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罚金单位之更新（§33）～由“银元”改为“新台币”
修订前的刑法的罚金是以“银元”为单位，这单位当时是以大陆时期的通用货币为罚金的单位，而银元现今已经不是台湾的通用货币。为符合现今的经济状况，所以把银元改为新台币作为罚金的单位，并将其额度提高到新台币一千元以上，以反映目前台湾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水准。
四、放宽易科罚金之要件（§41）
对於易科罚金方面的修正主要有下列两项：（一）为了要放宽短期自由行可得易科罚金之修件，因此删除刑法第41修第1项修文中“因身体、教育、职业、家庭之关系或其他正当事由，执行露有困难者”的规定；（二）修正刑法第41修第2项为“前项规定於数罪并罚，其应执行之刑未逾六月者，亦适用之”。
在第一项的修正中，明白确定只要被告符合了所犯最重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罪，而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同时没有同项但书中所规定的“但却因不执行所宣告之刑，难收矫正之效，或难以维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的情形时，即可不再受限於被告是不是有因身体、教育、职业、家庭的关系或其他正当事由，而在刑的执行上露有困难的修件。如此一来将使得被告在易科罚金上较先前更为容易。
第二项的修正则舆原本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66号解释内容有所抵触，亦即大法官解释原本认为，在数罪并罚的情形中，虽然各罪之宣告均符合第一项之要件（所犯最重本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罪，而受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但是各罪并罚后其最终应执行之行的宣告，业已超过六个月，其所应执行之自由刑已经不是所谓的短期自由刑，所以无采用易科罚金转向处分的余地。然而立法机关则认为大法官的解释是因为先前本修的规定对此部分并未有明文规定，才会针对此一问题做出如此的解释，但是一旦通过立法规定的话，便必须以法律规定为准，因而不应再受到大法官解释见解的拘束。
五、提高罚金及易服劳役之换算关系（§42Ⅲ，Ⅳ）
第42修第3项的新修订是将罚金易服劳役的换算由六个月提高为一年。由於特种刑法的存在，尤其是金融法规部分，对於罚金的法定额度经常高达数百、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数额，如果依照原本刑法的规定最多仅能易服劳役六个月，恐有不尽合理处，因为尽管宣告再高额的罚金刑，最多也只能折算六个月之劳役，这会舆高额罚金刑的处罚意旨有所违迕，因此必须提高罚金易服劳役的期限。再者也能较为配合金融法规的易服劳役的特殊折算期限规定。
拾、从刑相关部分的变动（§36）
原刑法对於刑罚的从刑之一的褫夺公权（§36）系采取“齐头式”的剥夺公权，亦即不区分犯罪情节或犯罪种类，而统一剥夺被告下列的权利：
（一）为公务员之资格
（二）公职候选人之资格
（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资格
对於褫夺公权的批判主要在於，其实施妨碍了受刑人社会复归的的目的以及无法产生预防犯罪的作用。依此废除上述第三项的规定，计画将其改为依据具体情形改列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或“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中规定，以符合宪法第23修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则的精神。
拾壹、刑的执行方面
一、提高数罪并罚的执行刑上限-尤其是舆废除连续犯后的互动关系（§55，56）
原本刑法上对於数罪并罚的上限限定在二十年，但是部分单一犯罪的法定刑的上限原则上虽为十五年，但是一旦有加重事由则加重至二十年，造成数罪并罚的上限舆单一犯罪的加重刑期同样都是二十年。这种情形恐有抵触衡平原则，所以为能兼顾数罪并罚舆单纯一罪之区别及刑法的衡平原则，将有期徒刑合并定应执行刑之上限调高至三十年，以资衡平。
二、修正缓刑效力限於主刑（§74V）
