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缪尔达尔（G.Myrdal）的体现着“回波效应”和“马太效应”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学说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发展思想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发展中国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其有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上，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上。结构刚性意味着在较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没有明显的改进，克服这种刚性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化。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工业化必须是有计划的工业化，有计划的工业化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法宝，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结构主义发展思路。40年代《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P.N.Rosenstein-Rodan，1943）和《落后地区的工业化》（K.Mandelbaum，1947）是发展经济学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文献，前者提出了在工业部门中实施有计划的工业化思想，后者则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探讨落后地区工业化落后和大规模农村伪装失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50年代初，普雷维什（R.Prebisch）和H.W.辛格（H.W.Singer）提出了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即欠发达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命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1954年W.A.刘易斯（W.A.Lewis）设计出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的分析框架将发展中国家的刚性结构问题理论化、空间化、具体化，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路最有影响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武器。1957年罗森斯坦罗丹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推进式工业化模式，其理论成为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另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标志。与此同时，R·纳克斯（R.Nurkse）认为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存在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恶性循环，而要消除它，就必须实现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平衡增长，即全面投资于各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克服不同地区、不同产品的供求弹性差异，为其它地区和其它行业的新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并引诱新的投资与效应概念来论证不平衡增长，认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间（尤其是农业及相关部门）联系效应很弱，相对而言，进口替代工业联系的需求效应就应该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部门。
上述理论和方法从静态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化，结构主义者还运用各种方法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结构变化的过程。S.库兹涅茨（S.Kuznets）通过对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动分析，试图展现刚性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G.缪尔达尔（G.Myrdal）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将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形成与破解融为一体，着重探讨了结构变化的动力机制；R.R.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揭示了刚性结构的程度以及走出结构陷阱的动力；H.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克服结构刚性的量化问题；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建立的长期动态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要走出刚性结构，必须通过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主义认为刚性结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特点，从而表现出追求宏大理论的倾向，政策取向上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和实行进口替代，强调有计划的工业化是破解发展中国家刚性结构的法宝。认为只要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欠发达国家就能发展，因而他们偏向于内向的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且否定国际贸易可以“传递发展”的古典观点，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事实上阻碍了穷国的发展，富裕的先进国家的得益是以牺牲贫穷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并且由于因果关系的作用和积累的影响，使得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些观点导致了后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更多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并为拉丁美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官员和学者所接受。其具体贸易政策主张是进口替代政策：即对国内所需的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用配额或关税限制其进口，而在国内建立同类工业。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古典主义复兴。在联合国贸发会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普雷维什就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道路上已走到尽头，应当改弦更张，转向鼓励出口的外向型战略。英籍印度经济学家拉尔猛烈抨击了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在贸易政策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现贸易自由化。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奉承只有一种经济学即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在内的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思路。他还说：“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缺乏根据的”。由他本人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古典比较成本说的演进，尽管比较成本说是静态的，但沿着比较成本线显示的静态贸易收益能使储蓄和投资获得双增长，此外还吸引来自国外的资本，鼓励专门技术知识进口，这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这种效应是动态的。总之，发展中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明特通过对双元结构下的自由贸易分析，论证了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实行出口导向（替代），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经济学进入最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增长理论的产生。新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不象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所共同接受的基本理论模型，新增长理论是一些持有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模型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这些经济模型之间既有差别，同时又包含有别于其他增长理论体现新增长理论的共同要素。20世纪80年代，狄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和爱瑟尔等人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了非比较优势贸易观点——“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不必仅仅为了利用其差异性从事专业化和贸易，还可因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带来的收益递增而从事贸易。80年代中期，受“新贸易理论”的启发，一批新增长理论家如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人，把内生创新模式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提出了更现实、更富预见性的新理论框架：开放性内生增长理论。总体而言，大多数新增长理论学家突出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技术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结果；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决定因素；国际贸易可以加速先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进而带来使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的“外溢效应”，国际贸易新原则应当从“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原理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整个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加速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产生“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如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等。
1.2.2国内研究文献回顾
（1）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目标实现问题的研究
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问题研究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内外均衡矛盾日益凸现并日趋复杂，国内经济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内涵以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以寻求实现我国内外均衡的方法和途径。例如：宏观四大目标与实现内外均衡（郭树清），我国内外部均衡关系初探（费新）等。
其二，在西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与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实现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政策协调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主要是集中短期的需求调整政策的运用研究，也就是支出增减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等）的搭配问题。例如，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搭配（姜波克），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利率、汇率政策协调（李锁云，高侯平），我国内外经济均衡与汇率政策调整（祝洪章），论财政政策与汇率政策——兼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部均衡及其政策搭配（ 蔡一珍），我国经济内外均衡与人民币汇率走势——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谈起（张薇），关税和汇率政策配合与宏观经济均衡研究（吴洁）等。
其三，侧重于研究我国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各种政策实施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制度因素（特别是金融制度）、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政策协调效果的影响。例如：中国内外均衡的环境与对策（顾卫平），影响我国内外部均衡的政策实施环境（费新），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一种基于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姜波克），人民币汇率与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梅映昱），宏观经济均衡和我国的汇率制度（戴钢），论收入差距扩大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宾建成），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程惠芳），论对外投资依存度与宏观经济均衡（徐清军）等。
（2） 我国外贸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问题的国内研究文献不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及演变。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与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佟家栋），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胡汉昌，郭熙宝），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与决策的选择（郭克莎），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林毅夫），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郭克莎），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郭克莎，孙希芳），新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徐万华），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及其启示（王耀中），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思考（张鸿）等。
其二，针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李欣广的《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书，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下，对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学者的战略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包括以黄方毅（1985和1986）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战略主张，以王正宪（1986）和刘昌黎（1987）为代表的进口替代战略主张，在混合型贸易战略主张中，以许心礼（1987）为代表的综合论，以任纪军（1991）为代表的折衷论，以薛家骥（1991）为代表的并行论，此外，还有王建（1988）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陈琦伟的国际竞争力导向战略，陈明星（1989）的全方位贸易发展战略，等等。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以贾宝华（1999）为代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的主张，而左大培、刘庭、娄彦华等学者则认为应该转向进口替代战略，王耀中的“战略性复合贸易战略”、陈家勤、徐迈华的“经济增长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靖学青的“总体上的‘进口替代’与局部渐进的‘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张鸿的“开放式的进口替代战略”等基本上属于混合型贸易战略主张，刘力的“出口、进口和内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和刘彤、胡世瑜的“基于大国规模背景的、开放式平衡贸易战略”属于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主张。
1.2.3本人的评价或想法
以上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对我国的外贸与宏观经济运行及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从目前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对开放经济下的内外均衡目标实现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外贸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都显得相对孤立，一定程度上缺乏将二者进行有效和有机的结合。