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法律精英在推行司法理念及移植先进司法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现实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困扰。沈家本先生堪称中国近代法律精英文化的开风气者，自沈家本开始，法律精英文化薪火相传，法律精英们锲而不舍，隼路蓝缕，致力于近代法律的创制、改造、革新及实践，对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之功值得后世景仰。
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在社会近代化中形成的，所需的基本条件有：权力制衡、权利意识、自由理念、天赋人权、平等观念、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等等。近代中国法律精英在移植外来法律方面，居功至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勉，他们在中国司法近代化的壮丽图卷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然而，法律并不像一件家具，任凭人力，随便搬移，倒更像一棵大树，移植时必须附带相应的土壤和养分，要么在被移植地准备好所需的土壤和养分，以供栽培。否则，树可能还是那棵树，但在异国他乡未必能开花；即使开花，也未必结果；即使结果，也未必就是原汁原味。古人早就有过类似的比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没有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橘子就变味，法律移植岂能例外！
近代法律精英的共同特点是破除传统司法体系之心热切，学习西方司法制度态度积极。到底以何种司法模式为仿效的版本，众说纷坛，定论迟疑。法律精英中，早期以留日者为主，其后留学欧陆、英美者居多。董康、江庸、王宠惠、居正、魏道明、戴修骏、谢冠生、罗文干、王用宾、吴经熊、王世杰、杨兆龙、张知本、夏勤以及张君劢等宪政人物，驰骋于近代中国法界，寻寻觅觅，绍介东西，均以塑造中国近代司法体系为己任。
然而，在近代中国在司法制度移植中，司法之树被一批法律精英们嫁接上了若干不该属于它的“附件”，如“司法党化”。前清没有司法官入党之说，北洋时期，司法官也盛行“不党”，把“司法党化”作为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为南京国民政府独创。最早提倡“司法党化”、宣传最卖力、阐述最详细的，均是法界“大腕”级人物，如王宠惠、居正、张知本等，他们的宗旨既要让司法官“灵魂深处”党化，又要使法律“党义化”；他们依靠自己在政坛和司法界的身份地位，不断使其成为司法改革的纲领而加以贯彻落实。很难想象，这些学贯中西、对西方司法模式烂熟于胸、享誉世界法坛的法学巨擘，在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引进其司法独立的理念！只有罗文干（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在伦敦燕拿法律专门学校当过讲师，北洋时期曾任司法总长、总检察长，南京国民政府早期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法官训练所所长等职。）等极少数人，反对过司法党化，主张“以英为师”，以英国法院为榜样，法官不应参加任何党派。而这些人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界已成不合时宜的老派人物，无法得势，其“法官不党”的呼声自然微弱。
1948年海牙国际法院遴选出世界最杰出的50位法学家，中国的王宠惠、杨兆龙先生坐稳两席，深为当时及后进学子引为自豪；法学奇才吴经熊先生，才气及名气何等斐然，年纪轻轻，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竟引为忘年之交，其《法律哲学研究》为中国最早的法理学参考书之一；谢冠生、王世杰诸君，则为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中国法学才俊；具有前清功名继而游学于日、德、法等国的张君劢等，虽不是纯粹的法律人，却对宪法、宪政情有独钟，见解超群……他们在近代根本法及司法体制设计上都曾用功不少，在构建或运行司法权模式时，对于司法独立精神似乎没有透彻的领会。
除前述的“司法党化”外，在制定根本法时，他们就没有为司法权独立设计出健全的保障体系。王宠惠、吴经熊、张君劢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可在面对“五权”中的司法权如何定位、如何保障宪法至上、如何防止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时，他们无法超脱权势或党争，提出的司法建议与其学识经历不相符合。王宠惠是孙中山先生“五权”思想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却又不遗余力地颂扬司法党化；在政治旋涡中，他官至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是蒋介石最倚重的股肱之一，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人，“在官”只能“言官”，从而不愿也不敢对那些违背“五权”精神的行为做公开的斗争，连对自己1946年12月25日负责审查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能否付诸实践都缺乏自信。他对该宪法的文本是满意的，但对宪法的顺利运行却无绝对把握。
1933年，吴经熊曾以一己之力，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却也难免附和逢迎之嫌：“初稿”分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之保障五篇，完全按照“三民主义”党义构建宪法体系；既与孙科“太子党”过于近乎，又以翻译《圣经》、出使罗马教廷等事与蒋介石夫妇“亲密接触”，对其感激不尽；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几番“转型”，其言其行，已经不是完整的法律人，当年在上海法院秉公断案的风采消退殆尽，服膺宪法至上及司法独立原则更是难上加难。
有中国近代“宪法之父”之称的张君劢，因为站在自由主义三权分立的立场，主张中国采用三权分立制度的全部精神，而以五院政制为其外表，依据孟德斯鸠学说，确保司法独立；不但主张人民有罪无罪，一切均应断之以法，反对一二人或一派人违法侵害人权，而且极端赞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法律违反宪法的效果。当国民党踢开其他党派，召开“国大”时，他唯恐别人抢了他“宪法之父”的头衔，在明知一党“国大”类似于袁世凯式的国会，即将召开的“国大”炮制的也只能是一部“曹锟宪法”时，自己还是忍不住凑近身去，作了一个不敢挂名的“猪仔议员”。
