎被炸成了两截。我当时离他很近，平时在连队里我们总是肩并肩走在一起，他经常跟我谈到您，为的是一旦他有一天遭遇不幸可以通知您。
我在他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只手表，等战争结束了，我再把它还给您。
我真挚地向您致敬。
23边防军团二等兵：塞泽尔·李沃
这封信已经写了三个礼拜。
她没有哭，可几乎动弹不得，人都呆了，痛苦到了极点，使她一下子还感觉不到。她心里一直在想：“维克多已经被人杀害了。”没过多久，眼泪渐渐地涌到了眼眶，痛苦攫住了她的心。各种既可怕又痛苦的想法一一涌上心头。她再也无法拥抱她的孩子了，她那个头很高的孩子，她永远也抱不着他了！警察打死了老头子，普鲁士人又要了她孩子的命……他被一枚炮弹炸成了两截。她仿佛目睹了那副情景，那可怕的情景：脑袋耷拉着，两眼睁得大大的，还咬着两撇大胡子的边角，和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一样。
儿子被炸死后，他们是如何处理他的尸体的？如果他们把儿子的尸体还给她就好了，就像过去她丈夫被人送回来一样，子弹还留在前额上呢。
就在此时，她听见一阵说话的喧闹声，是那几个普鲁士人从村里回来了。她急忙把那封信藏进口袋里，并把眼睛擦干净，像往日一样神态自如地迎接他们。
他们四人都快活地笑着，因为弄回了一只肥兔子，无疑是偷回来的，他们跟老太太打手势，告诉她大家有好东西吃了。
她立即动手准备午饭，到了要宰杀兔子的时候，她却没了勇气。她也不是第一次杀兔子！一个士兵朝兔子耳朵后面打了一拳它就死了。兔子一死，她就把兔子的皮剥掉，露出兔子鲜红鲜红的肉。她看见自己手上沾着血，感到渐渐变冷、凝结的温暖的血，让她从头到脚都战栗不止。接着她总能看见自己被炸成两截的高个子儿子，也是全身鲜红，跟这个身子还在抽搐的畜生一样。
她和她的四个普鲁士人坐下一起吃饭，可她吃不下，一口都吃不下。那四个普鲁士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兔子肉，没有注意到她。她默默地从旁边打量他们，反复琢磨一个主意，但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那四个普鲁士人也没察觉到什么。
突然，她问他们：“我们在一起有一个月了，可我却连你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她的意思，接着就说出了各自的名字。她觉得这还不够，于是就叫他们把名字连同他们的家庭住址一起写在纸上。随后把眼镜架在高鼻梁上，仔细地瞧着那些陌生的文字，最后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压在她儿子报丧的信上面。
吃完饭了，她对那几个普鲁士人说：“我替你们干活。”
她开始往他们睡觉的阁楼上搬干草。
他们对她的行为感到吃惊，她便解释说，堆一些草就没那么冷，于是他们就一起帮她搬。他们把成捆的干草堆到屋顶那么高，做成了一间四面都是草料的大睡房，又暖又香，他们会睡得很舒服。
吃晚饭时，其中一个士兵发现这位野蛮大妈滴水未进，于是担忧起来。
她说自己得了胃痉挛，于是她就烧了一炉旺火给自己暖身子，那四个德国人也就从那副每晚都用的梯子爬上了那间卧室。
当阁楼的活板门一关上，老太太就扛走了那副梯子，并不声不响地打开了通往屋外的门，随后搬了许多捆麦秆几乎堆满了厨房。她光着脚走在雪地里，静悄悄的，听不到任何声音。没过多久，她就听见四个熟睡的士兵响亮而又不规则的鼾声。
在她准备充分后，她将一捆草料丢进壁炉里。草料烧着后，她又把它们分别放在其他的草堆上，然后走出屋子，在外面看着。
片刻工夫，一片强烈的火光将茅屋照得通亮，很快那里面变成了一堆可怕的火炭，一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烤炉，闪烁的火光从狭窄的窗户里蹿出来，在雪地上投下一片耀眼的亮光。
接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从屋顶传出，那是人的哀号，恐怖的令人心碎的呼号。这时，阁楼的活板门塌了下来，一团旋风样的火冲上阁楼，穿过茅屋顶，升上天空，犹如一个巨型的火炬。整个茅屋都着火了。
房子里，除了燃烧的噼啪声、墙壁的断裂声和屋梁的倒塌声外，听不见其他声音。屋顶突然塌了下来，这所房子燃烧的屋架在滚滚的烟雾中，向空中溅起了一大团火星。
白雪皑皑的原野在火光的映照下熠熠闪光，犹如一块染上了红色的银布。
远处有一座钟在敲响。
索瓦日老妈站在那里，站在被烧毁的房子前面，手里握着枪，她儿子的那杆枪，以防有人从里面跑出来。
当她发现没什么事了，就把那杆枪扔到了火里。枪砰地响了一下。来了不少人，有当地的农民，也有普鲁士人。
他们看见这个老太太平静、高兴地坐在一截树桩上。一名精通法语的德国军官，上来问她：
“您家里的那些士兵呢？”
她伸出瘦细的手臂，指着那堆逐渐熄灭的红色灰烬，大声说：
“在里面！”
人们把她围住。那名普鲁士军官又问道：“这火是怎么着的？”
她说：
“是我放的。”
没人相信她的话，他们想，这场灾难把她害疯了。这时，所有的人都围在了她身边，听她把这件事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说了，从收到那封信到同她的屋子一起葬身火海的士兵的最后一声叫喊。她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全都说了，没漏掉一个细节。
说完了，她从口袋里抽出两张纸，戴好眼镜，借着最后一点火光，拿出其中一张说：“这张是维克多的报丧信。”她出示另一张，撇撇脑袋指着红色的灰烬补充道：“这上面是他们的名字，可以照上面给他们家写信。”她平静地将那张白纸递给那名军官，军官揪住了她的肩膀。她说道：
“您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写信告诉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是我做的。我叫维克多瓦·西蒙，野蛮大妈！别忘了！”
那名军官用德语下了命令。把她抓了起来，推到那所房子依然暖热的墙边。十二名士兵迅速地在她前面二十米的地方排好队。她岿然不动。她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她等待着。
一声令下，立即响起了一长串的枪声。有一枪放迟了，最后才响。老太太并没倒下。她弯着身子，双腿似乎被斩断。
那名普鲁士军官走过去。她几乎被子弹扫成了两截，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那封被血浸透的信。
我的朋友塞尔瓦尔补充道：
“为了报复，德国人摧毁了那座城堡，我的城堡。”
我想到了被烧死在那里的四个乖孩子的母亲们，以及在那墙边被枪毙的另一位母亲的残暴的英勇行为。
我捡起一块小石头，石头还是黑的，是被那场大火熏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