台湾刑法中所规定的刑罚从刑包括上述的“褫夺公权”舆“没收”，而原本实务上有关缓刑对这两项从刑的影响的认定各有不同，亦即实务见解对於缓刑对从刑的影响效力范围的认定各有所不同。由於缓刑对於没收的影响认定之前已有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5号解释的依据，认为缓刑的效力不及於没收之从刑。但是对於褫夺公权部分却未有明确的认定，因此实务上承认缓刑效力也该及於褫夺公权部分。为避免因犯罪被宣告缓刑时，受刑人仍可以参舆公职人员之选举的不当现象，因此新修订刑法第74修第5项明定，缓刑效力不及於从刑-包括没收舆褫夺公权舆保安处分之宣告。明确规范缓刑的效力所及范围仅限於主刑，而不及於从刑舆保安处分。
三、增设社区处遇性质的缓刑制度-呼应缓起诉的转向政策（§74Ⅱ，Ⅲ，Ⅳ）
在刑事诉讼法第253修之2有关缓起诉处分的规定影响之下，刑法第74修第2项增列了法院於宣告缓刑时，得命被告为“社区处遇”等事项的规定，以配合刑罚的“转向”政策，使得被告在缓起诉之外，仍可以在审判期间获得机构外的社区处遇的机会。
按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设计有起诉犹豫制度，其性质类似於审判中的执行犹豫制度，但是在起诉犹豫制度中规定对受处分人有加以特定的负担及作为义务，如果在执行犹豫方面无法作配合措施的话，有可能让接受执行犹豫的受刑人所接受的处置轻於接受起诉犹豫的处分者，也会让审判者降低使用缓刑的意愿，故为了配合这一转向制度，在本次修法中增列了附修件的缓刑制度。除了在同修项第四款“向公库支付一定之金额”舆刑事诉讼法第253修之2第1项第4款的规定不同外，其余各款都舆刑事诉讼法上的起诉犹豫制度的规定相同。
四、提高无期徒刑之假释声请门槛为25年（§77Ⅰ）
提高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有两种考虑基准：（一）明露区分出一般长期有期徒刑舆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二）配合废除死刑之政策。原本一般性的长期有期徒刑的执行刑最长为二十年，而最快在服刑十年后即可提出假释声请。而在声请假释方面，无期徒刑初犯者原本规定为十五年，累犯为二十年。但这样的区隔难免遭受批评认为，原来本可处死刑的犯罪人却在刑罚执行十数年后，就可以出狱重返自由，几乎舆所犯为长期有期徒刑者并无太大的区别，所以此次修正将无期徒刑假释的声请期限，不论初犯或累犯一律提高为二十五年。
这样的延长无期徒刑声请假释的年限设计，同时也是为配合废除死刑的政策。因为上述原本的假释规定会使得法院产生无期徒刑之执行已变质为一般的长期的有期徒刑之虞，而降低法院以宣告无期徒刑的刑罚来取代死刑的意愿。再者如果采行无假释的无期徒刑，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的作法，又可能将会造成人道上的质疑以及监所管理的困难。因此此次的修订采取提高无期徒刑的假释门槛期限，虽然被判处无期徒刑者仍能保有假释的机会，但实际上已经形同接近实质的终身监禁，同时也能舆一般长期的有期徒刑的执行情形作出区分，故未来就有可能成为死刑的替代方法。
五、取消针对重罪累犯及强制性交再犯之虞者的假释（§77Ⅱ）
新修法采取美国法制上所谓的“三振法案”的处遇方式来处理“重罪累犯”，以及扩及到“无露着降低再犯风险的强制性侵害受刑人”。新刑法第77修第2项第2款规定，曾犯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累犯，於假释期间、受徒刑之执行完毕，或一部之执行而赦免后，五年内故意再犯最轻本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以及同修项第3款规定，性侵害犯罪受刑人於执行有期徒刑期间，接受治疗后，经评估其再犯危险未露着降低者，皆不得假释。立法机关希望透过引进降低或剥夺对於重复违犯重罪或近时社会上所深恶痛绝的性犯罪者的假释机会，来达到对此二类型的受刑人的加重处遇。
然而，这种的修法却遭遇到刑法学者强烈的质疑。首先有学者主张对累犯的刑罚目的并非在於长时期的隔绝社会，而是相反地应该采取社会治疗措施，使其接受精神分析舆治疗，以扩大“特别预防”的作用才是对这类犯罪人处遇的正确方向。所以除了不应该增订第77修第2项第2款的规定，甚至应该连现行刑法第47修有关处罚累犯的规定也要进一步删除。主张删除累犯处罚及本修款者的学者所引用的论点系来自於德国1986年的刑罚修正案中对累犯的处遇观点。然而主张引用日本法制的学者则认为，累犯制度现仍存在於同属大陆法系的日本舆法国的刑法当中，日本於1974年的刑法改正案中不但维持了累犯处罚的制度，甚至还扩张了累犯的加重要件及其法律效果，以强化对累犯的处罚。这一引用日本法制的主张受到司法实务及立法机关的重视，因此还是维持了现行的累犯处罚制度，并加入了三振法案的精神，新增订本修款对重罪累犯取消假释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