谢冠生在司法行政界有“不倒翁”之称，因诸事能忍，得以据司法行政部部长一职11年之久（1937-1948年），该职位是司法改革的中枢，在他任上，除了把司法经费改归中央财政拨付及增设了一些地方法院外，司法院与司法行政部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甚至不伦不类；对于各级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与其他机关的纠纷多采“和稀泥”之策，拿不出釜底抽薪的方案。
1943年后，为了对美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有所反应，司法改革中一度盛行“学美”之风。杨兆龙、查良鉴等是留美出身，力主“以美为师”。谢冠生把重庆地方法院改为“实验法院”，查良鉴为该院院长，大量引用东吴留美同学，还把“实验法院”的成绩写成宣传材料，翻译成英文，联络美国新闻处在美国散发，以向美国表态。杨兆龙亦系东吴法学院毕业，曾任司法行政部编审，经教育部选送美国留学，抗战初期任教育部参事，抗战胜利后，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是留美出身，对美国司法模式情有独钟，向谢冠生建议聘请实用派法学家、前哈佛法学院院长庞德为司法行政部顾问。谢采纳杨的建议，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同意。谢即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赴美迎请庞德前来“顾问”中国的司法改革，杨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庞德在华一年期间及离华之际享受的礼遇及酬金规格都超出常规。这段时期中国司法改革与美国走得很近，一方面为了加速战后司法改革，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上有刻意巴结、投靠美国之嫌，司法实践上并无多大建树。杨兆龙等法律精英，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其司法理念只零星反映在一些法律着述中，能否贯彻于中国社会实际，则不是他们所能顾及的。
民主政治是近代法治国家的前提，而司法独立是民主、自由的保障。在近代西方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法治化进程基本同步，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大致趋同，民族主义转入中国后，两种主权发生平行而非重合。民族主权压倒一切，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国家主义。对国人而言，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在国际舞台上，就是“主权”，它是近代中国国家最主要的象征。民族国家独立后，如何建设治理民族国家，是政治精英及法律精英面临的问题。近代中国司法近代化，基本是法律精英司法意识近代化的体现，法律精英又为国家政权所吸收，被国家倚为收回司法主权之股肱，实现主权独立之栋梁，事实上，也发挥了巨大效用。但是，中国的司法化进程与民族主义运动最终未能结合在一起，司法近代化进程中，始终缺少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司法近代化与民族运动无法平衡发展，法治原则最终未能成为建立政权的最重要原则。同时期的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促进和强化了民主法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一样，近代中国所处的国家环境十分恶劣，“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利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过了人民的力量。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政治权利”。在使用民族主义的策略和方法上，国民党使用自上而下的精英策略，共产党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草根革命道路，其结果，都是以党治为核心的高度集权，在争取民族独立后，无法解决居于民主法治之上建国的政治问题。“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法律精英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过程中居功至伟，而在利用法律塑造民主法治秩序、着力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既缺乏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也没有合适的外部环境，难以用近代司法精神营造法治氛围。
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政治上常常面临“合法”与“非法”两难抉择，但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合法性”问题毕竟是一个现实的观念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就可能最终倾向革命；越不了这个“坎”，就可能最终站在“合法的”暴政一边。与大多数文化精英相对中立的态度不同的是，法律精英更主张国民党政府在“合法”的前提下改进社会，推动民主，实现法治。但他们的“合法”希望一次次被日趋独裁的政治权力击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并没有因为宪法的颁布及“行宪国大”的召开而将中国推上宪政轨道，相反在“行宪”的幌子下开始了新一轮独裁，社会政治环境没有根本变革，宪典并不能促成宪政，“在世界宪典史或宪政史上，虽不乏宪典促成宪政之例，然而，也有多少国家，宪典尽管制定，而上轨道的政治始终是不能变成事实的幻影，我们的三十余年的制宪史更是最现成又最近的实例……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单靠白纸上的黑字就能解决……”。清末以来，在中国逐渐形成的法治趋势被所谓“宪政”无情破坏，与近代法律精英的初衷背道而驰。
如果说传统中国的法律精英具有法治理想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以法治国”的理想。法的创制、法的使用都离不开专制君主之手，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暴君与圣君之分：君主既可以把“法、术、势”集于一身，实行独裁，也可以明德慎罚，施行仁政。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君主权力上没有本质区分。法律精英正是这种治国模式的总设计师，他们的代价则是失去继续追求法治理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