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联合在《向导》发表文告，指出由上海、香港引发的罢工，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反抗运动，工人必须有长期斗争的准备，目前军阀日益进逼，资产阶级已想中止罢工和抵货，“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决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的条约”。上海工人目前应该紧缩斗争范围，为“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进行斗争。
当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200余人出席，讨论同日厂交涉、救济罢工和对外交涉等问题。五卅惨案后，英帝国主义成为反帝斗争的主要目标，日本资本家便有先行单独解决罢工的表示。因此，上海总工会实行主动收缩，并从结束日厂罢工开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次会议提出了复工的最低限度9项条件：（1）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2）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3）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4）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5）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6）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7）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8）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9）赔偿死伤学生、工人。并发表宣言，宣言表示：“以上9条，如能有满意之达到，并且华租界一律解严，使上列条件可以和平履行，则当一律复工。否则一息尚存，亦须背城借一。”至于工商学联合会所提17条以及收回租界、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等要求，则交由政府交涉，工人愿为后盾。上海总工会又致函总商会，提出所发表的9条为工人最低限度要求，总商会“万勿漠视”，“如不能得到完满解决，工人万难屈服上工”。
8月中旬，由日本领事、中国官厅、商界调停人几经协商，达成6项条件：（1）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承认依中国政府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权；（2）不发罢工期间工资，但对于良善工人予以相当帮助；（3）工人工资依技术进步程度予以增加，其余应斟酌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4）工资零数转入下期，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5）日人平时入厂不带武器；（6）工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同时，达成三项附议：赔偿伤亡，惩办凶手；补助工人停工损失费10万元。
这个复工条件虽然不理想，但已争取到当时所能争取到的基本条件，就工会的合法存在、增加工资、补发工资、惩办凶手、赔偿伤亡等项都达成了协议。这既坚持了基本原则，在策略上也是灵活可行的。
协议签字以后，上海总工会多次召开工人代表会议，统一思想，说服工人及时复工。8月22日，李立三在日厂工人代表会上说：这次交涉，只要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发罢工期间工资这三条得到资本家相当的承认，即可解决罢工。“其余细小条（件），进厂之后，仍可继续交涉。只要有工会存在，我们可以慢慢的解决，因为我们的痛苦是不能一次解除的”。24日，上海总工会将与日本资本家达成的6项复工条件通告工人，号召工人和平进厂工作，不要泄气，也不要骄傲，“一切的问题以后再说，再努力进行”。25日，电力工厂的工人复工。28日，日轮海员达成协议复工。9月3日，日方拨付顾正红亲属抚恤金1万元，其他的赔偿金也一次拨付。9月7日，工部局电气处工人达成协议复工。其余的日厂的工人也陆续复工。
华商复工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停工之初，总工会要求华商纱厂联合会拨发救济费，被该会拒绝。复工前，总工会决定同资方交涉一定条件。8月17日，2000余名邮务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发生罢工，8月22日，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王景云、发行所职工会廖陈云（陈云）和编译所沈雁冰发动全馆3600名职工罢工。8月28日，中华书局罢工。
8月29日，刘少奇召开华商纱厂代表会，主张“现在我们提的条件只要能做得到，倒无需提得很利害”，“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到胜利”。是日，决定最低条件6项，其中要求停工期间发工资6元。几经交涉，厂家只承认2元，总商会同意拨付1元。工人不满意。刘少奇说：“现在时间紧迫，且在严重形势之下，若再坚持原议，事实上窒碍殊多，……发款多少，不过是暂时关系，条件如能答应，则系长久利益。”经办交涉的赵子敬补充说：“处此情形之下，吾人为顾全大局，即牺牲少许利益亦当勿顾。如电气通后，工人仍不上工，则厂家官厅均可借口吾等为捣乱分子，实行压迫。”“总工会目下居于困难地位，望各代表顾全大局，体念总工会苦衷，务须得将此事迅速解决。”经反复解释，各代表才接受发3元的协议。9月10日，总工会通告华商各纱厂工人复工。
五卅惨案的主凶是英帝国主义者。日厂、华厂工人先后复工后，上海总工会决定英厂罢工再坚持一段时间。9月10日，刘少奇主持英国工厂代表会，报告了英厂暂不上工的理由，征求各代表意见。有代表当场表示“：我们罢工已久，无条件上工是不可以的。”各代表均主张继续罢工。刘少奇又解释了电气处工人得以上工的缘由：其一，电气处不复工，华厂、日厂均无动力，这些工厂的工人不能按协议复工；其二，华厂、日厂工人按时复工，可减少救济费开支。刘少奇还提出下一阶段英厂工人罢工的救济费，要由6元设法增加到8元。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封闭，对英罢工工人顿失公开领导机关。“上海总商会把持各地汇来之救济费，不发给未上工之英厂工人，迫使英厂工人无条件复工”。26日，由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出面与英商纱厂厂主达成7项协议，除复工后付工人大洋3元作补助金外，余均与日厂复工条件相同。9月30日至10月8日，英厂工人相继复工。各工厂工人上工时，场面很热闹。内外棉纱厂复工，厂方均燃鞭炮，表示欢迎，各工友亦自燃鞭炮。日华纱厂4700余人复工，总工会第三办事处及附近各工会4000余人列队欢送，历半小时之久。日轮海员复工，由国旗、会旗前导，举行欢送游行。电气处工人2000余人在引翔港工会开过大会，再整队复工。
上海反帝罢工是在获得一定成果后主动结束的，这对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将来再战起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经过吸取二七大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工人运动逐步成熟起来。
五卅惨案虽然结束了，但上海工人阶级掀起的这场革命大风暴，席卷全国，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这次运动中，工人阶级才第一次以领导者的姿态，领导全国各阶层人民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从而把中共二大和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变成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正如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说：“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
五卅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了它的队伍。中国共产党召开四大时，中共党员总数不足1000人。经过五卅运动，到1925年10月就增加到3000人，到年底更达到1万人，随着运动全面推进全国，内地和边远地区也建立了中共地方组织。党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深化了对革命的认识，扩大了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提高了政治威信。这对于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五卅运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一次检验，证明中国军阀作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附属，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打倒军阀才能使反帝斗争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不可能彻底；小资产阶级能革命，但也有妥协动摇性，工人阶级应与之联合，使其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并力促其克服妥协动摇性。工人阶级最广大的、真正的同盟军是农民，在城市中则是城市贫民。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涨时与敌人妥协，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五卅运动后，各地加强了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
五卅运动也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工会的建立和发展。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上海总工会，拥有会员达20万人，下辖工会117个，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尽管由于北京军阀政府没有在法律上确认工会的合法地位，但它在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已使社会各界实际上认可了它的地位。不仅在上海，其他地区在五卅运动和五卅运动后，也不断扩大了本地的工会组织。五卅运动之前，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为54万余人，有工会160个，经过五卅运动，到1926年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数增加到124万余，工会数增加到699个。工人运动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当时的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单靠群众运动不足以推翻反动统治，必须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一方面，五卅运动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深刻的政治动员，为一年后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夯实了群众基础。
五卅运动还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载文评论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这场斗争，“不仅在年轻的东方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也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绝无前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